唐子：儒教復興在民間 可為中華議會政治奠基
【大紀元9月25日訊】當今依附中共的政治、經濟、文化三類精英錢權聯盟、攜手致富，在政治穩定和魚肉百姓之間玩平衡，卻導致貧富分化兩極化，社會公正一天天被扼殺，累積著不穩定因素。儒者康曉光就此指出，掛馬列主義、民主主義羊頭，賣資本主義、權威主義狗肉，「已經混不下去了」，中共必須棄馬列而復興儒教。
復興儒教，講仁義道德、建和諧社會，確實是一個不錯的建議。但儒教復興通過甚麼力量復興，有甚麼重大的政治意義呢？以下分四點來回答這兩個問題：
一、儒教生命在民間，在於創新儒式家庭和幼兒園。
真要復興儒教，儒者必須棄共自立，走出對中共的依附和恐懼。大陸儒者不能繼續脫離一波波疊起的中華自由民主運動，必須勇敢地對中共一黨獨裁的統治說NO。不撤除豬圈國的語言、信仰籬笆，儒者如何講仁義道德到位？認可了豬一樣的活法就是幸福，又怎會不豬八戒似的盡佔孫悟空的便宜？儒家並非離了君權就沒法活。孔孟時代四百年，經濟上單憑祖業和學生學費，儒家諸子的確窮不移，富不淫，威不屈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當代儒者應當回到春秋戰國儒者創立儒學的道路上，依托民間力量，自創儒教。康曉光的復興路顯然走不通。寄希望邪靈附體者聚合的中共邪教式流氓團伙復興以仁義道德為主題的儒教，無疑是幻想。達爾文提出生物進化已經一百多年，科學家至今仍未從猴子中培訓出一個人來。爬行的嬰兒直立成人，由古到今都不過一年左右。人生人，猴生猴。人可以像猴還是人，猴可以像人還是猴。中共猴人不可能復興儒教，充其量把儒教當猴戲唱，嘴剛說完仁，手卻抓破他人臉皮。
康曉光、蔣慶等中華儒者，與其徒勞無功地等待有朝一日中共轉變邪惡性情棄馬列暴政而行儒教善政（事實上這一天永遠不會有，暴政雖邪惡卻是黨的靈啊），不如走出學府逕直去民間傳播仁義道德。中共背後是撒但大紅龍，儒者之善性和人法是鬥不過其變幻莫測的魔性和魔法的。江澤民講以德治國的同時，把以德治社會的法輪功當作邪教加以剷除；胡錦濤唱和諧社會歌的時候，卻讓遲浩田的軍刀現代化計劃—— 以死八億人的代價將美國三億人在北美大陸清場——在網上流傳，讓朱成虎的核武攻美的叫囂通過駐港、來港外國記者的筆響徹全球。康、蔣等中華儒者除了目瞪口呆，又能有甚麼絕招化解呢？
但儒者進入家庭和幼兒園，將其知識和學問通過人格投射到父母和孩子的心靈上，化解中共魔性和魔法的神性和神招就將透過群體的善性表現出來，施展出去，卓有成效地消解中共為一黨私利與世界同歸於盡的瘋狂企圖。
知名評論家曹長青說得好，中共瘋狂想法的實現能力除了美國的軍力制約著它，中國人對生命的珍視心願也制約著它。如果儒者們不是白費口舌地對中共作軟弱無力的王道仁政說教，而是在家庭和幼兒園這一民間社會的基層，通過自己的仁義服務——對他人生命、人格的尊重和對他人權力、利益的寬容——投射到父母、幼師心靈上，並通過父母幼師的言傳身教培育純潔無邪的幼兒做小仁者——孝天（神）敬地尊父母、愛河山，讓儒家珍視生命的思想原則播撒到方方面面。新儒教的神聖信仰將聯通人的前世、今世和來世，一旦中共佯瘋裝顛不惜天下大亂時，中國人不是因為怕而做它的殉葬品，而是紛紛鮮明地表態唾棄戰爭和暴力（不被其動聽和誣蔑的藉口迷惑），其軍刀便霍然落地。
二、新儒教倡導神本民權仁義善政：公民不同而仁而和。
藉助神聖信仰，儒家完全可以如同法輪功立足民間之精神需要一樣，在中華大地家庭倫理的道德需求裡找到自己的堅實基礎，成為中華現代國魂。
新中華，即民主的仁義中國。牟宗三、徐復觀和唐君毅等由大陸到台灣的新儒移民於1958年提出結合中華仁義的道德傳統和西方憲政的民主政治的主張。放眼東亞，從新日本到新韓國、新台灣，實行憲政民主後，仁義道德依然光鮮。事實證明，儒家傳統與現代民主原則是相融的，政治封閉是中國歷史而非社會特色。
儒家無論儒學還是儒教時期，都倡導善政。只是因為王道善政，有行仁的治道要求，而無政道保證，且君王領導聖賢（皇室利益主宰民族道德），導致王朝或皇朝歷史總是暴政終於暴亂中，一旦惡君當道善臣善民都要死不活。遠神靈而近君王、近父母、近官師的儒家倡導唯今世主義，導致「君子智慧，小人愚昧」的歷史狀況被當作永世不變的絕對真理，君子官不給小人民政治權利所致特權惡慾不能有效制約，所以雖有儒家不停地教善倡仁，臣民卻統統同（私心）而不和（睦）。
新儒教的神聖信仰裡，所有人都是神的兒女，神在創造人類始祖時早就被一視同仁地賦予了仁心聖資。因此，孟子關於君王要聽聖言行善、行仁政貴民的仁者專政思想，在當代參考歐美人民民主思想，便可升級為民選仁者做總統的中華式神本民權政道思想。講神民政道的新儒家，其傳播仁義道德的使命跟舊儒家不同，不再是輔佐君王做愛民如子的清官，而是言傳身教地教育家庭兒女和社區居民既做修德性的善民，還做守法律的公民，且使公民不僅有恥且志願升格。
做善民從做公民開始，培育公民善良地運用言論、信仰、出版、結社、遊行等自由權利，將長期以來庶民（別名黎民、平民、草民、小民等）被動的服從變作主動的義務。如此中國人，當發現可以跟官員平等對話暢所慾言時，他們就會珍視自己的主人地位，自覺服從法律關於不得侮辱、誹謗的規定，就會一年比一年用語理智、文明。尤其當他們發現結社建黨靠暴力和謊言營私路堵死了，就會自覺地結黨為公。如此人文環境下，善民們無論為官、為民都會政見不同卻和睦相處。
三、仁政原則轉換政治主體，創建以義導利的新型議會。
舊儒家由於企望依托君權力量而推廣仁義道德，因而倡導君王為民謀利行仁政。君王被當作政治主體，而庶民被當作政治對象，一切都是君王說了算。君王可以依天道、天理的人間代表隨意決定臣民的一切，包括其寶貴的生命，正所謂「君要臣（民）死，臣（民）不得不死，多少冤假錯案累積的暴政就是這樣出現的。
新儒家由挑戰中共一黨獨裁統治的勇者創建，根植民間而生存，依托民權力量推廣仁義道德。新儒家創建新儒教，倡導由中央總統到地方長官（省長、市長、縣長等）受民意（選舉）委託而行仁政，僅僅是職權受法律和時間限定的行政主體，選民及其代表卻是立法主體。憲政制度下，多元化的人民集合才是政治主體。
中華共和國憲政制度下，不是君王讀儒經由士大夫輔佐行仁政，而是讀儒經的公民選舉總統等各級行政首腦並委託他們行仁政，與人民在政治互動中有恥且格。
新儒教一旦發揮起公民•善民型教化作用，結社組黨立足廣傳仁義道德的民間，心靈受仁義道德準則的指引，有政治抱負和熱情的儒士將是議會中最具傳統根基的政治力量，也最具包容性。公民儒在入世的政治修煉中成聖。
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9月21日晚上在紐約發表講話指出：中美關係「只是建立在偶然的利益一致基礎上」“是膚淺的，而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上的關係才是深厚和長久的。」中美如此之夥伴關係，根本別指望在中共邪教和流氓當政時建立，那只能是偶然的利益一致關係，但在解體中共之後是完全可以建立的。
由天道、天理而升級換代為神道、神理的新儒教，運用仁政的民利原則，可以創建出「以義導利」新型議會。西方議會制度主要是其經濟制度的政治形態，以多元的政黨競爭方式與其多元的公司、財團競爭相匹配。當今歐美國家，包括美國，在跟中共打交道的時候，所以會被中共以其政治綁架的13億人口大市場換取他們對中共國內人權問題的沉默或應付式的抗議，就由於政黨議會以經濟利益為主導。由於神權的獨立和強勁在外部制約著，影響官員和議員的心靈，加之分權制衡制度，歐美政府不可能被市場利益驅動得太遠，民族私利卻終難超越。
政黨議會建立，使「不同而和」之中華君子品格修煉有了制度上的保證。用儒教仁義原則來革新議會，創建宗教議院，以義導利，給以共同價值觀引導共同利益的人類文明追求予以政治制度保障。此革新試驗成功，還可推進聯合國改革。
四、創建由宗教上院和政黨下院組合的中華議會。
中華民國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其在大陸統治權力的喪失，就在於政黨議會的政治試驗失敗。概括地說，當時的政黨議會只是中華之上層、中層逐利的政治平台，整個庶民（尤其是地主之外的絕大多數農民）的利益還不在考慮之中。當袁世凱以武力解散國民黨佔多數的國會時，中華民國便被推入連綿36年的內外戰爭之中，最後鼓吹庶民勝利的中共以馬列邪說迷惑工農大眾而暴力叛亂成功。
中華政黨議會試驗所以失敗，原因錯綜複雜，儒家仁義道德傳統在議會裡被完全排除可謂至關重要的原因。袁世凱以暴力驅逐國民黨出國會，蔣介石以軍力遲遲禁開國會，毛澤東以流氓手法玩弄國會，都是私利或黨利當頭，仁義道德被當鞋穿。中國當時的議員或官員，絕大多數都受過很好的儒家教育。議會使結黨營私合法化為政黨權利，先利後義如同春秋戰國時期時髦。如此思潮下，儒生亂時造反的傳統跟共產主義革命結親，讀書人熱衷槍桿子，中共抓住了以救國救民名義綁架中華民族去中國化的政治機會。儘管台灣最終接納了政黨議會，但正氣奇缺。
由此可見，中華大陸引進今天的議會政治，預先考慮好跟仁義道德的昨天傳統相結合很重要。新儒教確立神本民權思想，政治上民利首要的思想原則跟兩院制議會新形式相結合，當可平順地使議會成為社會上中下三層公民權利的政治平台，使立法權通過各階層的民意代表真正掌握在全民手中，法律最充分地代表正義。
在中華議會裡設立宗教院，地位類似英國上院和美國參議院，以價值觀思考為職業者代表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教徒進入此院議政參政，給予其價值觀以對話討論、溝通相融、互動升級的制度平台，有權批准政黨院的40%決議，以保證價值觀對利益思想的政治引導。此議院在歐美國家難以首創，在中華共和國卻像是天作之合，因為儒家傳統下，中國人對宗教和信仰很包容，很多地方的廟堂同時供奉神靈、聖人和佛，宗教議院可謂立法的多神寺。
中華議會明確設立政黨院，地位類似英國下院和美國眾議院，提供中華公民及政黨、社團追求現實利益以求法律保障的政治平台。專設政黨院，把中華亂世中才得以自由表現出來的正常的逐利要求正道化——合法化、制度化，一旦政黨議員接受遊戲規則不訴諸街頭或山頭政治，政權和平交接制度在中華便落地生根了。政黨院立法決議案的60%，在本院依照多數票表決通過，以確保民利為本。
中華教、黨兩院制議會有三、五十年磨合，中國人將在物質利益和精神追求之間走出一條中庸之道，真正和平崛起並長治久安，它也許是人類世界文明的大方向。
結語：
儒教是中華國民精神生活的昨天，儒教復興非常必要，卻不是依然昨天的經典故事，而是經典原則的今日新歌。沒有一批仁人志士之行儒對中共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的政治挑戰，儒教復興是不可能的。儒教復興的力量在民間，今日儒家不是講給中共，而是要引進到家庭和幼兒園，在這民間社會的基層紮下根來。
新儒教不能指望仁義道德靠任何王者（皇帝、政黨、總統）以行政體力量來傳播，其神聖信仰如同法輪功的神佛信仰一般神力巨大，給真誠地做君子修聖賢以精神支柱。新儒的歷史使命是在中華共和憲政民主進程中培育世代接力的公民儒，他們在入世的政治修煉中成聖，給開創雖政見不同卻能仁愛共處之環境準備人文素質基礎。當中華仁政的主體由君王轉換到人民，運用神本民權的仁政思想，可以從中華大陸首創出宗教上院和政黨下院合成的新式議會政治，以義導利，引導中國人在物質利益和精神追求之間走出一條中庸道，中富而高雅地活，與美國媲美。@(//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