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8日訊】講座內容：

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曾經是《冰點》的讀者，最好現在還是。這樣我們就會有更多的共同點。我今天不想給大家講理論，因為相信大家听理論都听膩了，我今天主要是給大家講故事。

中國的新聞專業從來都是讓從來都沒有搞過新聞的人來講課。而西方就不是這樣。能到新聞專業任教的都是有十几年、二十几年新聞工作經歷的人。他們才知道真正的新聞傳播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認為我的責任不是在已有的理論上再加上种种理論，而是把在新聞一線工作中感受到的、細微的、獨特的的經驗以故事的方式傳達給大家。大家理性的東西知道的已經太多了，現在缺乏的是感性的認識。真正干新聞的人和在學院里研究新聞的人的思維定式是完全不一樣的。一般的研究生的模式是從個別走向一般，收集許許多多的個案，力圖總結出某种規律來。而真正搞新聞的人、生產新聞的人永遠都是從個別走向個別。沒有一個新聞是可以重复的，重复就會導致厭惡。每天都會面對新的新聞線索、信息。這就是新聞職業的魅力之一：太陽每天都是新的。

我是1979年進入《中國青年報》 的，迄今已經有二十二年了。80年代也經歷過一些重要的挑戰。但是對我整個新聞生涯來說真正的挑戰是《冰點》的創辦。我這一生中最大的職業成就感也是在 《冰點》中獲得的。《冰點》成名了之后，几乎全國所有大學新聞系的碩士生、博士生都來問一個同樣的問題：“《冰點》是如何策划出來的？”我就感到很奇怪， 新聞界什么時候出現了“策划”這個詞？我告訴他們，《冰點》沒有任何人去策划。《冰點》的誕生完全是一個偶然事件。

大家知道《中國青 年報》進入90年代以后進行了不斷的改版。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之前，報紙是很沉悶的。小平同志南巡之后，新聞界，尤其是主流新聞界開始蘇醒。如何面對我們的 讀者？如何超越80年代取得的成就？這是擺在《中國青年報》所有編輯記者面前的問題。93年《中國青年報》做了第一次的改版嘗試——發行了三張周刊：經濟 來訊、社會周刊、生活周刊。這樣一時間大家覺得這份報紙變得好看多了。之后各報紛紛也采取了這种形式。雖然當時也有人對此持反對意見。但是，讀者的好評對 所有的編輯記者來說都是難以抗拒的誘惑。因此，在93年的改革沒有經過仔細總結的情況下，《中國青年報》決定95年再次擴刊，從三個周刊擴展到六個周刊， 包括經濟、教育、法制、社會生活、青年心理、要聞。這樣，94年10月制訂出來95年本報的基本格局，周刊的和其它版面就把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分割完畢。 但是這時候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本報每周還剩下了兩塊版沒人要。但是這兩塊版不論如何還是得填滿呀。這時候主編就想到了我李大同的頭上。當時我 已經賦閑在家5年了，他們覺得該讓我干點活了。我當時知道突然有兩塊版降臨到我的頭上，也是大喜過望。我當時就問報紙的老總：“這兩塊版干什么呀？”老總 說：“不知道，你愛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但是這兩版搞什么确實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我發現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的地盤都已經被其它版面給 占領了。最后我下了決心：“好，你們不給我地盤，我就你們誰的地盤都去。我覺得什么可以報道我就報道什么。”這樣我就确認了第一個新聞著眼點。第二個困難 就是形式的确定。可當時形式也讓別人用盡了，因為日常報道的組合無外乎要聞、頭條、消息、通訊、評論。我接手的版不可能再搞這一類的東西。我只剩下了唯一 的形式，那就是整版報道。當時也只有走這條路才能和別人有所區別。想到這里，你就會不寒而栗。因為新聞里有一個鐵率，那就是報道越長，讀者越少。但是我別 無選擇，我必須試一試。當時得知我再次出山，很多优秀記者很興奮，都愿意為我干活。我也高興，就讓他們報題目。當這些記者得知我打算每期用整版報道刊出的 時候，一共報了几十個題目：“南水北調”、“國企解困”、“農業問題”、“三角債”、“國際貿易”等等。我一看眼就黑了。這就是中央級報紙記者的思維慣 式：什么東西才是只得整版報道的東西？他們一想就是國務院總理思考的問題。當時我也不想打擊大家的積極性，所以還是讓大家回去寫稿子。因為，万一他們中有 人真的能寫出好的呢？但是，后來的事實證明，他們寫這些題目交出來的稿子都不行。不是他們寫得不好，而是我相信他們寫的這些東西根本不會有人看。所以，我 把他們交上來的稿子全都“斃”掉了。所以，到底要報道什么一直定不下來。后來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習慣性地翻閱當天其它報社的報紙。我忽然發現在《北京 晚報》上刊登了一張很小的照片，黑乎乎的也看不清。我只看了照片下面的僅一行字的說明“北京還有7只糞桶，背糞桶的都是老知青。”我的心當時就“咯”跳 了一下，直覺告訴我，我想要報道的東西來了！

如果不是有很多研究生來問我我這里所謂的直覺是什么，如果不是今天到北大來辦講座，我永 遠都不會向大家解釋我們所謂的“直覺”是什么。但是我今天被迫要解釋給大家听。“直覺”的构成首先意味著“命運”。而這里的第一個命運就是“糞桶”的命 運。對于糞桶，在座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但是在50、60年代，背糞桶是一個人革命、政治教化的象征。當時的說法是，一個人的身體只要沾滿了糞便之后，他的心就紅了。但是到了90年代的市場經濟的价值衡量當中，糞桶從价值衡量的最高點降到了最低點。背糞桶成了我們這個社會最底層的、最沒人干的職業。這就是“糞桶”的命運。其次是“老知青們”的命運。大家知道他們是最倒霉的一代：該長身體的時候遇到了三年自然災害；該上學的時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 鄉；現在正值壯年時期又遇上了下崗。當時北京市到老知青們插隊的地方慰問這些老知青，問他們有什么要求。他們唯一的要求就是回北京。北京給他們的答复是： “如果你們愿意當掏糞工人，你們就可以回北京。”為了能回北京，這些老知青們還是接受了這份工作。這就引發了這個兩個命運交織在一起的話題。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有价值的話題，所以我第二天就問我的記者們：“你們誰去跑糞桶？”當時記者們還都對此心存疑慮。最后還是一位女記者接受了這個采訪任務。這位女記者先是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才找出了一件可以穿著和掏糞工人交流的衣服，第二天凌晨4點就到了掏糞工人們工作的胡同進行采訪，整個采訪一直持續了一整天，包括掏糞工人一整天從事的所有的事情。我們的攝影記者那天一直跟到掏糞工人進洗澡房洗完澡為止。根据我的要求，我們這位女記者就一直跟著掏糞工人在一條條的胡同里穿行，包括在糞池邊的作業。最后我們的女記者終于嘔吐了。但是若非如此，絕對不會有寫作的真實感覺。而且我要求每一個掏糞工人都要采訪，每一個掏糞工人的老婆、孩子都要談。我還特別把一個掏糞工人約到了報社當面和他談。在當天晚上我們請他吃完飯后，他非常直率地主動提出要把吃剩的東西打包帶回 家去，他說：“我能把它們帶走嗎？孩子已經一星期沒有見肉了。”我們當時真的很感動，也真正找到了感覺。

這樣記者就開始了寫作。這時 已經到了12月上旬。要知道，95年1月1日我們就要推出這個新版面。而且大家知道，一個新創刊的版面，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創刊號。如果讀者在讀了你的第一 版后沒有形成一种閱讀慣性，那么它就是失敗之作。但是對于99％的報業記者來說，一生都沒有寫我們這樣的整版報道——8000字左右的机會。所以大部分的 記者在寫這种整版報道的時候根本無法把握住整篇文章的結构。所以我接到的這篇報道的第一稿就是眾多事實的簡單的堆積。其它的記者們對此也提不出什么可行的 意見。而且這時候已經到了12月中旬了。在這种時候，作為一個編輯只有兩种選擇：要么明确規定這個執筆記者怎么寫，包括文章分多少段、每段應該使用哪些材 料等等；要么就是編輯親自執筆。我當時選擇的是前一种方法。到了12月25日，記者終于把稿子拿出來了。接下去我對其進行了進一步的打磨，直到覺得它完全 可以見報了才罷休。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的創刊號推遲了三天，到1月6日才面世。

此外，我們還遇到給我們的版面起名的問題。記者們翻遍 了字典也沒找到一個合适的。后來我們覺得既然現在全世界到處都在搞什么“焦點”、“熱點”，我們就來一個和它們相對的“冰點”好了。當時總編輯問我要安排 在第几版，我選擇了最后一版——第八版。因為只有在報紙的最后才能根据自己的想法构成版面自己的特色，靠得越后才能越有個性。

報紙复 印了，我回到家里一夜睡不著覺，第二天早早就到了報社。一到報社，我就知道成功了。因為原來都不怎么說話的報社傳達室的大爺、報社的司机師傅們遠遠一望見 我就高聲沖我喊：“嗨，哥們儿，搞得真棒！”之后我就坐在辦公室里等著第一次反饋。半小時之后，第一個電話打了進來，是一個中年女士。她話沒說完就哭了。 我對此感覺非常新鮮。因為在80年代，報紙的部門主任和受眾是沒有交流的，外面打進來的電話在總机就被卡了。讀者信件也不會被送到部門主任們的手上。整個 新聞界的目的就是一味地宣傳它想宣傳的東西。90年代這個現象有所改變。事實上，這個電話是我從業以來接到的第一個讀者電話。它給我的感覺是：震撼！我几 乎和她一起流淚。之后信件雪片般飛來。

這里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我們提供了什么東西引起了如此多讀者的共鳴呢？回答是：我們給讀者提供了感情共振的空間。而正是我們的新聞從來不作的事情。

我們就是這么開張的，而且一炮打響。在《冰點》創刊不到一個月，《人民日報》就在《人民論壇》發了一篇專論——《新聞的啟示》。它們 也曾派一個編輯到我的辦公室來取經，說他們也想搞一個《冰點》。但是這個編輯在一篇篇看過我們發的文章之后，他丟下了一句話：“你們的這种東西，我們搞不了。”

從95年開始，我們的宗旨就是把普通人有血有肉的生活盡量真實地描述出來。大家現在都喜歡說深度報道，好像不深就沒什么价值， 沒有份量。非也！在中國，什么樣的報道是最“深”的報道？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最真實的報道才是最深的報道。因為我們的媒介离我們的人民太遠了。所以我們 《冰點》的第一要求就是真實。其次，為了達到真實，要求我們的記者必須親歷、親見、親訪。寫作時要使用白描的手法，不能大量使用形容詞。在這基礎上，后來 就發生了一件不是新聞，胜似新聞的事件。在座有的同學可能看過，就是報道《五叔五嬸》。

這篇報道的素材是從一位讀者從我們另外一篇報 道的反饋中得來的。在這之前我們接到了一些讀者的意見，認為我們的報道大多集中在城市，我們應該多關注農村。但我們可以得知的素材很少很少。我們把這寫成 了一篇報道。之后就有一個讀者打來電話，說看了這篇報道使他想起他的五叔了。并且說五叔是十万大山里的一個境域悲慘的農民，妻子生病，兩個孩子被迫退學等 等。這樣我發現又找到了合适的素材，所以就派了一位女記者根据得知的地址——湖南稽首的十万大山采訪這位五叔。本來按照報社規定，記者到了目的地之后的第 一件事就是向社里報行蹤。但是這個記者卻失去了聯絡，連個電話也沒有。一直到了第11天，我才接到了這個女記者打回來的電話。她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活 在北京有罪啊！”我听到這話就知道，這個記者找到感覺了。

這篇報道登出來以后，登出來當天，報社就收到了260多個電話。之后的回信 和電話更是不計其數。全國性地捐助五叔五嬸。那天接到一個電話，聲音沉穩：“我是一位老同志的秘書。老同志在看了你們的報道之后心情沉重，說‘我們的工作 沒有作好’。今天捐上兩千元，請一定轉到。”我當時問：“這位老同志是誰呀？”對方說：“他的身份不便透露。”這樣我就知道這位老同志一定是一位“革命 家”級的人物。最后全國一共給五叔五嬸捐了17万，其外還有大量的衣物、外資藥厂給五嬸提供的特效藥品等等。這篇報道為什么會引起這么大的轟動效應呢？我 又看了一下這篇報道，找出了答案。

這篇報道最大的特點就是細節的真實。這篇報道中的精華是對“三次眼淚”的詳細的描寫。五叔的大儿子 叫唐兵，記者請他吃飯，問他，上不起學會怎么樣。他低著頭，眼淚啪啪地落在碗里。五叔的二儿子叫唐將。記者采訪他的時候，他抬著頭，眼睛盯著天花板，淚水 在眼眶里打轉，就是不肯流下來。五叔一听有北京來的記者，高興得臉上笑開了花。但是記者一問到他們家的家境，他哇的一聲就哭出來了。所以五叔是笑著的臉上 嘩嘩地淌著眼淚。這就是三次眼淚。記者如實對此進行了大段的記錄。此外，在記者臨走之前，記者給了五叔50塊錢。五叔接過錢來，嘴里說著“不要，不要”， 卻迅速地把錢卷成小卷，緊緊地夾在手指頭縫里，從左手換到右手，又從右手換到了左手。這就是記者的記錄。我相信這些細節打動了無數的人。

《冰點》的第二個指導思想是，我們要給歷史和中國留下一份禁得起推敲的記憶。大家如果讀過我國的新聞史，你們就會發現我們曾經是怎樣記錄我國歷史的。“人 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等等。我們現在說當時發表的這些東西是“假、大、空、左、謊”，五毒齊備。但是這些不也是歷史嗎？但是我們 新聞從業者感到很慚愧，因為我們留給民眾的是這些虛假的東西。因此，說是野心也好，說是雄心也好，在《冰點》現存的狀況下，我希望后人再來看我們7年來這 400万字的《冰點》報道的時候，呈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中國90年代中期以來的一副真實的畫卷。因此，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題材是極其丰富的，涉及到了我國社 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此外我們還要做一些為社會的虛偽面剝去偽裝的工作。大家知道99年《冰點》有一個報道，揭露的是湖北省一個貨真价實的“人民的假公 仆”。我們也報道過河北省某一地區法院把4位年輕農民屈打成招，在沒有确鑿證据的情況下擅自把他們關押了7年的案件。

中國傳媒界的人 經常會問：“觀眾、讀者們到底想看什么。”他們認為他們是因為不知道觀眾、讀者的要求才失敗的。事實上，現在新聞領域同經濟領域一樣，是生產、制造的需 求。消費者不會主動說出自己需要什么。他們不會說，我們需要DVD、VCD，但是厂家把這些東西生產出來了以后，他們也就有了這些需求。新聞也是一樣的。 沒有人告訴我們說：“我們要看《冰點》”，我們就生產《冰點》。而是我們生產出了《冰點》吸引讀者去看。因此我們就根据北京一個小報上的200多字的消息：“無為有几百人在北京當保姆，每年寄回無為的資產達6億”，去采訪一個來自一個叫無為的安徽小山村的打工仔在北京致富的故事。報道的題目就叫做《北京 ——無為，哪里才是我的家？》。此外還有一篇名為《橋下人家》的報道，報道的就是北京的下崗職工。我想，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在网上看到我們《冰點》 的報道，在《中國青年報》的网絡版上有《冰點》98年以來的所有報道。謝謝大家！(//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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