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1日訊】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實行專政，將所謂「不穩定因素」扼殺在搖籃之中。但有壓迫就有反抗，有剝削就有鬥爭，加上傳媒市場化，為爭取讀者，報紙上經常有抨擊時政的聲音。

盛世之下其實難符

在大陸，貪官和好商窮奢極慾，一派歌舞昇平。他們的御用文人也大吹所謂「盛世」，和文化革命時毛澤東、「四人幫」的「形勢大好」異曲同工。究竟是不是真的「盛世」呢？

《瞭望新聞周刊》第九期刊登陳四益的文章說：

中國人愛說「盛世」，這多半是為了恭維皇帝。所以中國歷史上的「盛世」往往經不住檢驗。那些臣子們方才唱罷「盛世」便遽然覆滅的王朝不去說它，就是文景、貞觀、開元、康乾，到底「盛」得如何，也經不住認真的追問。

．．．．．．現在，太多的盛世讚歌值得警惕。盛世鐘聲，盛世歡歌，盛世修典，盛世修史:．．．．．甚麼事情都喜歡把「盛世」的名頭扛在前頭。

．．．．．．單只想想幾千萬尚未脫貧的同胞，我們也不宜輕言「盛世」。喜歡大談「盛世」的人也未必真的認為盛世已臻，不過是藉此討好罷了，而討好的後面，總藏著一條利己的尾巴。

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一向被「歌德派」視為「盛世」的標誌，但廣州《贏周刊》的文章說：

有人拿國內生產總值來說事。國家統計局每年公佈的國內生產總值，大致反映中國當年經濟發展的水平。如果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沒有帶來財富的相應增長，甚至出現財富的縮水，那末，這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一定有問題。

國內生產總值指標有一個舉世公認的缺陷，只計支出（購買），不問效益。經濟學界流傳著「兩個打賭的人爭吃狗屎而增加國內生產總值」的笑話，反證了國內生產總值偏離真實財富的問題。但我們近年來把它放大了。作為地方政府，為了政績工程，做些低效或無效的產出，幹些重複計算而增加國內生產總值的事情，被視為平常。如市政設施建成沒多久就要拆除翻修，如馬路「拉鏈」頻頻被豁開、不斷挖坑填平，道路挖挖修修反覆折騰，如此大量拆除舊城區（破壞存量財富）。

作為不良奸商，偷工減料生產假冒偽劣產品，尤其是醫藥和食品幾乎使每一個中國人心驚肉跳，從毒奶粉、毒酒、毒大米到泡水肉、敵敵畏火腿、吊自乾腐竹應有盡有，它應該是帶來財富的貶值吧，然而在地方國內生產總值上，它卻是增值！當然更包括環境污染的治理了──財富在環境污染中貶值，國內生產總值卻在反覆治理污染中增值。當然，還有賬面國內生產總值價值虛增與實際財富的背離，例如免費或低價土地進入市場的反覆炒賣的「升值」、虛開增值稅發票為出口退稅製造假出口、為上市發股票虛增收入和利潤、沒有處理的超期存貨和已經損失的貨物繼續掛賬等等。所以辛勤一年的百姓，說了一句大實話，累斷骨頭養腸子。

這顯然是增長的悖論，但這樣的悖論並不少見。國內生產總值的高增長與高投資、高失業率和通貨緊縮同時並存是又一悖論。

按照國際流行的趨勢，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在百分之七以上屬於高速增長，兩位數以上的增長率是超高速增長。與高速增長相對應的是通脹和低失業率。改革開放的前十年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較溫和的通脹？九十年代上半期則是超高速增長及較高的通脹，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從一九九八至二００四年，現實情形卻與流行趨勢相悖，舉世罕見的高速增長，同時卻伴隨著失業率的居高不下，還有長達六年的通貨緊縮與經濟高速增長並行不悖，被戲稱為「縮長」。真是「增長的悖論」。

藉腐朽清王朝影射中共為何仍不亡

《雜文報》還有一篇程萬軍的文章，藉腐朽的清政府「垂而不死」影射中共：

星夜讀史，歷攬滄桑，暮然發覺，晚清王朝之所以長期垂而不死，是因為雖然一八四０年已奄奄一息，但其四大「命門」並沒有一下子被點死，它維持並延著殖屍的氣息。

一大「命門」：愚民政策效果顯著，使民間只知反帝不知反封建。民間只想驅除外侮，卻不想這外侮因何而至、本國落後挨打的根源在哪裡。一雪國恥，富國強民，不僅需要以新生的政治力量代替老朽的政治集團，而且這新生政治力量必須是代表著向封建專制宣戰的進步勢力。而晚清的民間力量雖不時崛起，但其落後政治訴求決定了他們無法替代清王朝。

二大「命門」：政壇無像樣的男人。一八四０年以後的兩任皇帝道光、咸豐，雖然是病夫治國，但是卻極力表現「愛民如子」的「親民形象」，對喚起百姓的冀望具有一定的欺騙性。尤其後來乾綱獨斷的慈禧太后，對晚清的苟延殘喘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她的政治「才華」，是千百年來封建統治者「內殘外忍」之集大成。自乾綱獨斷的慈禧太后掌權後，朝廷中很難出個像樣的男人甚至野心家。不管是所謂「中興之臣」曾國藩，還是陰毒幹練的袁世凱，他們均被這個女人的「鐵血手腕」所震服。

三大「命門」：知識分子「肌無力」。晚清知識分子具有歷代中國知識分子所無法解開的三大死結──不獨立的經濟地位、崇文而不尚武、科舉心態。不獨立的經濟地位，決定了康有為等人的「食客身份」；崇文而不尚式，表現在康黨缺乏用武力強行改革的實際行動能力。科舉心態，使得大多知識分子雖然不免對朝廷失望，但依然希望通過被籑養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不獨立的經濟地位、殘存的科舉制度使知識分子盡收於封建統治者大地主的「甕中」。

四大「命門」：商工的鳥籠式放開，使庶民獲得了牟取「小利」的空間，他們既可做著「大紅燈籠」的美夢，也安於經濟動物的生存方式。雖然那種官商不分的經濟是最腐敗的經濟，即便發展到胡雪巖那種「紅頂商人」的地步，也免不了讓官家玩弄於股掌，弄個「白茫茫大地其乾淨」，但是只要還能牟取花天酒地的機會，發財的誘惑便可以取代一切進取的動力。如果說殘存的科舉制度是封建統治者對知識分子「請君入甕」，那麼商工的鳥籠式開放，其實就是將全國所有庶民都圈入了逐食的「商人」圍場中，而唯一的獵主就是皇家官吏，大小商人只不過是他們的取之不盡的「獵物」而已。

這真是今日中國的寫照。

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

中共在奪取政權前大喊民主，抨擊專制；奪取政權後一闊臉就變，把民主視為洪水猛獸，「六四」之後更是談民主色變。吳江最近在《炎黃春秋》上發表文章說：

我們要爭取社會主義，但是，沒有民主能夠有社會主義嗎？經過多年用難的歲月，實行民主的呼聲越來越高，為甚麼？因為事實證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自由平等，更創造不出共產主義來。這裡可以提一下瑞典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瑞典是北歐一個發達國家，長期在社會民主黨領導下為社會主義而奮鬥。前幾年我國派出一個考察團去考察。我們的人直率地問瑞典社民黨人：你們的社會究竟是甚麼性質的社會？對方也率直地回答：我們的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但是我們所說的社會主義是有條件的，就是社會主義前面必須加上「民主」一詞，即我們是「民主社會主義」。他們強調說：如果不加「民主」一詞，則我們寧肯人家稱我們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

這說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

諷刺江澤民「江郎才盡」

月前《諷刺與幽默》有一篇小品：

江郎才盡以後，心地空落，寂寞揮之不去，洗手詩文欲罷不能，還在挖空心思創作，但寫出的作品投寄報刊雜誌出版公司，卻是泥牛入海杳無音訊。有高人指點迷津，告訴他有些編輯喜歡出奇的文章。如何出奇？江郎冥思數日，終於想到了同病相憐的黔驢。

黔驢技窮以後，驢子驢孫也受到影響。默默無聞地任人鞭撻宰割，代代相傳，傳為笑談。

江郎同情黔驢的命運，決心幫助黔驢學得一技之長，以便引人注目，重振驢聲，實現「驢興我興，與驢俱進」的偉大目標。

這使人聯想到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是黔驢技窮。

學術泰斗陳翰笙的幽默

年前北大百年校慶，中央電視台記者曾專門去醫院採訪該校老教授、我國經濟學泰斗陳翰笙，請他給北大說一句祝賀或希望的話，他卻不欲言之。當時在一旁的大夫一再勸進：「您就說希望北大越辦越好！」他沉默片刻後，鄭重說道：「我希望北大辦得跟從前一樣好！」

「從前」是甚麼？從前是蔡元培、胡適之、傅斯年等，他們倡導民主與科學，保護進步學生，不像現在官學勾結，推行專制與愚昧。「現在」大糟糕了，校慶慶甚麼？！

摘選自2005年8月前哨雜誌(//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