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在德國談中國文革
【大紀元8月13日訊】當我們中國人經歷那場瘋狂而慘烈的文化大革命時，歐洲的左派知識分子在做什麼呢？
他們站在自由土地上，卻用玫瑰色般的夢幻情調，崇拜邪惡的暴君毛澤東，並謳歌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由於不了解真相而造成天真的誤讀，在文革結束後真相暴露的三十多年間，歐洲知識分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檢討，有的人甚至為此深感羞恥。因此，文革不但是一個需要中國人自己深入反思的大浩劫，對於歐洲人，這也是一個需要重新認識的課題。
在文革過去三十年之際，德國之聲和波恩中國學會於2005年5月27日，在萊茵博物館共同舉辦了一場題為“文革——強制的遺忘”的研討會。
安東尼奧尼的記錄片《中國》
德國之聲中文部主任馮海音主持了這場研討會，應邀出席討論的德國人有波恩大學漢學系教授顧彬，波恩總匯報主編威斯特霍夫，中國人有德國之聲自由記者史明和茉莉本人。在研討會開始之前，萊茵博物館放映了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
1972年，西方知名的左翼藝術家安東尼奧尼本著對紅色中國的向往之情，來到中國，拍攝了一部關於中國的記錄片。他的本意，是要向歐洲展示一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理想中國，但這位意大利人不肯放棄他的人文關懷，堅持他“以人為本”的拍攝方式，這樣，他的影片中就出現了一些中共官方未曾安排的內容，例如偏遠的農村、荒涼的沙漠、孩子的出生、人的死亡、自發的集貿市場、破舊胡同、小腳老太太、…… 。這就惹惱了當時掌權的四人幫，他們認為安東尼奧尼蓄意“丑化中國形象”，一場鋪天蓋地的大批判由此而起。此片在中國被禁三十多年。
盡管這個記錄片令中共當局如此惱怒，但在我們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看來，這個有點詩情畫意的影片，美化了當時的現實，完全沒有反應文革的巨大災難性，沒有展示出文革中政治迫害的殘酷。
因此，主持討論的馮海音先生說：“剛才我們看了電影，其中的理想主義非常令人振奮，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一百多萬因文革喪生的死者，沒有看到歷史的創傷，所以我們應該展開討論，以彌補影片的不足。”
孩童時代就在北京經歷文革的記者史明，談到他當年在中學參加了批判孔老二的小組，當時他們不給學生看安東尼奧尼的這個記錄片，卻要求孩子們展開大批判。現在已屆中年的史明說，對比文革真實的慘烈，安東尼奧尼影片中的文革太“寧靜”了。
中國的年輕人是否追問父母？
研討會主持人馮海音先生在會前曾和我交談，他問：“1968年，我們德國的年輕人開始追問父母：你們在納粹時代中做了什麼？不知今天中國的年輕人有沒有追問他們的父母：你們在文革中做了什麼？”
今天，世人已經公認，毛澤東和希特勒都是20世紀最邪惡的暴君，而文革和納粹時代一樣，都是人類歷史上的浩劫。但不同的是，德國人在二戰後做了深入的反省和懺悔，幾乎每一個德國人都認識到那一代人的罪過，今天德國發展成為一個比較健康的民主國家，是與全體人民長期自我脫胎換骨的過程分不開的。正如德國總理施羅德在憑吊魏瑪集中營時所說:“雖然歷史無法挽回，但我們能夠從德國最羞愧的歷史一頁中學得許多東西……這是德國的道義與政治責任。”
那麼中國人是否也從文革那荒誕歲月裡學到什麼東西，承擔起道義與責任呢？中國的年輕人是否了解文革？回答很不令人樂觀。我在發言中談到，對於文革這一踐踏文明，毀滅文化，草菅百萬人命，株連一億民眾，給國家經濟造成八千億元損失的十年痛史，中國存在著幾種不同的態度：掩蓋，冷漠，回避、懷舊和拒絕遺忘。
首先是掌權者掩蓋歷史。因為文革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禍國殃民的罪惡史，作為毛澤東法統的繼承者，中共官方從本能上就不願意提起這段歷史，他們采取各種措施力圖掩蓋這段歷史。其次，拜金主義導致知識分子的犬儒化，加上言論自由的鉗制，所以人們對文革的罪惡持冷漠遺忘的態度。此外還出現了文革懷舊派，他們大唱文革老歌曲，重新刊登文革畫，把文革時尚化。
因為文革的歷史太沉重，所以有些中國人就把它浪漫化、輕松化，這中間當然也有不滿現實而產生的懷舊的因素。我提到一個例子是，在中國，現在有人開“毛澤東飯店”、“毛澤東書店”而大賺其錢，而在歐洲，以希特勒為書店、飯店命名，是不能想象的。這說明毛澤東的欺騙性，也說明文革的罪惡在中國並沒有得到徹底清算。
但我們中國總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他們拒絕遺忘，而把反思文革當作知識分子的使命。三十年來，個人的民間的紀念活動和學術研究生生不息，不絕如縷，例如海外著名學者宋永毅、王友琴等人所做的貢獻。
西方人對搶救文革歷史的責任
那麼，德國人是否了解這段歷史的真實情況？他們今天怎麼看中國的文革？
波恩總匯報主編威斯特霍夫當年是一個崇毛的大學生，他的書櫃裡常放著一本毛主席語錄。在研討會上，威斯特霍夫說：“我念大學的時代，人們投注極大的熱情、在並不了解實情的情況下去關注中國的文革，其中包括從安東尼奧尼的電影中了解中國，以美化了的、遮掩的形式。而現在在了解了這麼多真實情況之後仍然很少談論這個問題，這簡直就是一個丑聞。”
主持人馮海音因此提問:“對於文革這段歷史，我們現在應該做什麼?”
顧彬教授回答說：“茉莉女士不是說，我們德國因為有了民主制度，才能對歷史進行反省，那麼中國的文革，也就等到他們有了民主了再說好了。我們波恩的一個猶太人紀念碑，不也等了50年才建立起來。”
我接著發言說：“我反對顧彬教授的意見！中國的民主看起來還很遙遠，但對於文革的反省，我們卻不能再等待。我們需要盡快地搶救這段歷史，否則當年的當事人就不在了。”我談到我的母親在文革中自殺未遂，現在她已經病重的情況。我還說： “文革不僅僅是中國的歷史，也是人類的歷史，西方各國都有義務幫助搶救這段歷史，你們應該支持中國民間獨立的文革研究者的工作。”
我的發言獲得了觀眾的滿場掌聲。我有點感動，德意志民族是號稱“哲學民族” 的，他們在建立民主制度之後，告別了猖獗的民族主義，其優秀的人文主義傳統得以彰顯，因此，他們也支持中國人也反省文革的歷史。
在德國興起“中國熱”之時，企業經濟界只考慮如何能從中國的經濟發展中獲益，但有良知的德國媒體和學者成功地舉辦這次學術活動，喚起了德國公眾對文革那一場侵犯人權的浩劫的關注。
（原載香港《動向》七月號）(//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