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0日訊】 (自由亞洲電臺記者錫紅採訪報導) 原中國瀋陽司法局局長、公安局副局長韓廣生在加拿大公開表態脫離中共後引起強烈反響。他向記者介紹了自己從官運亨通到突然決定急流勇退,並出走到加拿大的心路歷程。下面是記者從加拿大發來的系列專訪報導的第三部分 。

記者：韓廣生先生您好，上次我們談到由於公安系統的黑暗和腐敗，迫使您離開了公安局副局長的職位，逃離了公安系統，進了瀋陽市的司法局。

韓廣生：1996年我就決定調除，於是就調到司法局任副局長。到了司法局我覺得這個地方比公安要權力小的多，也好辦一些，開始就讓我管理監獄和教養院。那麼因為我是公安過去的嘛，管理監獄和教養院，因為監獄和教養院原來就是歸公安管的，那麼我努力地推進監獄的文明化管理，採取了很多對於犯罪份子，有好處的，公開化的一些人道的待遇措施，包括制定一些很公開的規章制度，包括設立一些公開的舉報電話，防止罪犯被敲詐、勒索等等。

記者：這樣您就有了一個實現，或者說接近您理念的一個機會了。

韓廣生：由於我做了很多努力，兩年時間內我管的一個監獄叫東陵監獄，一個教養院叫尹家教養院，一個監獄、一個教養院，就成為中國國家級的現代化文明監獄和教養院。那麼後來呢，司法局的老局長感到我比較能幹，同時也是為我被從公安排擠出來不平，所以他向市委提出，如果讓我接替司法局局長的職務，他願意提前兩年退休。那麼市委在進行考核之後，就說要司法局的全體幹部投票，在副局長中推薦一名局長，那麼五名副局長中，我得了百分之八十五的選票，於是我就被任命為司法局長。

記者：看來您是遇到了伯樂，這樣也給了您一個施展的機會。

韓廣生：那麼當這司法局局長我很高興的是什麼呢？就說這有一個舞臺，有個什麼舞臺呢？就是司法局長，同時就是瀋陽市叫「依法治市」辦公室主任，也就是說是推行民主和法治的。

記者：那麼您等於是在局部推行民主改革，這可以說是很艱難的嘗試吧？

韓廣生：我非常在意這個職務，那麼為了實行這個職務，就說我做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說制定瀋陽市依法治市的十年規劃；比如說我在全國創辦了第一家免費的網站叫「中國法律服務網」。那做了這樣一些工作，正是我想在體制內想通過我的努力，做出好的樣板，來引導或推動中國向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上前進。

當然這樣一個過程中，就是1999年的年底，市委主管的副書記召見我，要求我關押「法輪功」；當時我說：教養院是關押輕微違法犯罪人員的，不適合關押法輪功。但是這位副書記，我的老領導，我的頂頭上司是非常嚴肅的說，你必須服從命令，出了問題是我負責，但是你必須服從命令。

記者：1999年7月20號，中央在全國的範圍開始鎮壓法輪功，我想您的上級顯然是抵禦不了這個壓力。

韓廣生：我為了這個事情，我求助於遼寧省司法廳，給遼寧省司法廳廳長打電話說，司裡要讓我把法輪功人員關押到教養院，我認為這不妥；當時遼寧省司法廳廳長也贊成我的意見，也認為這不妥。可是不久，這個上面中央的命令就從上面傳達下來，全體都頂不住了，沒有辦法，就只好關押法輪功人員。那麼在關押法輪功人員的過程中，我內心裡很矛盾，雖然我努力地為他們做了一些事情。

記者：我瞭解到這裡的法輪功成員和您核實了一些當年幫助法輪功受害者的情況。

韓廣生：比如說我要求不許打罵他們，不許把他們當作罪犯來看待，給他們買醫療設備。而且就是說對打罵他們的人進行懲罰，並且以人滿為患這樣的藉口，釋放了一些人。儘管我做了這樣一些事情，但是從整體上講，我感到很難過。

因為法輪功人員，我和他們當中很多談過話，他們都是工人、農民、教師等等，他們都是良家婦女，他們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是受害者。而我做一個有良心的人，我上面抵制不了，下面我又不能完全約束得了，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覺得這件事使我看透了一點，就是中共覺得人民群眾遠離它，或者是威脅到它的統治基礎的時候，就毫不猶豫的殘酷的鎮壓人民，就像當年血腥的鎮壓六四的學生一樣。

記者：這兩件事應該是促成您出走主要的事件吧？

韓廣生：這幾件事情，從「六四事件」開始，到「法輪功事件」結束，使我對中共從崇拜、忠於到懷疑、到失望、到絕望這樣一個漫長的，同時也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思想過程。那麼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我決定我必須離開，我不願再做中共的幫兇，這種走卒，所以我選擇了離開。

記者：那麼您是在什麼時候離開中國的？

韓廣生：我離開中國的時間是2001年的9月16號，是911事件之後的第一班飛機，從北京到加拿大的飛機。當然這種離開是做了很多準備，因為我也是經過了幾年的準備，有多次機會都因為種種原因放棄了，多數的是因為我持公務護照離開的話，跟我一起出來的、批准我出來的，肯定都會受處分。我不能幹那種損人利己的事情，所以一直等待機會、尋找機會。

到2001年的9月份，終於我覺得可以了，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當時瀋陽市的「慕馬大案」結束了，大家都知道瀋陽市的慕馬大案震驚全國，甚至全世界；這個腐敗的大案，政局級以上的幹部，落馬的就有二十多人，那麼當時我不能離開，因為正在審查期間。

記者：這個慕馬大案，是原遼寧省副省長慕綏新和瀋陽市的副市長馬向東的大案？

韓廣生：遼寧省副省長兼瀋陽市市長慕綏新，和瀋陽市人民政府常務次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馬向東等一些人的腐敗大案，這些人真的都是我的頂頭上司或者是我的同事們。我也很感慨的就是這些人經歷了中共的很多教育運動，比如說在那之前就有一個「三講」，講學習、講政治、講團結的「三講運動」。在「三講運動」中每個人都要做檢查的，可是他們都是平安的過關了，結果不久又都成為階下囚。

記者：當然，也斷了您對共產黨的任何幻想，促成了您的出走。

韓廣生：這個事情也給我一個非常大的刺激，就是沒想到這些我很尊敬、我很仰慕的人也都是些腐敗份子，可見腐敗的程度，由此可見中國每一個城市，你查都會有塌坊性的效應。所以當時慕馬大案一結束，2001年7月25號到7月31號召開瀋陽市第十屆黨代會，這就意味著慕馬大案結束，要選舉新的領導班底，那麼在那次會議上，我以高票當選為瀋陽市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這也標誌著也是給我的一個結論，就是說你可以當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大家知道紀律檢查委員會是專門懲治腐敗的機構。

記者：您的意思是，這也等於是證明了您經濟上沒有問題？

韓廣生：那麼7月31號選舉結束，8月1號《瀋陽日報》做了公布。然後8月12號我受命參加司法部組織的考察團，赴美國考察美國的司法制度；9月6號回到中國，然後9月16號我離開中國飛到加拿大，就這麼一個過程。

記者：我知道您一出國就發回去一封辭職信，是吧？

韓廣生：這麼一個過程，我並不是什麼倉皇出逃，而是非常從容的離開。離開之後到這兒的第二天，我託一個朋友，給瀋陽市司法局發去一個傳真，這個傳真寫的是我的辭職報告，那麼我在辭職報告中說，我決定辭去我在黨內外擔任的一切領導職務，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行動。因為我感到官場太黑暗也太殘酷，這個1018大案，也就是慕馬大案也已經結束，現在我可以急流勇退了，我要換一個活法，我要到一個真正實行民主和法治的國家度過下半生。

記者：謝謝韓廣生先生接受採訪。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