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銀波 : 擁抱光明 儘管黑暗襲擊著我們
【大紀元8月23日訊】《民工的錢與命》第九集（週六早八點、晚八點）——臺北中央廣播電臺《展望中國》。
主講、策劃：楊銀波。
主持、製作：黃絹。
我們的節目口號是：從中國走向世界，從世界展望中國，我們給您在大陸聽不到的聲音，我們給您跟官方不一樣的觀點。
背景聲音：“我們一定要把工錢要回來！這錢什麼時候給？啥時候給我們？你這錢什麼時候給我們？我哪兒有工錢呢？找他們去！走！走！”
黃：這裏是中央廣播電臺——“臺灣之音”，聽眾朋友，歡迎收聽《展望中國》，我是黃絹。在上星期的節目裏，我們曾經和聽眾朋友們談到了大陸民工所面臨的職業病的威脅。在今天的節目裏，我們要繼續就民工在工作場所中的工作安全問題，來和聽眾朋友們做進一步的討論。為我們主講這個單元的，仍然是目前住在廣州的青年作家楊銀波先生。楊銀波出生在重慶偏遠地區，長期以來由於個人的生長背景，讓他對民工這個特殊群體，有著比一般人有更深入的瞭解，也因此而促成了他投入民工維權的行列。在今天的節目裏，楊銀波要繼續從1991年發生在廣東東莞興業制衣廠的一起特大火災來和聽眾朋友們討論：民工是怎樣在大陸極力發展經濟的過程當中，被剝削了他們應有的權益？
楊：在這裏我想政府應當注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不唯獨今天才有。我們追溯歷史，回到10多年前，我覺得好象一直以來這個問題都沒有實質性的變化。我可以舉一個案子，這個案子是一個真實的案例，發生於1991年5月30日淩晨——廣東省東莞市石排鎮田邊管理區盆嶺村的興業制衣廠。我回顧它，整整是14年過去了啊。14年之後，我覺得今天還是沒有得到昨天的那個教訓。這個案例，為什麼我突然會想到它？因為這個案例給我們的打擊，以及對當時中國整個社會乃至高層人物的一種震撼，是難以形容的，甚至現在監獄裏面還關著當時被懲罰的這些人。它揭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這個觀點是什麼呢？基於經濟發展、吸引外資，不惜一切代價，致使工人加班加點，超出負荷工作，工人營養不良，健康狀況不好，缺少安全培訓、安全保護措施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這在當時就已經暴露出來了，到了今天就更為氾濫。所以，我不得不指出這個案子。
1991年5月30日，興業制衣廠發生了一起特大火災，它的起因實際上和另一場大火——1993年11月19日廣東省深圳市葵湧鎮“致麗玩具廠火災”——幾乎一模一樣。後者導致87名打工妹罹難，53名打工妹被燒傷，從遇難人數看，這是僅次於泰國開達玩具廠的亞洲第二大火災。前者導致72人喪生，47人受傷。這一年的5月29日夜，興業制衣廠加班工人梁某吸煙後扔下煙頭引燃易燃物。次日淩晨4時20分左右，廠一樓突然起火，存放在樓層的大量生產原料PVC塑膠布和成品雨衣7萬多件著火，火勢迅速蔓延並封住了這幢四層樓廠房的唯一出口。該廠違反有關安全生產規定，樓內既無消火栓、滅火器等起碼消防器材，也無防火疏散通道和緊急出口，還將很多門、窗都用鐵條焊死，造成工人撲火無力，逃生無門。濃煙烈火沿著樓梯通道和電梯井大量進入三、四層樓的工人宿舍。當時許多工人正在該樓內熟睡，沒等醒來或還不知這裏發生什麼事情就被熏死或燒死，最終造成64人直接熏死燒死，55人從視窗跳樓逃生。逃生人員中，2人當場摔死，6人摔傷、燒傷過重搶救無效死亡。
這個案子的影響是非常大的。當時，全國總工會派人到東莞去調查的時候，第一次向廣東省政委和東莞市發出了警告，說：“投資者急功近利，為獲取利潤，不顧職工安全。地方政府片面強調改善經濟環境、吸引外資，對安全生產、勞動保護工作不敢依法提出要求！”這場火災後來被拍成了一部電影，內容是直接針對工廠裏面的人，政府、企業、民工受到的心理壓力和安全壓力是不可想像的。因為，廠裏是用銅絲來做的保險，條件非常的簡陋。而且燈泡“啪”的一閃，電線就燒起來了，很多人背上、胸前都還有大量被燒傷的傷疤，有的被搶救活了之後又回到廠裏面去。再看見燈泡一閃一閃的時候，心裏就緊張得要命，人都好象要昏過去了，太恐怖了！這種感覺是我們這些沒有被燒過的人所無法想像的。現在活下來的人當中，有一個叫小英。她大概從15歲就開始打工，在火災中僥倖生還後，一直是使用拐杖來幫助行走的，而且這種狀態將伴隨她的一生。
小英曾經提到，她們這些民工，一件衣服每個人大概能得到一兩塊錢的利潤，而在香港卻能賣到兩三百塊錢，這使她覺得非常吃驚，甚至覺得自己被欺騙！很多的民工，如果他們的眼光稍微開闊一點，瞭解一下他們所生產的衣服在外面究竟能賣多少錢，瞭解一下廠方及各種中間商在這當中所獲得的利潤，那可真是完全不是一個比例。須知，一個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間大概是十四五個小時啊。按照小英的敍述，她從制衣廠出來以後，感到以前的工作就好象是每天都在戰鬥，現在回想起來仍是心有餘悸。一個15歲的小姑娘，如今都成為一個快30歲的人了，現在只能每天拄著拐杖行走，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夠理解這種心情。至少說，我可能會理解得多一些，因為我接觸民工更多一些，很多人帶著一條腿，或者一隻殘缺的手，或者一半是“可以看”的臉、而另一半卻是“慘不忍睹”的臉。我回想到這一切的時候，總是不免心寒不已。
黃：剛剛銀波跟我們談到那部電影，它拍得非常的寫實。我想，在那個時候會讓人無法逃避。火災給人所帶來的一種驚嚇，或者說帶來的非常可怕的殘酷後果，它讓你無法逃避。在我們日常的生活當中，不公不義、不可思議的事情在繼續地發生著，人們一般都是用一種視而不見的很冷漠的態度去面對它，可是當有一天這些事情非常真實地發生在眼前的時候，你就再也無法去逃避它。無論如何，我們都還是必須要去正視它。
楊：對，人們去正視這個社會所存在的一切，我覺得這是一個有“入世”心態的人所必須要做的事情。當然，更有“入世”心態的，是能夠直接去面對他們的人，比如律師。在這裏，我想提起一位我很佩服的律師，他也是我的老鄉周立太，很多人對這個人都是極其熟悉的。兩個多月以前，他接受美國國務院的邀請，到美國做訪問學者。他僅僅是一個只有小學二年級學歷的人，能發展到今天，操到這個份兒上，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他。周立太律師可以說是廣東省的第一代“勞工律師”，或者說“工傷律師”。他從1996年5月1日開始到今天，其所代理的案件達到5000起，其中1000起案件涉及到工傷賠償。他專門做了一個統計：從工傷性質的確定，到提起仲裁，然後到進入訴訟的時間，是將近三年。這，就是外來打工者的維權成本！一個人斷了一隻手，還要等上三年才能得到賠償，這就是在中國發生的事情，聽起來有點象天方夜潭。
高昂的訴訟成本，有些時候成了企業專門利用的法律空子，這種事情我們講過很多次了。拖延時間的目的，就是讓你跟資方私了，這樣，以後無論發生什麼也不會找官方的麻煩。但是實際上現在的社會已經變了，周立太律師那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可以明確的這麼說。他的時代，我是指他作為“律師”所處的那個時代，因為當時的他是很孤獨的“一個人”。而今天，中國的律師已經開始大量集合起來，還是有很多律師是很令人佩服的。比如說，周立太律師當時的奮鬥還是在深圳。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作為一個讓世界都感到驚訝的一個如此高效率且如此廉價的生產加工基地，那裏發生了那麼多案件，周律師就去了那裏。現在呢，律師們實際上已經大量轉移到了另外一個城市，這個城市就是廣東省東莞市。
東莞市現在已經成了象周律師這樣的一些“勞工律師”的集中地，最有出息的律師可能就是在東莞吧，因為現在的東莞在整個廣東省的經濟發展排名之中是第一位。但是如果從平均來算，把外來人員算在其中，它就只能排到第九位了，這說明這些外來民工的收益是非常非常低的。而東莞正是基於這樣一個現實，所以“勞工律師”在這裏要是想找業務，便真是再容易不過了。這裏是律師的一個好機遇，但它同時也是廣東的一個悲哀呀！當然，這些律師去維權，工人去走通過法律解決問題的途徑，不管怎麼說，還算是一個比較好的開頭。
另外一種維權方式就是群體行為。關於這種事情，可能以後我會談得比較多，因為罷工事件比其他的勞資糾紛解決方式更具有震撼性、公共性和政治性，它們會形成幾千幾萬人的遊行、示威、靜坐等。根據統計，僅在深圳一年內發生的罷工事件就達到100起以上。高智晟律師發現這些人的罷工基本上就沒有什麼組織，沒有一個人提出草案來通過有關部門審批的過程，所以，很多工人在遊行、示威、罷工、靜坐之後，就面臨違法和被監禁、勞教的危險。美國的“中國勞工觀察”、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也經常關注這些問題。同時，我也想到那些辛辛苦苦出來打工的人，他們為了得到自己的一點工錢，大家團結起來，共同發出一點聲音、一個正當的聲音，應該是很受周圍人的同情的，而絕對不會認為他們是擾亂公共秩序，甚至會覺得這種聲音早就應該發出來了！但是，這些人卻面臨被解雇、警告、勞教、判刑等等一系列涉及深層制度礁石的問題。
根據高智晟的說法：有的工人已經進廠兩年，資方從未告之其應該簽定勞動合同，雖然再三解釋，一些工人仍然沒有弄明白“工會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這等於說，工會形同虛設。我突然想起我曾經調查過的一個廠，這個廠的廠長平時剝削工人工資，但他竟然同時也是工會主席。多年以來，這個廠從來沒有開過職工代表大會，也從未集體討論過工人權益的問題，但他又確確實實是一個工會主席呀，而且還是把“工會主席”印在名片上的，搞得工人都不知道這個工會到底是幹什麼的。這讓人想到：黑色幽默，在中國實在是無處不在呀！
黃：在剛剛的節目當中，楊銀波和我們談到了即使是在今天惡劣的環境之下，在大陸仍然是有一些律師義無反顧地幫助民工這個弱勢群體。另外，這幾年興起的非政府組織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
楊：我們談的這些東西，既有背景也有個案。在個案之外，我想給大家一點希望，就是中國正在維權的這些人。現在，中國確實有些人想為民工做些事情，想為底層民眾做點事情，所以就催生出了一些組織，這些組織——非政府組織的勞工NGO組織，它們真正開始有規模的，最早誕生於1998年。在那一年，有一個英雄式的人物叫廖曉峰，他是一個普通的打工仔，1993年到廣州番禺打工。第一次是一個老鄉因為手指斷了，找他幫忙，他就查法律書籍，幫這個老鄉討到了6000千塊錢。第二次是他告了一個老闆，最後為一個工友討回了10800塊錢。兩次加起來是16800元，也就是這些，促使他走上了幫助外來工的維權之路。1998年8月1日，當時的廖曉峰在廣州番禺成立了一個組織，即現在的“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這是在我心目之中非常敬佩的一個組織。它的總部現在還在市橋——番禺市橋光南街。
“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確實為勞工維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應該說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廖曉峰想在為勞工提供法律服務的同時，進行普法宣傳。可是當他興沖沖跑到工商部門去辦理營業執照的時候，卻因為沒有律師證而被拒之門外，只批准他僅僅能夠代理文書處理，強調他不能帶有法律諮詢。在這一年，他開始進行“組織式”的勞工維權，但他總覺得有點名不正言不順。而且更為困難的是，他名氣大了，於是來找他幫忙的人越來越多，要求討回公道，廖曉峰為此付出了很大的成本，比如墊付差旅費，提供食宿費等等，諸如此類，給了他很大的壓力。然後廖曉峰就給當時的團中央寫信說：現在我所面臨的困難，在工作上、經濟上讓我有點無所適從，而唯一不倒的就是我的信念。
但恰恰就是在這個遇到困難的關鍵時刻，《羊城晚報》當時披露了一則不利的消息，說有位民工揭發廖曉峰的收費過高，一時間引起輿論一片譁然。當然，這則消息的真偽已經無從查起，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含著一種目的去打擊廖曉峰。這之後，廖曉峰被氣走了，沒有人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到現在為止仍然如此。他走了之後，又有一個新人進來了，他就是曾飛洋——“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現任主任、總幹事，到現在還在艱難地支撐著。在最近幾年，他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光是他們探訪的民工就有兩萬人，實際的維權案件有600多件，而且全部是免費，確實很不簡單！
在深圳的寶安區，剛才我提到的“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主任劉開明博士，與番禺的“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比較起來，更具有世界眼光。2004年4月4日，劉開明博士做了一件在別人看來很荒謬、很大膽的事情，他去了一家玩具廠，與大概500多個民工開會，想成立一個工人委員會，居然還做到了，因為這個廠的工人老是罷工。哎，劉開明，了不起啊。剛才我們提到的兩個非政府組織，大家可以關注一下，這說明廣東啊，不是一個讓人絕望的地方。廣東有很多知識份子，甚至包括民工，都想為民工出把力，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其中有兩個已經是世界揚名的，“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和“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大家要記住曾飛洋和劉開明。如果有時間，大家可以去坐坐、看看，他們會非常歡迎，因為他們所做的，那才象一個家啊。
在這些組織當中，當然還有總部設在北京的“打工妹之家”，也做了很不平凡的努力，尤其是為那些女性民工們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且，它也很象一個家庭，每年過年、過節的時候，其樂融融，無可比擬，讓人覺得有所依賴、有所歸宿，既做到了法律上的維權和普及，又做到了情感上的交流和聚集，很不簡單。我們應該感謝這些人，感謝這些在中國這樣一個艱難的時刻為中國的民工、為中國光榮的勞動者做出卓越貢獻的這樣一大批有識之士、有志之士！所以，我今天乾脆就以這樣一句話來作為結束語：希望還是光明的，儘管黑暗無時無刻不在襲擊著我們。
黃：謝謝銀波為我們傳達的訊息，還有散佈的希望。好，我們謝謝銀波今天為我們主講的這一集《民工的錢與命》。今天的節目進行到這裏，已經是尾聲了。祝福大家週末愉快，我是黃絹，我們下週末同一時間空中再會，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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