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1日訊】一

在我平反後不久，同在勞動公司工作的薛平跑到我家來找我。他向我講了一個令我膽戰心驚的事情。這個事情就是墨建章被打案。

墨建章，當年四十九歲，一直在貴州路當一名接骨醫生。他也是自己開的診所。他的醫術很高，在台西一帶很有一些人緣。文革剛開始時，街道上並沒有找他的麻煩。

但是，到了八月中旬的一天，從北京來了一批叫“紅赤球戰鬥隊”的大學生，找到了街道和派出所，說是要幫助掃除牛鬼蛇神。

此時，青島市公安局內，造反派已經奪了局長的大權，而台西三路街道和派出所就把所謂墨建章投敵叛變的檔案交給了紅赤球來處理。

於是這幫“紅衛兵”在當天下午就氣勢洶洶地趕到墨建章住處。這幫人手中握有軍用腰帶，拿著木棍，命令墨建章跪在家門口。接著大喝道：“歷史反革命分子墨建章，知道文化大革命是革誰的命嗎？”

“不知道。我每天給人治病，與政治無關！”墨回答道。

“你自己反革命的病還沒治好，還想給人家治病？！”說著，說著，舉起手中的腰帶照著頭上就打了下去。這時，木棍、皮帶齊下，當場就把墨打昏了過去。

就這樣，連續三天墨被打昏四次。這還不算完，這幫“紅衛兵”還對他進行了抄家。家中的現金、三塊瑞士手錶被席捲而去。但是，他們根本就沒審出墨建章的什麼問題。

在他們第三天毒打墨建章的時候，被北京政法學院的紅衛兵發現。原來，北京“紅赤球”是早在北京犯過打死人命的一幫子高幹子弟。在北京市民中民憤極大。

政法學院的紅衛兵當然知道這一情況的。他們阻止了“紅赤球”的殘暴罪行，並警告他們，讓他們立刻回北京，接受市公安局的調查。

“紅赤球”這幫人一看碰到知根知底的人了，立刻逃跑了。

北京政法學院紅衛兵的負責人叫劉廣生。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他先叫人把墨建章送到醫院療傷，然後到青島市公安局親自查閱了墨建章的歷史檔案。

按照墨的檔案記載，墨是腳踩兩隻船的邊緣人物。他先參加了地下黨，然後又加入了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於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散兵遊勇登記時，墨建章登了記。一九五四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一開始，墨建章因參加中統特務組織被逮捕。然而，被捕不到兩年即被宣告無罪，予以釋放。

釋放通知書如下（大意如此）：

查：墨建章，男，××歲。因參加中統特務而被捕。曾任青島市嶗山要寒司令部司令。在其任職期間曾掩護我地下黨員及地下工會安全轉移，為我黨地下工作做出過貢獻。經調查，在其任職期間沒有對人民犯下罪惡。未構成犯罪。為此本庭根據調查結果，現在宣佈：宣告無罪，當庭釋放。

這是判決書的基本內容，原判決書我無權保存，仍在墨檔案袋中。可能字句有所差異，但內容決不可能有誤。

同時，在檔案袋中還有當時地下党負責人，後任山東省公安廳要職的高級幹部，以及青島自行車廠的李廠長等等數人的證明信函。

更有甚者，墨建章被捕後，交待了兩名當時在臺灣已擔任重要軍職的將領，系地下黨委託的地下黨員。打入了國民黨內部。而兩個人，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局內部造反派要追查的，“紅赤球”逼供信所需要的兩個人的姓名。檔案材料裏當然有兩人的名字，但在公開場合，墨建章始終沒有對任何人講。

劉廣生在查閱了墨建章的檔案後，又根據檔案中所出現的證明人的位址，走訪了這些人。最後，在台西找到了薛平等人。

劉廣生的意見，非常明確。

1、墨建章的歷史問題有待於組織調查。但被捕期間，如此眾多的党的高級幹部為其證明，至少說明墨建章在當國民黨中統特務期間，沒有做過危害地下黨的事情。

2、不管是否是中統特務，在運動中都不能如此殘無人道地搞逼供信。

3、墨建章被打案是市南分局內造反派故意洩密，授意台西三路派出所所長王維舟後，指使“紅赤球戰鬥隊”進行的一次非法行動。這個行動的根本目的是要追查現今已在臺灣任要職的兩名將領的歷史。這是公開洩密。台西三路派出所的目的何在，應該搞清楚。

人們是瞭解共產黨對待國民黨，尤其是中統特務是如何的。建國之初，凡是查出是國民黨特務的，一律槍決。一九五四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幾乎全部參加過國民黨的人，都被逮捕歸案。而且屬於特務者，不管中統還是軍統，全部判以重刑。即使刑滿釋放，也都留廠就業，豈容一個“歷史反革命”分子游離於監管之外的社會上？！

既然墨建章被釋放，而且是宣告無罪那麼就一定有宣告無罪的道理。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這一個最明白無誤的問題卻又被揪了出來。

薛平找我的目的，是要讓我利用墨建章的問題，來揭台西三路派出所以及街道辦事處的蓋子，也即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坦率地講，我自己剛剛平反，而墨的問題又是牽涉到“國民黨中統特務”的問題，我當然知道問題的輕重。我沒有冒然接受這個問題。

過了兩天，薛平把勞動服務公司的王子明等人，找到我家來，向我談到派出所、街道上無辜亂整群眾的事，當然也要重提墨建章的問題。

我當時只有二十五歲，正是血氣方剛的年齡。在當時，台西三路一帶被批鬥的有幾百人，只有我自己受到公開召開平反大會而平反的待遇。因此台西的人都認為我的“水平高”，能為大家辦事。

其實，我們家中從父親到弟弟，沒有一人喜歡政治的，卻又都被政治所害。

對於墨建章的案情，在公、檢、法已經失去作用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遭受毒打、逼供信，我心中自然也非常氣憤和不平！

但是，為了慎重起見，我找到了當時還在青島的北京政法學院的劉廣生。

劉廣生非常氣憤地說：“墨建章的問題是公安局內部公開地洩漏國家機密，現在已經不知道在臺灣的兩名高級將領的消息。很可能已經被處決！”

他帶我到青島市公安局去查看了一下墨建章的歷史檔案。

檔案的內容跟薛平講的一致。然而，我還是不放心，於是又訪問了幾位為墨提供證明的人。

據青島自行車廠李廠長的回憶：當時青島的地下黨組織一部分設在蘭村。墨建章經常來蘭村接受任務。地下黨派賴可哥化妝成乞丐，潛入青島時是墨建章做的掩護。他加入國民黨中統特務一事，地下黨組織是同意的。在墨任嶗山要塞司令部司令期間，保護過黨的地下工會安全轉移，並救護過一些同志。對於墨建章，當時解放大軍進城以後，黨組織一致意見是要對他進行保護。

基於以上的原因，一九五四年鎮壓反革命時，墨建章被逮捕後，不少同志才出面證明墨的歷史事實，以致於獲得“宣告無罪，當庭釋放”的處理。

不管怎麼說，墨建章的歷史是清楚的。即使假設不清楚，派出所、街道辦事處，利用“紅赤球戰鬥隊”施用酷刑，大搞逼供信，都是極端錯誤的。

為此，我又走訪了台西三路派出所所長王維舟。他雖然承認檔案中的事實，但他一口咬定：墨建章因為是腳踩兩隻船，有些歷史問題沒弄清楚，文革中對他觸及一下是正確的。

墨建章是已經做過歷史判決的人。如果要推翻判決，只有重新經過法院處理。而王維舟是造成墨建章被打一案的主要責任人。

而且，墨本身是依靠自己的醫術，為人接骨、針灸為生的人。醫生這個職業是廣結善緣的職業。醫術高了，眾人稱讚，病人求醫多，自己收入高。墨本人在台西遭到如此不公的對待的確引起了公憤！

在進行了比較全的調查以後，我找到了薛平、王子明，向他們徵求意見。

當時的報紙每天都在進行“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宣傳。薛平當時是四十七歲，建國前的歷史他非常清楚，而且是勞動服務公司的主任會計。而王子明是劈鐵二組的組長，三十三歲。他們一致主張要揭開台西三路的“資反路線”的蓋子，替無辜遭受迫害的民眾伸冤出氣。

就是在這種群情憤怒的情況下，為了避免無辜群眾重新遭受迫害，大家決定召開群眾批鬥會。

這時的時間已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青島市各個單位仿效上海“奪權”的行動，紛紛“奪取”了自己單位領導的權力，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員會”。而那些領導幹部全部靠邊站了。

批判會是在一月二十日舉行的。當天幾乎所有台西一帶的居民都來了。批判的對象是派出所所長王維舟、辦事處書記曹××，和一名對群眾批鬥最狠的街道委員。

這時，不知是誰把墨建章被打時被血染了的血衣、血被等等拿到了會場，薛平讓他們三人舉在頭上。王所長就是不拿，結果幾個青年跳上臺去，要動手被我制止了。

問題很明顯，我是受害者，但當時批判我時，沒有人打過我。而今天批判的是領導幹部唆使“紅赤球戰鬥隊”打傷了墨建章和其他人，既然是反對刑罰逼供，我當然不主張動手了。

批判會一結束，我便回家睡覺去了。而其他人則拉著他們三人遊街示眾。

說心裏話，我是不贊成批判鬥爭的。從一開始，我就進行調查、走訪、取證。重要的是以理服人。之所以有這場批鬥會，原因是派出所唆使“紅赤球戰鬥隊”到處作惡，激起了民憤。我在大會上的發言也是這麼說的。

我的發言如下：“……不管墨建章是不是特務，也不管他歷史上有罪無罪，唆使‘紅赤球’瘋狂、殘忍地毒打、刑罰，大搞逼供信，是違反最基本的人權的。只有野蠻社會才有發生。……更不用說，在建國以前，墨建章利用自己職務的方便保護了不少地下黨的成員。而且對他的判決書是‘宣告無罪，當庭釋放。”

已經宣告無罪的人，已經經法院做過判決的人，你們重新翻出你們私人的看法，製造血案，這不是明明白白地要推翻法院的判決了嗎？！中國的法院還起什麼作用？！” ……

當然，在當時的大會上，我也會說上幾句“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啦，喊上幾句“打倒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什麼的。但是，我被批鬥過，知道挨鬥人的心理狀態。更因為批鬥的物件是派出所所長，我不得不防備日後他翻了身對我施行報復。

後面事情的發展證明了我的防備！(//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