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1日訊】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 “那常使國家變成人間地獄者，正是人想把國家變成天國之一念”(F．荷爾德林)。

大陸駐澳大利亞外交官陳用林在 “六．四”十六周年那天高調宣布脫離中國共產黨，引起極大哄動。大陸方面又一次濫用 了 “祖國” 的名義，對陳用林實行道德批判。可惜，幾十年總是用 “叛徒”、 “叛國”罪名來誣陷自己的幹部、自己的黨員以及無辜百姓的中共一小撮壞頭頭，卻越來越讓人看清楚，原來他們本身才是真正的賣國賊、是竊取革命果實的騙子、是背叛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大盜。

張國燾說： “中共是變了質，完全變質了。離我這個創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萬八千里。(毛澤東)不擇手段，追求他個人的勝利，這是不折不扣的反動的帝王思想，與近代共產主義思想亳無共同之點。”(《我的回憶》，p1339，明報月刊出版社，1974年，香港) 蘇共利用中國部份激進青年的狂熱，所催生的中國共產黨，只是蘇共所控制的 “第三國際” 的一個支部，是為蘇俄 “赤化全球”服務的，是為了實現它把中國變成 “它的東方打手”，變成它 “可靠的附庸”的工具。尤其經過毛澤東改造後的中共，更加成了一個法西斯加黑社會的混合體。既 “不能領導中共向正當的途徑發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變質，” 張國燾只好一走了之。

參加過南昌起義、是紅四軍和紅七軍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龔楚將軍，在他革命生涯中也 “逐漸體驗到中共的革命政策，與我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馳。同時我對於閩贛蘇區在毛澤東領導時期，黨內鬥爭中殘殺了不少無辜的革命同志，更感到不寒而慄。” (《龔楚將軍回憶錄》，p3，明報月刊出版社，1978年，香港)亦於1935年拋棄了十一年的鬥爭歷史，而脫離中共。
至於陳獨秀，這個中共一大至五大的總書記，痛感於中共完全受蘇俄所操縱，沒有一點獨立自主可言；痛感於黨內毫無民主而只有殘酷鬥爭；痛感於共產國際之機會主義是使中國革命失敗，盲動主義是徹底完成這個失敗， “六大” 以後的路線是繼續鞏固這個失敗，並為下次革命準備新的失敗！痛感於黨的本身更加潰散，黨的政治地位更加墮落，變成了單純的 “殺人放火”之象徵 (《我們的政冶意見書》，<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p114，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並拒絕做蘇俄和共產國際錯誤路線之替罪羊；也毅然決然離開了他親手創建的中國共產黨。

象陳獨秀、張國燾和龔楚這樣，因為看清中國共產黨真面目而公開與之決裂的，幾十年來可謂恆河沙數，不可勝計。中共 “一大”的15 個代表中，有8 個離開了中共。八十多年來，每次運動，像殺AB團、多次肅反、土改、抗美援朝、 “文革”、 “六四”、鎮壓法輪功，直至今天之保鮮，都有大量黨員外逃，例如司馬璐、金堯如、許家屯等；朝鮮戰爭中被俘的志願軍有一萬四千多名拒絕返回大陸而去台灣當了 “反共義士”；以控制最嚴密的解放軍來說，早年有駕飛機、開快艇去台灣的，近年有軍委外事司徐俊平、總參二部王某和鄭某、廣州軍區一個師級和團級軍官等一批人叛跑；至於基層黨員、普通百姓之偷渡潮，更是洶湧澎湃，不可遏阻。

即使留在體制內，許多人也作了深刻反思，在意識形態上早與中共分道揚鑣、劃清界線了。何方先生是張聞天(在 “遵義會議”上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秘書， “15歲參加革命，16歲入黨”， “但是後來的實際，卻和我們當年的理念漸行漸遠。根據自己六十餘年的觀察、體會和近一個長時期的研究反思，首先想的就是，我們那時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為什麼奮鬥了幾輩子，卻總還是看不見，反而大批共產黨員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更不用說工農兵群眾了。究竟誰在專誰的政？”(《黨史筆記。前言》，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香港)

李慎之先生晚年大徹大悟，敢於承認 “當年我們都是幫兇”，他為笑蜀《歷史的先聲》(香港博思出版集團，2002年)作序時寫道：“是我騙了人嗎？從這本書上所寫的一切和我當時言行來看，對比後來的歷史事實，我無法逃避騙人的責任。”

“但是誰又騙了我呢？”李慎之先生問。

大陸著名學者程巢父先生指出：馬克思正是理想太高，所以幫了無產階級的倒忙，也幫了全人類的倒忙！二十世紀共產革命造成的社會主義專制極權，奴役了全世界二十億人口”(2004年7月20日《致友人信》)。正所謂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 “那常使國家變成人間地獄者，正是人想把國家變成天國之一念”(F．荷爾德林)。

1999年11月30日，俄羅斯《獨立報》公布了《格．瓦．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中央編譯局《馬恩列斯研究》2000年第二期，轉引自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動態．合訂本》，p594-596) 普列漢諾夫是列寧和毛澤東所肯定的 “馬克思主義者”，正是這個馬克思主義者，正確地預言了 “無產階級專政永遠無法實現”和 “布爾什維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普氏在分析了俄國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無產階級人數和群眾文化水平、生活狀況、覺悟程度，說明俄國並未做好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因此 “十月革命”是把俄國引入死胡同，俄國的發展將會因此而落後數十年。
在列寧的社會主義下，工人將從資本家的雇工變成國家—封建主的雇工，而農民將變成國家—封建主的農奴。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變成為一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成為黨的領袖專政，而領袖的權力依靠階級恐怖、以至全國恐怖來維持。依靠暴力和恐怖建設不了社會主義，因此布爾什維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無獨有偶，偉大的思想家、自由民主先驅胡適之先生在1941年《民主與極權的衝突》和1947年《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也提出了與普氏同樣的見解。他說： “一切急進主義必然走上極權政治的道路，因為只有絕對的力量能夠完成急進革命的工作，只有用凶暴的手段，與令人極端恐怖的專制政治，才能把現在的社會制度整個推翻，阻止它恢復或再生。”

“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中共對蘇俄一味追隨、摹仿，造成中蘇兩國許多驚人相似的過去和現在，故亦必有驚人相似的將來；中共暴力恐怖統治也一定逃不掉迅速崩潰的命運。

但在什麼時候崩潰呢，還是再看看普氏對俄共的剖析吧。對於布爾什維克政權還能保存多久，普氏分析了布爾什維克政權將遇到的一個比一個複雜而險惡的危機。

一、 飢餓危機。布爾什維克把唯一盟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清洗後，放手讓工人去剝奪農民的糧食來克服這個危機後，可支持一兩年；

二、 經濟破壞的危機。這個危機可以通過發動大規模的國內戰爭，實施戰時法律，利用不受限制的階級恐怖來克服，布爾什維克在贏得內戰勝利後，其政權將維持五至十年；

三、 政治經濟性質的危機是最嚴重的危機。社會主義性質的工業和私人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業之間的矛盾必然激化，布爾什維克只有消滅那些會勞動、願勞動的農民來克服危機，然後才可以維持許多年；

四、意識形態危機。這個危機使布爾什維克開始從內部解體，整個過程要拖上幾十年。

答案現在有了，自1918年普列漢諾夫立下這個遺囑，到1990年蘇聯、蘇共開始解體，是七十二年。普氏的預言在蘇聯和蘇共身上竟是如此驚人的靈驗。中共和他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和目前遭遇的恰恰也是普氏所指出的這四個危機。地震時烏龜先知道，船要沉老鼠先逃走。看現在無數的貪官爭先恐後地挾巨資逃跑、急不容緩地把妻子兒女送到外國，大約便可以看到普氏預測在中共紅朝靈驗的日子也很快就到了。

普列漢諾夫政治遺囑之最後部份是《關於國家、社會主義和俄國之未來》，普氏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國家消亡時，指的是狹義上的國家，作為階級壓迫工具的國家將不再存在。但廣義上的國家，即全體公民利益的表達者和共同的調節者將會保留下去。馬恩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社會，即使在西方國家裡，也不是一百年間能實現的事，更不用說俄國。俄國現階段應提高生產力，擴大政治自由權利，形成民主傳統，提高公民的文化程度，宣傳和實行個別的社會主義因素，使俄國人富裕起來，使社會民主化和人道化。

但斯大林和他的繼承者不此之圖，至於他中國的徒子徒孫們更是倒行逆施。為掠奪社會財富，而瘋狂地破壞生產力、破壞資源、破壞環境，用高壓和恐怖手段禁錮人民的思想，把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剝奪得一乾二淨，竟然不要臉到要向古巴、朝鮮這類小癟三學習，把億萬人民群眾推入貧困、落後、愚昧的深淵；以為不如此便不能維持永遠騎在人民頭上、冒充 “人民代表” 的特權。殊不知， “一個國家，只要他的公民還貧困，就成不了偉大的國家，就擺脫不了社會震盪，就不能不解體。”

眼下大陸那無數的失地農民、下崗工人、拿不到工資的農民工、無基本生活保障的離退休人員、被黑箱操作的股市綁死或血本無歸的股民、那些老(革命根據地)少(數民族)邊(疆)山(區)農(村)的失學兒童等等問題，都沉重地堆在中共這峰老邁、衰病的駱駝身上，陳用林等人的 “叛逃”，只是壓垮它的最後一根稻草罷了。

普列漢諾夫的喪鍾正為中共而敲！

──刊2005-年6月號《動向》(//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