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9日訊】我很少去評論青年人，因為我知道每一代人都面臨不同的問題，也有每一代人要做的事情。上一代感興趣的事情，下一代未必有興趣繼續去做。但作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有些事情需要幾代人戮力去做，尤其是涉及到心靈與精神層面的事情。

　　但最近發生的兩件事情，終於讓我忍不住想說幾句。

　　這兩件事情，一是穿著馬甲的「憤青」們在支持朱成虎核威脅言論時，對不同意見所表現出來的肆無忌憚的語言暴力，以及因無知而產生的道德自信與力量自信；二是吉林藝術學院教師盧雪松因為上課想給學生講一點真實歷史，即毛澤東時代中國當局製造的一件國家罪錯──林昭之死，因而被一位學生告發，遭受停課處分。

　　兩件事情的性質看起來不一樣，但實則都是專制精神的表現。專制精神最主要的特徵是憑仗暴力對異已（政治異己與精神異己）不遺餘力的排斥與打擊。朱成虎的擁護者們對不同意見的攻擊與謾罵早已經超過任何道德底線，與「文革」時期的語言暴力一脈相承；而告發盧雪松的學生寫匿名信的動機也源於不容思想異己：因為盧雪松在課堂上所言不同於黨的主旋律，有損黨與「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光輝形象，應該提醒黨注意這種「不健康的聲音」──因為這位學生寫的是匿名信，所以我排除他（或她）想獲得賞賜的謀利動機，寧可相信他是中共意識形態教育的犧牲品。　　

這兩件事情，至少從幾個層面上讓人們必須注意中國青年一代中部份人的價值偏好。

　　第一個層面是朱成虎的網上支持者對暴力的那種偏好。第二個層面則是中國人至今還沒有對告密文化的羞恥感。這兩者都是長期受中國共產黨政治文化熏陶的結果。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將政治暴力與「告密」兩者作為凝聚黨內力量的重要手段。只是「告密」這一可恥行為被中共用「檢舉揭發」這件新的外衣包裝後，再粉墨登場，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控制手段使用至今。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可以看到告密者的活躍身影。在毛澤東統治時期因言論而失去生命的優秀人物可以列出長長一串名單，其中不少人陷入滅頂之災，就是因為同學、朋友、戀人或者鄰居的「檢舉揭發」。

　　這種告密文化至今在中國政治文化裡還堂而皇之地佔有一席之地，被說成是「向上級領導及時反映情況，自覺與黨保持一致」。這種政治文化熏陶下，檢舉揭發是種生存常態。一位在著名學府任教的朋友幾年前曾談到，他的課堂言論曾被學生當作「反動言論」向校領導檢舉揭發。

　　我記得自己以前曾說過，在人類所有的惡行中，最能夠扭曲人心靈的就是告密。中國歷史上有幾個歷史時期告密盛行，一是唐武則天時期，二是明朝後期東西廠特務政治肆虐時期，三是毛澤東統治時期。三者之中，以毛時代的告密對中國人的道德摧殘最為徹底。至今為止，中國還沒有人文學者系統地研究過中共政治文化告密是如何毒害了人的心靈，只知道一些個案，比如曾經在民國時期活得美麗自信的女記者蒲熙修，就在1957年反右時被強大的政治壓力逼迫得檢舉揭發自己的至愛羅隆基，為自己的人生劃上了一大敗筆。

　　從這兩件事情，我悲哀地發現一點：從80年代開始發生於中國的新啟蒙，幾乎被1989年以後的新意識形態教育消解殆盡。這種新意識形態教育是國家意識形態與主義意識形態的混合，其目的就是造成對人心靈的奴役。

　　政治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其名著《極權主義》中對意識形態教育的作用做了相當深刻的總結。她說，意識形態控制其實就是一種依靠政治暴力推行的文化暴力，「這種意識形態戰略的政治後果是培養了一批不分是非的國民：極權主義的統治者認為最理想的子民並不是納粹黨與共產主義的人士，而是喪失分辨事實和假相（即所謂「經驗的真相」），分辨真實與虛假（即所謂「思想的準則」）能力的民眾。」

　　但願網上高舉愛國主義旗幟，支持核威脅的憤青與這類喜歡檢舉揭發他人言論的青年，只是當今中國青年中的少數。倘如此，我那災難深重的祖國還有希望。（華夏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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