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雪松時代：朝向良心自由的時代
【大紀元8月18日訊】用一個普通人來命名一個時代，這種做法看上去有點背謬。在人們印象中，只有那些對人類、對社會作出巨大貢獻的偉人，他們的名字才更有資格被銘刻在歷史上。他們所作出的卓越行動，由這些行動所開闢的嶄新局面，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為人們提供了新的行動方式及思維方式，導致了其後一系列重大變化，並成為不可逆轉的，於是人們願意說——這裡有一個劃時代的貢獻。
盧雪松完全可以擔當此項殊榮。而使得「盧雪松」這個名字作為一個時代的起點，作為一個新階段來臨的標誌，不在於她有怎樣驚天動地的外部行動，創造了如何凡人難以完成的業績，而在於這樣一個小小的因素——良心：她是一個依據自己的良心去行動、去公開說話的人。她不靠別的力量，不靠權力地位、身家財富、學識聲望，而能夠自如地站在學校領導面前，從容不迫為自己申辯，一字一句鏗鏘有力。
「出於良知與我做人的準則，在大多數人平庸地選擇了苟且時，我選擇了讓靈魂自由地站起來」。（《一位大學女教師在被停課處罰後寫給校書記的信》）。當盧雪松把「良心」和「良心的自由」放在天平的一端，這個世界的許多東西頓時失去了光彩和力量。這就是為甚麼她得到人們高度的評價、得到眾多聲援的緣故。
雖然我們也許不會將良知作為衡量公共事務的唯一尺度，不能把它作為一種對於他人的索求，但是不能指望別人的東西，並不意味著我們不拿它來要求自己，更不意味著可以抽掉這個維度，棄之不顧。
恰恰相反，按照自己內心的召喚那樣去生活，受自己所認為的善的指引，將自己頭腦中的真理當作判斷事物和做人的標準，這樣才可能使得我們擁有一份正當而有尊嚴的生活，才可能保持和維護我們身上的人性內容，乃至維護一個社會文明和道德的水平。不能設想一個文明的社會，是大多數人違背自己的內心去說話、去行事的社會。讓人們的良心受阻，這是一個社會倒退的開始與結局。
的確，所謂「後極權」就是這樣言行不一的社會。此前的「信仰」已經不復存在，很少有人繼續相信官方意識形態所宣稱的那一套，但是很少有人將這一點公開說出來，大多數情況下，人們採取的路徑是說一套做一套，就像哈維爾分析「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那條標語時所指出的那樣，這位經理也許沒有真正想過他是否真的要聯合全世界的無產者，沒有想過這種聯合是個甚麼情景，但是他還是要在他的洋蔥和胡蘿蔔中間掛上這麼一條標語，表明他這個人是聽話的，是服從的。
懸掛這樣的標語當然也是一種「智慧」，但是將自己的真實願望躲在這樣一條不著邊際的標語後面，以這種方式公開展示自己的效忠，大大地傷害了這個人的道德生活，傷害了這個人的自由和尊嚴，用以賽亞‧柏林的話來說，「貶低和否定」了他這個人的人性。對於這種「貶抑和否定」，許多人已經渾然不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這條標語自有它的信息的接收者，即經理的上司。上司知道自己的下屬已經把這條標語懸掛起來，便不再過問，不再追究這個人腦子裡究竟想的是甚麼。在這個意義上，我寧願把「後極權」稱之為「心知肚明」的社會，人人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但是，誰也不戳穿誰，誰也不妨礙誰，誰也不得罪誰。各級領導們對自己眾多的下屬採取了「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我知道你在想甚麼，我也知道你已經知道我知道你在想甚麼，但是我們「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道，只要你沒有當面與我過不去。的確，這個社會如今擁有了此前所不具備的一些空間，讓人們那些不合時宜的想法自有去處。
比如人們背後的議論。就像韓牙在《現在我們該怎樣救濟盧雪松》的文章所說的，「我敢打個賭：那幾個懲罰盧雪松的卑鄙小人，在他們的這一輩子裡，百分之百地也和幾乎所有的成年中國人一樣說過$$$的壞話」。當代美國著名哲學家Thomas Nagel，為了「克林頓－萊溫斯基」緋聞案，寫過一篇為私人空間辯護的文章（「Shreddding of Public Privacy」），其中說道：「假如我們在公共生活中表達出我們所有好色的、攻擊性的、急切的和自我執迷的感情生活，那麼我們的社會生活將不復存在。而假如將我們說出我們整個人的思想、感情和個人行為方式暴露給公共視野，那麼我們的內在生活也將不復存在。」
結合我們這裡的情況，這句話可以改成：「如果我們把在私下裡所講的都說出來，這個制度就不復存在了；如果我們試圖說出所有我們想說的，那麼，我們的個人生活也將不再存在」。
但是偏偏有一位叫做盧雪松的人，她決定從此不參與這種「心知肚明」的遊戲，停止這種「各懷鬼胎」的把戲，她不僅相信自己心中的真理，而且相信自己心中的邏輯：如果自己是那樣去想的，那麼就那樣把它們大聲地說出來。用她自己的話來說，「聽從內心召喚，堂堂正正做人」！
而如果阻止她去說，她就會理直氣壯地反問：「我想問的是，難道在中國，我們的歷史與現實真的是不容批評，不容置疑，不容反思的嗎？我們的青年學生們，以及我們自己，真的就沒有資格對其有所反思？否則就是違反了紀律，就必須要受到停課的處分嗎？」
在這個意義上，盧雪松的做法，已經超越了「後極權」時代的思維，摒棄了「後極權」時代「心照不宣」的邏輯，她不再處於「後極權」精心編織的文本之內，而是在這個文本之外的一個「彈出框」，是一個「中斷」和「降臨」，呼籲我們每個人來作出選擇和回答。
從盧雪鬆開始，我們每個人都面臨著如何面對自己的問題，面臨著是否挺起腰桿、理直氣壯地做人的問題。中國青年報最近發生的事情，李大同先生給中青報總編李而亮的公開信，提供了同樣重要的啟示和警醒。
盧雪松所開始的時代，將是一個說真話的時代，是一個良心自由的時代，是一個人們接受自己認為的善的指引，不屈服別人賦予的善的時代。用康德的話來說，是一個「沒有人能強迫我以他自己的方式獲得幸福」的時代。
柏林所引用穆勒的這句話，也值得我們再三體會：「一個人不顧勸說與提醒而可能犯下的所有錯誤，其為惡遠不及允許別人強制他做他們認為於他有益的事情。」 （《兩種自由概念》）他的意思是說，一個人不應該允許別人強制他，這種錯誤比他執迷不悟還要大。那麼更進一步，那些強制人的人們，運用強制性的手段將某人從他自己認為有益的事情中拽出來，拖入他們認為的有益事情當中，則是所有「為惡」中最難以原諒的。
2005年8月16日(//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