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六四反思和理論探討
【大紀元9月15日訊】（一）對《六四真相》的一點批評
對於六四研究，我想我們現在做的，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事實和真相的研究，一個是理論和策略的研究。事實和真相研究，有不少朋友做了很好的工作。但在這裏，我只對《六四真相》講一點批評性的看法。對這本書及編輯，我一直抱有某種疑問。我贊成許良英先生的說法，即《六四真相》掩蓋核心真相。這個倔老頭，脾氣倔，許多意見，很尖銳，別具眼光。這個核心真相，也正是中共要掩蓋的核心目標。這本書有一些淺層次的意義，但其意義顯然被誇大了。黎安友先生為這本書寫的前言，及後來寫的對十六大交接的評價等東西，有失水準，讓人驚訝。
（二）理論研究：定性和定量
不過，我在這個發言中，主要想講的，是理論方面的一些問題。先順便講一點基本理論。
一門科學，要成為真正成熟的科學，不僅必須有成熟的定性理論，而且必須有成熟的量化的數學模型。但社會科學方面，迄今還沒有基本理論方面的系統的數學模型。馬克思有其社會科學的定性理論，並且有經濟學方面的數學模型，雖然這個模型不實用，但畢竟是重要的數學模型。可惜的是，馬克思的理論和模型，被實踐證明是完全錯誤的。我的人本主義或新人文主義也從理論上證明了它的錯誤，並提出人本主義理論的粗線條的定性體系。但限於客觀條件，我一直無法詳細解釋我的定性理論，並作一些量化方面的探討。就目前理論界、學界整個情況看來，要建立真正的量化的社會科學，路途還非常遙遠。我這裏也不準備談量化問題，但從我下面的敍述中，人們或許能夠看出量化問題的某些方向。
（三）傳統理論的一個根本錯誤
這裏必須顛覆和清除一個流行很久的，幾乎成為人們”常識”的基本觀點。
在全世界，包括東方和西方，受經濟唯物主義即經濟決定論的影響，人們往往認為，生產力和科技的發展，決定民主的發展，它們是民主的基礎。即使受經濟決定論影響不深的人，也習慣地認為，生產力和科技，直接有利於民主，有利於民主力量向專制暴君爭取民主，從而對民主有促進作用。但事實上，這個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就像象我過去批判的，把私有制看成民主基礎的觀點相類似。
我的研究結論恰恰相反，我認為，如果沒有對民主的自覺認識，生產力和科技越發展，人們就越可能成為專制暴政的奴隸。
科技和生產力的發展，固然對現代民主有某些重大意義，提供了實現現代民主的某些技術手段，例如交通、通訊、統計、計算、無線電、電視、電訊、電腦、互聯網等等對民主的重大作用。但生產力和科技的發展，同樣地，或者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為專制暴君提供了手段和力量。一個古代的專制暴君，要對邊遠地區的反叛採取鎮壓措施，需要化很長時間；而現代的專制暴君，卻幾乎沒有空間限制。原始社會的原始群，以力相搏，勝者為王，這時的王，依靠的只是自己的體力和石器；古代的專制暴君，能夠利用的，只是弓箭和刀劍；而現代的專制暴君，卻可以利用機槍、大炮、坦克、飛機、火箭、導彈、甚至原子武器，後者即使不用，至少也是威懾力量。他們可以利用現代化的電訊和媒體，製造輿論。而對於專制制度的反叛者說來，尤其是對於極端專制的國家，即法西斯國家或極權國家，如希特勒德國，薩達姆的伊拉克，塔里班統治的阿富汗，現在的北朝鮮，古巴，中國這些國家的反抗者說來，幾乎像原始人一樣，只能依靠自己拳頭和牙齒來反抗，用自己的口來宣傳。並且，古代的暴君，由於所依靠的技術力量和其他力量不足，往往使反抗者有可能形成組織，以反叛組織的組織力量，去對抗國家這種組織力量。中國歷史上，秦末農民起義，以及不斷以宗教和半宗教形式掩護形成的農民起義，就是例子。但現代的專制暴君，卻不讓反對者有形成組織力量的可能。即使像法輪功那樣，不自覺地沿用中國農民起義的半宗教形式，形成組織，但還沒有開始反對政府，馬上就被取締了。組織力量，尤其擁有武裝力量的國家力量，是有機集成的強大力量，一般情況下，分散力量是無法與組織力量，尤其是國家力量抗衡的。
因此，僅僅從技術和生產力的角度看，當代專制國家的人民爭取民主，決不會比古代的希臘人民，美國革命即獨立戰爭時期的美國人民，爭取民主更容易一些。相反，也許要困難一百倍。因為獨立革命時期美國的技術和生產力，包括軍事技術，也許比現在落後一百倍，當時美國沒有任何現代技術和現代生產力，其技術和生產力，大約同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差不多。而當代的民主潮流，恰恰是人們主觀認識提高的結果。這種提高，一是由於民主國家的正面榜樣讓人嚮往，二是專制暴君力量的加強，專制制度的反面榜樣讓人害怕，使人們盡力試圖加以制約和改變。
事實上，民主恰恰不是由生產力和科技發展直接推動的，生產力和科技恰恰不是直接成為民主力量。恰恰相反，因為生產力和科技的發展，大大加強專制政府和專制暴君的力量，使生產力和科技表現為異化的，與人民及民主對立的力量，使人們越來越迫切地認識到必須對這種異化加以制約和限制，這樣才產生民主制度。因此，民主制度完全是人類自覺認識的結果。如果沒有這種自覺認識，那麼，結論就是上面說的，生產力和科技越發展，人們就越成為專制暴政的奴隸。伊拉克，北朝鮮，古巴，阿富汗，中國這些專制國家，都是不遺餘力地進口特殊的先進武器和技術，去統治和控制人民。這些專制國家，比古代專制暴君更專制，而人民卻更無能為力，原因就在這裏。以後有機會，我們還將說明，世界政府應該是人類維持和平和秩序的夢想，但如果世界政府沒有高度的自由民主來制約，那麼，它將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它的力量太強大了。
隨著科學技術的擴展，人們反抗專制暴君的難度越來越大。如果有一天，產生科幻小說描寫的情況，某個狂人有可能憑科技控制人類命運，那就太可怕了。所以，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必須自覺地大力發展自由民主事業，以便對科技可能的專制異化，加以必要的防範，制約和控制。
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民主運動，在人類歷史上也是空前的。但中國的民主事業，卻不斷失敗，中國的民主力量，比歷史上的民主力量付出更多，失敗卻更厲害，其主要原因，也正是由於中國當代的專制統治者，比過去的更強大，更專制。作為中國政治反對派根據地的狹義民運圈，被中共地下勢力玩弄於股掌之上，被他們控制、領導、瓦解、搞臭，搞得一團糟。狹義民運圈這個根據地，基本淪陷，為其地下勢力所控制和左右。中共不僅在國內力量強大，在海外也很強大，它的地下勢力控制了海外絕大多數中文媒體和海外僑界黑白兩道的大多數。以致反對力量中，那些竹筒倒豆子的人物，到了海外，仍然受中共不同程度的控制，很難反叛。忠於中共的勢力受到捧抬，真正的反對力量，則被嚴厲打壓。與中共相比，狹義民運的力量，是太過弱小了！
（四）自由和規範
人類天生是自由的，因為人類天生有意識能力。人的這種能力是自然長期作用的結果。人可以依靠這種能力產生和接受意識，並依靠意識來控制和改造世界，擺脫奴隸狀態，取得某種程度的隨意行動的能力。這就是自由的能力。但人天生又是不自由的，他一生下來，不能走，不能爬，吃飯還要母親喂，自由能力還不如其他動物。人的自由是學習，繼承，和社會作用的結果。
一個成年的單個原始人，雖然他的自由能力來自天然和社會的結合，但也許可以假設他離開社會，不受社會制約，自由自在。但這時，他受自然力控制的程度是很大的，也許連生存也很難，更不可能發展。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必須結成社會，而要結成社會，就必須遵循某些規則。這些規則也稱為規範。人們必須受這些規則、規範的制約。在這些規範面前，人們必須放棄違反規範的自由。自由和規範，也是人類對客觀世界偶然和必然關係的反映。自由，讓人類能夠行動並發揮自己的創造性；規範，讓這種行動和創造性不致因為互相對立而互相抵銷。因此，規範，最終是為了保證人類總體上更大的自由及這種自由的成果。
然而，專制制度，尤其是極端專制的極權制度，卻要取消人類必須的自由，強迫人們服從反動的專制規範。這必將大大限制和損害人的行動能力和創造性，這是專制制度對社會最大最根本的傷害之一。同時，由於專制統治者的腐敗無能，或者胡作非為，任意胡鬧，如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又進一步對社會造成傷害。第三，這些情況又大大傷害人們的感情、積極性和凝聚能力。所有這些，往往造成專制國家總體社會力量的弱小。
極權政府和反抗者之間，力量的巨大差距，以及專制制度對國力的傷害，正是伊拉克，阿富汗，北朝鮮，古巴，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表面上穩定一致，實際上貧窮落後，國力衰弱的原因。
（五）六四教訓，突變和漸變，革命和改良
一、 突變道路
由於人們反抗這種極權專制的極端困難，不可能逐步形成和發展反對派組織，形成有組織的反對力量。如果極權政權堅決不願意進行改革， 特別是不願意讓有組織的反對力量形成和發展，不願意開放黨禁和報禁，實行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那麼，專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轉變的有序的、漸進的變革和改良，都是不可能的。這時，改變極權制度，實現民主的道路，基本上只有兩條：這就是突發事件和外力入侵。
在古代中國，夏桀和商紂暴虐的專制統治，採取了商和周兩個屬國起兵入侵的形式來消滅，這可以說是外力，也可以說是內力。秦和隋，採取了農民起義的突發形式。漢以後的專制社會，殘留少量宗教結社的自由，因此，反叛力量往往採取宗教半宗教的形式，形成組織力量。在現代和當代，希特勒，塔里班和薩達姆，由外力消滅，而其他極權國家，如共產黨極權國家，往往採取了突發事件的形式。當然，夏桀和商紂，及到國民黨政權為止的中國專制政府，除了秦皇朝等個別以外，還算不上標準意義的極權政權。中共政府才是典型的標準意義的極權政府。極權專制制度既沒有民主，也沒有自由。它不僅實行政治上的專制，而且剝奪社會公共生活的自由，尤其是政治自由，例如競選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等等。共產黨極權國家，比一般極權國家還要更進一步，這些國家不僅剝奪公共自由，而且盡可能多地剝奪私人自由，例如個人生活的自由，家庭生活的自由，私人經濟活動的自由等等，以致在這些共產黨專制國家，離開政府控制，人們就無法生存。這些極權國家，往往還是法西斯國家，屠殺人民的國家。而象滿清末年和國民黨時期的專制國家，則是一般的專制國家，它們沒有民主，但卻不同程度地保留一定的基本自由。不僅保留私人自由，而且保留一定的公共自由，包括政治自由，例如一定程度的新聞自由，結社自由。它們甚至實行低度的競選自由和低度的民主，例如省以下議會的民主選舉等等。
由於不可能依靠組織逐漸積累力量，逐漸發展，逐步前進，在極權國家，老百姓只有依靠突發事件，迅速集結，在極權政府還來不及鎮壓，尤其是來不及採取武力鎮壓前，短時間內，就迅速形成與統治者有組織的國家力量相抗衡的強大力量，並且盡可能組織化，爭取分化或瓦解政府力量，尤其是武裝力量，至少使其中很大部分保持中立，才可能取得勝利。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突發事件，是由於專制政府的強大壓力，使社會的反抗力量逐步進入”超臨界”狀態，就像自然界物質在特殊的壓力等條件下產生超臨界狀況，在特殊條件下產生相位的突然變化一樣，產生突變。這就是突發事件的形式，它往往表現為慶典式的革命。
八九民運，六四事件，對反抗極權爭取自由的人們，及至對全人類說來，它的最大意義，就是這樣的一次突發事件。它雖然在中國失敗了，但卻在全世界勝利了。它改變了世界，它促進了蘇聯東歐專制極權政權的垮臺，它給全人類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教訓。
這種突發事件的結果，取決於反抗的人民與極權統治者之間的力量和策略對比。就人民這一方面說來，決定其力量大小的因素，一是數量和組織程度，二是主觀行動及其目標的明確程度，三是策略的正確、堅定和靈活程度。就統治者這方面說來，一是統治者力量，尤其是他們還能夠控制的武裝力量的強弱程度，二是極權統治者的無恥和堅決程度，三是專制政權各級人員，尤其是武裝力量的服從程度和反叛程度。
就力量和聲勢說來，蘇聯的八一九，遠遠沒有中國的八九民運聲勢浩大，但為什麼結果卻相反，蘇聯人民勝利了，中國人民卻失敗了呢？這裏，有兩個比較鮮明的對比：
1、就反抗力量說來，中國完全合法的全國領導人趙紫陽等，不敢對鄧小平有任何積極主動的反抗行動；而對全蘇聯並不具有完全合法性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卻勇敢地走上街頭，號召抵抗。如果葉利欽像趙紫陽一樣不敢抵抗，那麼，蘇聯人民也是必敗無疑。僅僅這一點，就已經有了某種決定性的意義。
2、就專制暴君那一方面說來，蘇聯的那些將領，既沒有鄧小平的權威，又沒有鄧小平這樣無恥，還有一點人性，因此他們在需要鎮壓，尤其需要殺人時，不免顯得有些猶豫。而鄧小平卻是毫不猶豫，堅定不移地開殺戒。人，一到不要臉皮，就失去任何道德底線，就沒有救了。
所謂好的怕孬的，孬的怕賴的，賴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臉的，就是這個道理。對這些不要臉的人，無論在中共內的，還是鑽到民運中的，都還是離遠一點好。在中國歷史上，原來最大的壞蛋一直是秦始皇，中國農民恨了他兩千多年。但毛澤東一出，自稱超過秦始皇一百倍，一萬倍，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壞蛋。但是，毛澤東的特點是死要臉皮，還有一點羞恥之心；而鄧小平的特點卻是不要臉皮。兩者的特點符合專制君臣關係的要求。因此，鄧小平做起任何壞事來，都是毫不猶豫，他是中國歷史上最無恥的人之一。我在大陸曾經口頭上和寫文章，責問官方：鄧小平說他愛中國，愛中國什麼呢？不過因為中國是塊大肥肉，恨不得把這塊肥肉一口吞進他鄧家的肚子！杭州一個朋友對我說，毛澤東是把天下看成家，天下就是自己的；鄧小平則要把天下搬到自己家，變成自己的。六四那些天真幼稚得令人震驚的知識精英，碰上這樣一個無恥，冷酷，堅決而兇殘的惡魔，也算是他們倒楣。當時我在監獄，對精英和鄧兩方面的對比鮮明的相反情況，深感震驚。
二、漸變道路
極權專制制度要走向民主，也可以走另外的道路。這就是漸進變革的改良道路。類似臺灣，匈牙利和戈巴契夫曾經企圖走的道路。
但走這條道路的一個最必要條件，就是極權專制的統治者願意並且決心走這條道路。願意開放黨禁，報禁，及到願意實行民主選舉並尊重民主選舉的結果。從上而下的改良，是統治者的權利，沒有統治者的同意，就不可能。六四以後，中國特有的”告別革命”派，公然歪曲，篡改和捏造歷史，公然捏造”革命只能產生專制，暴力只能產生暴政”之類的”規律”，自大狂地把自己當作中國的統治者，決定走改良道路。他們千方百計否定作為民主精神、民主道路的精髓和圭臬的《獨立宣言》。在策略上，他們無視客觀條件，把極權政權和英國的議會民主等同起來，從而把甘地和平主義的作用任意誇大。這種情況，乃是一種精神或理智的錯亂。
臺灣道路和匈牙利道路是由於特殊條件而產生的，而且臺灣國民黨政權的一般專制與大陸極權專制有重大質的差別。所以臺灣和匈牙利成功了。這條道路有它的優點，又有它的缺點。它的優點是和平平穩，破壞小；缺點是不易解決官僚腐敗等弊病，和重振民族精神的問題。
戈巴契夫的新思維，開放黨禁報禁，企圖走漸進改良道路。但他運氣不好，遭到蘇聯保守派反對，迫使吸取六四教訓的蘇聯人民，不得不走東歐許多國家的突變革命道路。
我的哲學理念和人本主義社會科學體系，反對馬克思主義死板的”決定論”，死板的”必然規律”和單向單線發展的歷史觀，主張決定論和非決定論的統一，必然和或然的統一，主張多線多向發展的歷史觀。中國走什麼道路，中共當局和中國人民有選擇餘地。我不否定任何一條可能的道路。作為掌握國家政權的強勢一方，中共選擇的餘地更大。但是由於中國的實際情況和中共當局的頑固態度，我對中國走漸變改良道路的前途，並不樂觀。中國人民和中國的民主力量，應該有清醒的認識，應該作好各種準備。在一定條件下，壞事也能變成好事。
最後，希望聽到對上述觀點有內容有深度的批評，包括中共及其地下勢力方面的認真批評。希望中共勢力能真正拿出一點像樣的東西，過去他們只能在內容之外，作抹黑性抨擊，只能表示他們沒有能力討論真正嚴肅的理論問題。不過，對他們這方面能力，實在是無法恭維。
2003年5月21日寫
【注】本文原是為一個研討會準備的發言稿，後因故未與會。現整理發表。――徐水良(//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