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7日訊】
（一）
張季鸞（1888－1941）陝西榆林人， 近代中國最富自由獨立色彩的報紙《大公報》首任總編輯和主筆，民國時期最具聲望的報人。在他主持筆政期間，1941年5月15日，《大公報》榮獲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獎，這是當時國際新聞界極富聲譽的獎項。

張季鸞早年留學日本，並創辦《夏聲》雜誌，1911年歸國，任《民立報》編輯。一九一二年元旦，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大總統，成立了中華民國。因其文名，經于右任推薦，張季鸞任孫先生秘書。曾為中山先生起草《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

張季鸞先生處世頗有稜角，仗義執言，以致曾兩度入獄。袁世凱任大總統時，他對於宋教仁被刺殺案，秉筆直言，遭到無理逮捕，囚禁三個月之久。袁世凱死後，他出任《中華新報》總編輯，又因揭露段祺瑞政府與日本訂立滿蒙五路大借款合同消息，致他再陷囹圄，後經各方營救獲釋。一介書生，兩度落難，兩次獲救，大落大起，預示了其一生的坎坷與輝煌。

張季鸞染有中國文人的文風餘韻，又有現代學人的廣博知識，像象梁任公一樣，筆起波瀾，引領風潮，掀一時之氣象，成輿論之重鎮。

1926年9月1日，張季鸞與胡政之、吳鼎昌（吳出資5萬元使報紙經濟獨立）合作接手大公報，這是其一生的轉捩點。張季鸞在主持《大公報》筆政後，先聲奪人，提出著名的「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主義辦報方針。

論及「不黨」，他說「不黨雲者，特聲明本社對於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係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立袖手之餘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願，在於是矣」。

論及「不賣」，他說「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論及「不私」，他說「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所固有之職務外，井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論及「不盲」，他說「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夾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擲地有聲。「四不主義」一旦公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報》的堂堂報格，並付諸公眾明鑒，天下監督。

這八個字，並非心血來潮，並非靈感驟湧，而是淵源有自，思有所本的。

張季鸞為文坦承：「我們這班人，本來自由主義色彩很濃厚的。人不隸黨，報不求人，獨立經營，久成習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時，往往與檢查機關小有糾紛。」「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治，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1939年5月5日《大公報》香港版社評[抗戰與報人]）

事實上，張季鸞的確也與中國自由主義的象徵性人物胡適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張季鸞、王芸生、胡適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館子。季鸞先生品評適之先生說：「適之先生好比龍井茶，總是那麼清新。」王芸生則品評季鸞先生，認為他好比新泡的龍井茶，清新之外還有熱。以胡適之為人為文的平實理性、寬容厚道和冷靜淵博，以張季鸞為人為文的理路清晰、見解獨到和熱情洋溢來看，上述品評，絕非文人之間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論世，一語中的。誠如吳鼎昌贈給張季鸞的詩所說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舊；我何與君兩忘之？日見百面如新覯！」

（二）

1941年5月15日，《大公報》獲得美國密蘇裏新聞學院獎章這一世界性榮譽。張季鸞先生在《本社同人的聲明》中說：「而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這一點。可以說中國落後，但也可以說是特長。……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於雖按著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應當注意他所指的《大公報》「文人論政」的特點。即，《大公報》雖然具有國際媒體通行的商業經營的性質，但同時，它還擁有中國文人論政的深厚傳統。所謂「文人論政」，就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就是蘊含深重的倫理擔當，即「對於國家社會負有積極的扶助匡導之責任」。這是從中國士大夫「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習性中傳承下來的道統，這就使《大公報》獲得了一種在中國征服人心的力量，從而在形形色色的商業報刊中脫穎而出，臻於化境，被國際社會視為東方最優秀的報紙之一。

就張季鸞自己的為文風格而言，他是「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這既是張季鸞對自己社評技巧的概括，也是其為文的基本宗旨。

有鑒於此，他的政論，不偏激褊狹，不任性使氣，其論事析理，穩健明達，不溫不火，如沐清風，如飲濃茶，娓娓道來，入木三分。他不靠筆走偏鋒、嘩眾取寵來奪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闢，說理的犀利名世。他有一副永遠清新的頭腦，活潑綿密而又提綱挈領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籌的見解；而一流的學識經驗與文字技巧，使他不但面對國際國內紛至遝來的新聞事件，能夠迅即作出反應，幫助公眾瞭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實可靠的分析評論，甚至能在紛紜繁複的難局中，預測事件進展，指明一線出路。有時，他也不惜違逆眾意，壁立萬仞，只爭一線，給出化解難局的應對之方。當時有人評論說，張季鸞為文如昌黎（韓愈），如新會（梁啟超），無僻典，無奧義，以理勝，以誠勝，故感人深而影響遠。這種風格，播灑於萬千社評之內，如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有助於造就社會上健全的判斷力，有益於公眾非情緒化的理性思維能力，有助於邁向一個健康的公民社會。

張季鸞為文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並非鄉願，並非無原則捧場。當為了公義，他認為必須批評時，他的筆鋒又是很銳利的。如他曾撰寫過三篇被人們稱之為「三罵」的社評，曾經膾炙人口，風行國中。一罵吳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報》社評《跌霸》，文中說：「吳氐之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並力無之，但有氣耳。」酣暢淋漓，一語中的。二罵汪精衛，是1927年11月4日的《嗚呼領袖之罪惡》，指斥汪精衛「特以『好為人上』之故，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欲。」三罵蔣介石， 1927年12月2日發表的《蔣介石之人生觀》社評，針對蔣介石因剛與宋美齡結婚而「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並「確信自今日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以犀利尖銳的筆觸指出「蔣氏人生觀之謬誤」，「夫何謂革命？犧牲一已以救社會之謂也。命且不惜，何論婦人？」「兵士殉生，將帥談愛；人生不平，至此而極」。社評責問，以蔣氏的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來論，南京政府軍隊有數十萬，國民黨黨員也有數十萬，蔣氏能否一一與謀美滿之姻緣，俾加緊所謂革命工作？」

張季鸞罵吳、罵汪、罵蔣之時，確實保持著不偏不倚的超然態度和立場。他是無欲則剛， 獨立不羈。惟因如此，蔣介石亦敬重他的這一氣度，在張季鸞後半生一直與之保持良好的私人關係。事實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態，以致《大公報》同時受到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兩大對立主角的青睞。蔣介石在他的辦公桌、起居室、衛生間各放置一份；而毛澤東說，他在延安經常讀的報紙就是《大公報》。

張季鸞一生的文章議論，鑄成了他那個時代的活歷史。而當年的《大公報》，則構建了中國百年言論史上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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