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九五八年前後的生產力水平，全國每年大約能增產糧食一百多億斤至二百億斤，所以在三月間剛發動大躍進時，毛澤東還只是說：「今年如果能增加一千億斤糧食，七百億斤也好，整個地球就翻過來了。」（注１：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王恩茂發言時的插話。）可是過了半年，人民公社成立，《人民日報》不斷報導畝產萬斤的「衛星」，毛澤東便飄飄然起來，調子完全變了。

在九月五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說：「世界上的事情有這麼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麼就沒有，要麼就很多。」又說執政八年總共增產糧食一千六百億斤，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可增產幾千億斤，這叫做「突變」。地球打了兩個滾，於是他覺得糧食太多了：「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糧食如何處理？「除了人吃馬喂之外，現在還沒有找到用途，也許會發生問題。」「糧食還是要找出路，糧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業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毛在武昌會議上又說：「農業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糧食而論，搞到一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糧食多了吃不完．．．．」毛說話時，他的愛將、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也湊熱插了一句：「我們擔心農作物的出路問題。」使人覺得他安徽的糧食已經多得氾濫成災了。

這次中共中央的會議上是一片陽光、燦爛輝煌，而下面卻開始黑天了。

已宣佈進入共產主義，並成功地使毛澤東相信他們「糧食吃不完」的河北徐水縣，宣稱要響應毛主席號召，用糧食生產酒精作燃料，於是國家計劃委員會和農業部派人去那裏，打算幫他們建一個用白薯生產酒精的工廠。誰知派員到那裏一看，連人吃的白薯都沒有了，哪裏還能辦工廠？見到農民已經在挨餓，他們趕緊向當時正在徐水的河北省委書記彙報。但徐水是毛澤東親自表揚的大躍進的模範縣，這位書記不敢正視現實、捅破謊言，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徐水的成績是大的，工作上有點粗。」繼續將真相掩蓋著。

由於中宣部長陸定一指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關門下去「參加大躍進」，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楊獻珍便於一九五九年一月初到河南省，打算看看這個宣佈全省平均畝產達千斤的全國第一個「千斤省」的大躍進實況。剛到省會鄭州，就有許多老幹部去看他，告訴他密縣缺糧，農民普遍得了浮腫病，已經餓死了人，衛生部派員去調查，已查明確屬事實。這就是說，在五八年十一月間，即毛澤東正擔心糧食太多、如何處理的時候，下面已經餓死人了。幾個月前先到河南的兩位黨校的幹部還告訴楊說，他們所在的人民公社，社長的娘來找兒子要糧，兒子沒有，娘只好哭著回去了。公社社員斷了糧，從北京下放任職的縣委書記也拿不出辦法來，只好建議各社將曬乾的紅薯藤子磨成粉，煮成糊糊，藉以維持生命。

從河北到河南，再向南走到湖北。那裏的情形也差不多。解放軍的將領吳世安回到闊別了二十四年的老家紅安縣，發現大人全修水庫去了，只剩小孩們在寒冷的水田裏拔草。年紀小的肚子餓了無人管，將軍抱起一個哭著的男孩走向公社食堂，卻發現大門緊閉著。他找遍全村，竟沒討到一點糧食。回到部隊後，他讓炊事員將自己的口糧每日省下半斤，拿去救濟家鄉的孩子。軍區召開大會，將軍走上講臺，第一句話便是：「我是找你們討米的．．．．」

種糧的怎麼沒有糧吃？這需要解釋幾句。

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對李先念、鄧子恢兩位副總理談話時說：「農民對社會主義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注２：《黨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可見，在毛澤東看來，如果將自由給予農民，那麼社會主義就沒有了。所以，從合作化時期開始，中共就實行「統購統銷」政策，農民每年可以留多少糧自食由政府決定。那數字雖然隨收成浮動，但標準定得很低。毛一九六○年定過一個原則：不（餓）死人，維持人民健康，（注３：《黨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轉引自《晚年毛澤東》第一五九頁。）因為他認為「人窮好些．．．．中國富起來也容易出修正主義，不能吃得太好。」（注４：《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六期，轉引自《晚年毛澤東》第二二一頁。）這一套辦法雖然扼殺了農民的積極性，但的確可以使農民在青黃不接時得到一些「返銷糧」，雖然只能湊個半飽，卻不致餓死。

但是大躍進就亂套了。譬如說某地往年生產八萬斤糧，自留七萬斤，上交一萬斤，一九五八年風調雨順增產一萬斤這就算不錯了（毛澤東老家湖南湘潭韶山人民公社「大吃偏飯」，即國家特別支援，糧食也只增產百分之十四，見李銳《懷念廿篇》），可是幹部向上級吹牛說增產百分之五十，打了十二萬斤糧，那就得賣給國家五萬斤「餘糧」，農民自留糧便由七萬斤降到了四萬斤。如果真是個災年，從一開始就精打細算，瓜菜和米煮粥，細水長流，以中國農民耐苦的本領度荒，或許可以憑那四萬斤糧食挨到第二年夏收。但是恰恰這一年搞起了人民公社，辦起了吃飯不要錢的食堂。

毛澤東九月初在安徽看到一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便指示：「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注５：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報》。）他在十一月間的鄭州會議上還引述歷史典故，說：「三國時候，漢中有個張魯，曹操把他滅了。他也搞過吃飯不要錢，凡是過路人，在飯鋪裏頭吃飯、吃肉都不要錢，盡肚子吃．．．．他搞了三十年，人們都高興那個制度，那是有種社會主義作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由來已久了。」（注６：《黨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可見他將公共食堂當作社會主義一大特徵是明白無疑的。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全國農村人民公社都實行了吃飯不要錢的制度。「鼓足幹勁生產，撐開肚皮吃飯」，公共食堂以幾千年來老百姓從未見過的場面糟蹋糧食，三、四個月就耗盡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糧，實在不足為奇。

河南省吹牛最凶，說全省實現了畝產千斤，又毀掉了整整一半的秋糧，那麼全省自一九五八年底起就開始挨餓便是必然的了。羅榮桓元帥五九年六月五日在解放軍政治學院的一個會上說：「現在看糧食越緊張，越是去年放衛星的地方，不緊張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真是一語破的。

最好的例子是甘肅省通渭縣。這是個大躍進的「先進縣」，其縣委書記還以「先進縣代表」的身份赴京列席了五八年五月間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由於實際產量只有一億一千多萬斤，而上報卻說產了二億六千萬斤，結果國家按上報數徵購「餘糧」四千一百多萬斤，農民口糧不足，從五九年春季到六月這幾個月內該縣已餓死了六千餘人。

湖北省本是魚米之鄉，一九五八年與豐收的五七年收成不相上下，但湖北省委十月間向中央報告估產時多報了數字。到五九年春，省委有所醒悟，向中央作了檢討，可是已經晚了。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三十年後回憶道：「到一九五九年中國新年之後，挨餓的人多起來了，開始發現餓死人的事情。」（注７：《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可見農民挨餓乃至餓死的災禍，完全是各級幹部製造出來的。

要瞭解當時的情況並不難，凡是下去走了一走的，全都看到了真相。譬如張聞天的夫人回憶她和張聞天於一九五九年初春外出調查的情形時寫道：「這時『共產風』的惡果已經顯露出來，雲南、海南島都發出了餓死人的警報！」（注８：《瞭望》一九八五年三十二期。）四月間中共廣東省委已經向中央報告餓死了一百餘人了。（注９：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廣東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工作情況和部署的報告》。參見謝春濤《大躍進狂瀾》第一三七頁。）

由此可知，災難已經越過地平線，正在全國範圍蔓延。

這時，由於數十萬右派份子已被批倒、鬥臭，不是勞改就是坐牢，五九年四月召開的二屆全國人民代大會上已找不到一名「右派份子」（他們全都被除了名），遍佈全國的饑民在「人民代表」中已經找不到一個代言人。被中共圈定的代表們只能代表共產黨說話，除了「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一類的口號之外，便是粉飾太平的頌詞。這些民主黨派人士也好，黨外知識人士也好，已不再有資格、不再有膽量為民請命。為民請命的職責也就歷史地落到了毛澤東的黨內同僚肩上。

然而，不是毛澤東的每個同志都願意擔起這個責任的。譬如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府副總理陳雲在黨內呆了幾十年，從未大起大落，因為他一向奉行「好漢不吃眼前虧」的信條。五九年春天，他對薛暮橋等人說過：「現在提意見還不是時候，一定要吃虧吃得更大一點，才能轉過來。」有人建議他向毛陳述竟見時，他說：「我是犯過『反冒進』錯誤的，不能說話，我還想保持我這張三十多年的黨票子。」（注１０：引自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批判陳雲大會上的發言。見文革時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批判陳雲聯絡站的《大字報選》第二輯。）

另一位副主席朱德，人稱朱總司令，也處於類似的「不能說話」的境地中。一位四年前解甲歸田的副軍長楊增華特地從湖北農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說：「總司令，我來討個命令，鄉里興不得煉鐵，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給我一句話，我就走。」

朱德將手搭在他肩上，為難的說：「我一定把你的意見向黨中央反映，但是我們都無權違背中央的方針。」

「那我要給中央寫信，」楊說，「我要問一問，是誰興的這些尖板眼！」

「這不是你的事！」朱德不高興了，「太太平平的過你的日子，種你的田吧！該說的話我都說乾了。」

「沒法子想了嗎？」

「好自為之吧。」朱德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朱德知道人們在挨餓，卻不能給楊增華停止煉鋼、解散食堂的命令。他只是將自家省下的二百斤糧票送給楊，囑咐他常常抱抱鄉里的孩子，看見輕了還是重了。那位昔日的軍長無可奈何，只是背著一提包儘管普普通通、鄉下人卻吃不到的白麵饅頭離開了北京。

朱德總司令當年的副手、當了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元帥，一生軍旅，出生貧苦農家，嘗過窮人家孩子的一切辛酸，因此始終不忘人民的疾苦。五八年十月自甘肅回京途中，他曾去了一趟延安，發現街道依然破舊，與十年前他離開時毫無兩樣，人民穿得也十分破舊。他雖然還不瞭解當時延安已經開始出現大饑餓，但人民生活困苦卻是一目了然、不問也明白的。他激動地對幾百名延安地區的幹部說：「延安這裏的情況，你們比我更清楚。這麼多年了，延安為什麼還這樣落後？延安老百姓的生活，為什麼還這樣苦？我們每個人都得問問自己．．．，」

自大躍進以來，彭德懷跑到一處就要說一番。在一個軍區，他說：「煉鋼得不償失。用那麼多的人，花那麼多的錢，賬不算是不行的。」到第四軍醫大學檢查工作，一聽校方請他參觀該校的煉鋼爐，他扭頭就走。對於「全民辦鋼鐵」、「全民辦交通」、「全民辦．．．．」的口號，他明確表示不贊成：「只有一個全民，哪能辦這麼多？」對於「全民皆兵」，毛澤東說要給民兵發槍彈，他發牢騷說：「毛主席根本不計算需要多少槍，多少子彈，要多少錢？」

到了一九五九年一月，大躍進的惡果已經顯露出來。北京作為首都，市場供應本來比別處要好，可是弄得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一兩白菜，彭德懷說話就更多了。他在北京軍區的黨代表大會上公開斥責大煉鋼鐵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他在後勤部的會議上談到人民公社時說：「徐水人民公社說好，吹得不得了，好多人都去看。我就沒去看。」一月三十日，解放軍後勤學院舉行畢業典禮，他又去講話：「有些人的想法不對頭，想把好事一年辦完．．．．客觀上是反動的。」

那一年四月，他訪問東歐幾個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不停地說話。五月一日，他在柏林中國大使館對中國留學生說：「去年大躍進，有些浮誇，影響了黨在人民中的威信。」過了三天，在德累斯登又對留學生說：「你們不要把國內大躍進想得那麼好，刮了一陣共產風．．．市場供應緊張，連火柴肥皂都買不到．．．．所以在國外不要吹。」

六月出訪歸來，他又在中南海說情況很嚴重（因為河南、甘肅等地已餓死了人）。

由此可知，彭德懷在赴廬山開會之前已經有抨擊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的打算了。會後他被批判、鬥爭，寫的交待中也承認事先有此打算：「我的信．．．．出國前後，有了東西，胸有成竹，寫就容易了。到廬山來寫的。」（注１１：以上均見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懷反革命罪行彙編》。）

六月底，在赴會途中的北京到漢口的火車上，彭德懷見到鐵路邊中州古道上走著三五成群的農民，全都是衣衫襤褸、骨瘦如柴的逃荒者。火車開進河南省會鄭州車站時，他更見到成千上萬的農民擠在廣場上，或伸手乞討，或餓得奄奄一息。大約就在這時，彭元帥下定了在會上為人民說話的決心。

對局勢不滿的高級幹部很多，譬如政治局候補委員、主管全國工業、交通的副總理薄一波在四月份召集各省主管工業的省委書記開會，在會上抨擊大躍進是「虛假的」，是「寅吃卯糧」，甚至「寅吃辰糧」。他又說：「（一九五八年）工業增長百分之六十六，同幾千萬人上山對農業所造成的損失相比，究竟是得多還是失多？」（注１２：文革期間清華大學井崗山兵團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薄一波》大字報選第二輯。）貌似發問，其實結論不言自明。

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遼寧省的省委書記黃火青在跟著毛澤東為「冒進」叫好，積極地幹了一年後，腦子似乎也靜下來，在六月間的省委常委會上發牢騷道：「大躍進，大緊張．．．．是要鋼鐵還是要人民？是一千噸鋼鐵重要，還是幾億人民的生活重要？」（注１３：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中共遼寧省委機關革命造反派聯絡總部印發的聲討黃火青的材料。）

除了這些高級領導人不同程度的流露了不滿情緒外，曾經在大躍進中熱血沸騰過一陣的中、低級幹部也紛紛醒悟。「對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提出懷疑。有的省黨校舉行大討論會，絕大部份同志對『三面紅旗』持否定態度。」（注１４：《黨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福建省委宣傳部長盧超曾這樣說：「公社化後，整個農村和社會情況，比蕭洛霍夫在《被開墾的處女地》（一部描寫蘇聯三十年代農村合作化過程的小說——作者注）中所描寫的情形更壞。」「農民的不滿，已達到頂點。」「假如牛會說話，牛也要告狀。」

在這種情形下召開的廬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於發起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的毛澤東顯然是一個嚴峻的時刻。七月二日會議一開始，也就採取了守勢。他一方面要求大家承認「成績偉大」，一方面又坦白承認「問題不少」。當然，他也有為自己開脫的邏輯：「有人說：你大躍進，為什麼糧食緊張？為什麼買不到頭髮卡子？．．．．說不清就硬著頭皮頂著，去幹。明年東西多了，就說清楚了。」可見他也明白自己八個月前曾為糧食吃不完、需尋找出路而發的議論已成了笑柄，只得將寶押在時間上面，希望明年糧食一多，地球又可以翻轉過來。至於明年無數農民默默餓死這一慘劇，則是他在廬山時萬萬料想不到的。為安撫黨內持不同意見的同志，他特地將一直受他壓制的、對經濟問題相對較為內行的陳雲表揚了一番：「過去陳雲同志說，要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贊成。現在看來，陳雲同志的意見是對的。」

對於「成績偉大」一詞，與會的中共高級幹部不敢公開否定，而對於劉少奇「成績講夠，缺點也講透」的說法，他們則只對後半句感興趣。由於劉本人在七月四日的小組會上說：「說老實話的人，去年不好混．．．．一九五八年最大的成績是得到教訓，全黨全民得到深刻教訓」，等於說成績是零。與會者除了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等少數人外，對「成績」毫無興趣，按李銳的回憶，「大家對缺點．．．津津樂道，洩氣思想和潑冷水現象還是嚴重存在的。工（業）交（通）系統埋怨情緒最大。」

不過，按李銳的說法，廬山會議「是所謂『神仙會』，原來只准備開十幾天，產生一個會議的《紀要》就結束的。」，並無重大議題，因此埋怨歸埋怨，不滿歸不滿，氣氛一點也不緊張。毛澤東認為一九五八年的偏差已在上半年的會議中解決了，這次會議只是交流情況，統一一下思想，順便休息一陣，然後下山去繼續大躍進。他相信黨中央會跟著他的指揮棒轉，在他劃定的圈子裏做總結，所以這次請人上山多半有點避暑消夏的意思。李銳說：「開始確有點像『神仙會』的味道：白天開會遊山，晚上散步跳舞」，總之聞不到火藥味。不愛玩的老同志如董必武、林伯渠等，吟詩填詞，愛大自然的天不亮就上含鄱嶺看鄱陽湖日出。主管國家經濟計畫的副總理李富春、公安部長羅瑞卿、四川和上海的第一書記李井泉、柯慶施甚至有興致打麻將，一打就打到深夜。毛的興致也不壞，在早已調來廬山待命的國家游泳隊十幾名健將的圍護下，下了廬山水電站的水庫游泳。他興沖沖的對運動員們說：「我來表演一個新名堂給你們看看」。他真的表演起來：躺在水面上，「這叫困覺」；右腳擱在左腿上，「這叫坐凳子」；踩水，說是「立正」．．．．他悠然自得的銜著一枝香煙，躺在水面上吞雲吐霧，真有點神仙的味道。

然而，毛的設想太簡單了一點，一窩蜂搞起來的人民公社、全民煉鋼，產生了那麼嚴重的惡果，無論如何是需耍深刻反省的。在會前的幾個月間，中共對躍進作過局部糾偏，這是事實。譬如一九五九年鋼的生產指標，「最初定的是三千萬噸，後來是兩千萬噸、一千八百萬噸，再後來又不得不降到一千六百五十萬噸」。（注１５：張聞天《廬山發言》。）五月間陳雲提議改為一千三百萬噸，中央六月十三日的會議接受了這一意見。（注１６：《黨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五期第三十一頁。）

從三千萬到一千三百萬，計畫指標是降下來了，但對於搞「大躍進」的辦法，如全民煉鋼、幾千萬人上山等等，並未否定，而且宣佈一九五九年還要繼續大躍進，這樣黨內的不同意見在會上發生衝突便很難避免了。

周小舟憑持做過毛澤東的秘書，平素又深得毛的信任，會前毛由河北至河南、湖北、湖南一路視察下來，對湖南的工作頗為滿意，毛剛寫的《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也送給他，徵求修改意見，（其中《登廬山》的末句本為「人民公社萬萬年」，周認為不佳，毛接受意見而改為「桃花源裏可耕田？」）因此他比別人更敢說話。他在會上發言說：「大煉鋼鐵，全民上陣，土高爐、小高爐，煉出來一大堆廢物，勞民傷財啊！」他又說「一千零七十萬噸（鋼）不如八百萬噸」，等於直接批評了毛澤東，因為五八年將鋼產計畫由八百萬噸增至一千零七十萬噸正是毛的主意，而將全國搞得天翻地覆的「全民煉鋼」，正是從「一○七○」這四個字引發出來的。

彭德懷從七月三日到十日每天都在小組會上發言，對「吃飯不要錢」、「全民辦鋼鐵」、「砸鍋」辦食堂等陸續加以抨擊，對毛澤東本人也有所批評，譬如「毛主席家鄉的那個公社，去年搞的增產數，實際沒有那麼多．．．．主席也去過這個社。我曾問主席，你瞭解怎麼樣？他說沒談過這件事，我看他是談過的。何必隱瞞呢？」這無疑是非議毛的品質，認為毛在撒謊。更為尖銳的是，他不指名地批評了毛的左傾：「我們党總是左的難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

可能是由於直覺，也可能是他想起了毛在去年成都會議上說的「沒有個人崇拜怎麼行？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注１７：《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頁。）他真截了當地說：「『浮誇風』、『小高爐』等等，都不過是表面現象，缺乏民主、個人崇拜才是這一切弊病的根源。」（注１８：馬駱等著《國防部長浮沉記》第四十一頁。）

如此直言批評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會議上還是頭一遭。彭說話時甚至有人怕惹禍上身，佯裝上廁所，悄悄的離開了會場。

眼看會議要失控，毛澤東於七月十日作了個「要黨內團結，首先要把問題搞清楚，要思想統一」的講話。一方面，他進一步退讓，對人民公社的性質作了重大退卻，不再將公社說成是共產社會的雛型，卻說「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基本上還是高級合作社，就沒有問題了。問題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大家同意總路線「根本不會錯」，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只是一個指頭，「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

既要穩住陣腳，又要平息同僚的不滿，毛只得文迥飾非，說「取得經驗總是要付學費的。全國大煉鋼鐵，賠了二十多億，全黨全民學了煉鋼鐵，算是付了學費。」

這個結論顯然不能服眾。全民煉鋼一舉，「僅財政撥款的小鋼鐵（企業的）虧損就達一百一十億元，六千萬農民上山找礦的勞動，群眾『捐獻』的鐵器中所包貪的價值還不包含在內。」（注１９：《寧波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後來，副總理萬里於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說：「『大躍進』決策的失誤造成數以千億計的重大損失。這還只是物質財富方面計算出來的損失．．．」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長八六年二月在一篇文章中說：「據有關部門統計，『大躍進』給國家經濟上造成的損失近三千億元。」（注２０：河北石家莊市《共產黨員》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在兩年之中蒙受如此巨大的損失，毛竟打算用「付學費」搪塞過去。要是就這樣讓胡喬木、周小舟、田家英、李銳等寫個「會議紀要」以結束會議，眾心自然難平。尤其是彭德懷，他骨鯁在喉，該同毛澤東談的還沒好好談呢。

一九五八年年底，彭一回到湖南湘潭縣的故鄉，就被公社敬老院的老人拉走了。老人們掀開食堂的大鍋蓋讓彭看：一鍋青菜，菜裏夾著幾粒米星星，老人吃的就是這些。

「彭總啊，共產黨說辦公共食堂，吃飯包起來，我們就把什麼都拿出來了。現在，搞成這個樣子，毛主席知道嗎？」

「老彭，明年怎麼過呀？」

「老彭，毛主席知道嗎？」

老人們急促的催彭回答，他終於開口道：「我要給毛主席報告的。」

也許最刺痛彭元帥的心的是這樣一件事：在他老家烏石村的一棵大樹底下，一位老人要給他下跪，請他「上天言好事」，彭當即哭了，熱淚滾滾的說：「你是我的父老，日子過得這麼糟，該我給你下跪！」

他答應了老鄉要向毛主席報告，那就一定要報告的。可是他苦於找不到一個適當的方式。他告訴周小舟，他想找毛談談，可又怕談不好。周的觀點與彭大致相同。一九五八年底彭視察湘南時，周曾陪了他三天，兩人一起看到為搞「居民點」將村莊拆遷一空的情形，看到過上千人擠在一塊二十畝的田裏深翻土地的場景，聽過縣委書記彙報糧食的困難情況，看法比較一致。因此，周見彭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同毛正式談一次，便慫恿道：「我們同主席談話很隨便呀。」周把七月十一日夜與毛談話的情況告訴了彭，並建議彭將自己的幾次發言整理成文。受此彭勵，彭於七月十三日熬夜寫了一封長信，第二天清晨由參謀送到了毛澤東那裏，結果惹起了影響歷史的一場軒然大波。

儘管一個躍進幾乎搞得幾億農民家家乾淨、徒具四壁，彭德懷的勇氣比明代帶著棺材當面罵嘉靖皇帝「嘉靖者家家皆淨也」的海瑞還是差得很遠。他那封信寫得委婉、含蓄，十分客氣，刻意迎合毛澤東的地方便有好幾處，譬如「農村公社化，是具有極其偉大意義的」，「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總路線是正確的」等等。很可能這些話是秘書王承光加進去的，因為這比彭在三月底於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說法後退了一大步。那次會上他說：「『大躍進』的政策從根本上來講是不是錯了呢？我看是錯了．．．．如不採取措施改正過來．．．．恐怕人民就不會相信你共產主義了！」（注２１：馬輅等著《國防部長浮沉記》第十九至二十頁。）由於秘書刪改了「帶刺激性的詞語」，使他在這封信中刺激毛的神經的地方只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這句話。彭在七月六日的小組發言中曾說：「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所以，上述的「我們」當然也就包括毛。信中又說「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這「不少同志」自然也有毛的一份。這是一生致力反右派、反右傾，最忌別人說他「左」的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不過，在反擊之前，毛又忍了十天。

這是毛澤東的過人之處，他其實並不是忍，而是靜觀風向。他需要知道有多少人同彭德懷站在一條戰壕裏。如果多數政治局委員旗幟鮮明地支持彭的意見，他就得權衡打擊彭的後果。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表決機器並未被他操縱，他不能不謹慎行事。

毛將彭的信冠以「意見書」印發，與會者便明白了局勢的嚴重。凡言猶未盡的都龜縮了，他們採取了觀望的態度，不再說實話。

只有電力部副部長李銳大膽響應，說：「彭總膽大，敢把問題尖銳提出，打破壓力局面。」但他和同樣支持彭的觀點的周小舟卻因而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因此當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七月十七日抵達廬山時，兩人便去看黃，告知會議情形。建國初，黃是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李當時也在湖南，都是黃的老部下，此時彼此觀點也相近。

當晚，黃在彭的住處看了彭致毛的信。十八日一早，周、李又去看黃，「快到開會時間，彭德懷夾了本子過來了。黃對彭說：『你的信有問題，不能這樣，漏洞很多。』」（注２２：以上均見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懷反革命罪行彙編》。）但黃克誠仍然勇敢地在十九日的會上說出了自己的觀點。他沒有表明贊成彭的信，但說：「公社當年搞好還是不搞好的問題，回答是不搞更主動些。」

周小舟也在當天發言，明白說：「彭總給主席的信，我認為總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他又以一九五八年湖南搞的土高爐為例說：「我看就只有失，無所得。」

黃、周二人都是即席發言，並未認真論戰，唯一在對彭的非難逐步升級的火藥味中正式出擊的只有一個人，即一九三五年後做過中共總書記的張聞天。張是個留美也留過俄的知識份子，一向沒個人野心。在革命戰爭、抗日戰爭期間，張幾乎是放手讓毛逐步由軍而黨控制全局，自己則步步讓權。由於他總是贊同毛的意見，時時緊跟毛，為此曾受過黨內同事的譏諷，他卻回答道：「真理在誰手裏，就跟誰走。」那時，毛對於這麼一個名義上主持黨務、實際卻聽他指揮的角色十分滿意，曾稱許他說：「你是一個開明之君。」（注２３：見《回憶張聞天》一書中李銳的文章。）一九四二年中共在延安整風，毛上臺前作過領導人的個個要檢查，張聞天主動將權交給毛，自己下鄉作了一年多的農村調查，從此脫離了中共的決策圈。

張聞天與其他中共高層人物一樣，一貫服膺毛澤東。但是毛在一九五八年的行為使他改變了看法。在廬山會議進行初期，他對秘書不點名地批評過毛澤東：「現在就是驕傲了，這幾年搞得不錯，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力量了。就像當年史達林所說，勝利沖昏了頭腦。」七月十九日，他決心介入論戰，支持彭德懷，並自己動手寫提綱，準備在會上發言。正當他寫作時，毛的秘書田家英打電話給他，說毛剛說過不能取消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因此建議他回避供給制、食堂問題，不要談。張卻決定不管毛的看法如何，也要闡述自己的觀點，不惜與毛正面衝突。

二十一日，他在柯慶施主持的小組會上講了三個小時。其間以柯為首的毛的支持者不時打斷他，反駁他，而同情他的卻無一人敢吱聲，連黃克誠也沒敢挺身而出。黃事後回憶道：「我第一次見到這種場面，不覺為聞天同志捏了一把汗。」

儘管是參與辯論，張聞天的發言中仍然有不少恭維毛的話：「中央、毛主席的領導很堅強」，「主席經常講要實事求是」，「主席說，經濟工作要越做越細」，「主席要我們學政治經濟學，據我的體會．．．．」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也說總路線是正確的，而且支援毛的說法，說「缺點和成績的關係」，「是一比九的關係」。他這樣說，必定不是心中實話，只是為使毛聽得順耳。其實他這樣做無濟於事，因為他的發言記錄稿中光「損失」和「很大損失」就有一百零八個，毛澤東無論如何不能接受。他又說「有的人公然違反客額經濟規律」，「有些人把供給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自然觸痛了毛的神經。此外，他說「毛主席關於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我認為是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等於是批評毛言行不一；「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人總是怕殺頭的．．．．」等於批評毛壓制民主，使黨內同志不敢說話。這種批評雖然措詞不很激烈，卻也是毛執政十年來從未聽過、也不想聽到的。

當天會後，張散步到彭處（兩人住處有條只是幾十米的小徑），對彭說：「今天我講了三個鐘頭，我支持了你一下。」彭看了張的發言提綱後說：「你講的還很全面。」此時，兩人都未意識到毛澤東要拿他們開刀了。

一九五九年夏天，國家經濟情況已很惡劣，這正是與會者嚴重存在洩氣思想、埋怨情緒的原因。據糧食部部長陳國棟回憶：「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間，我在參加廬山會議時，就已經坐不住了，白天黑夜都有人打電話來催要糧食。很多城市，如瀋陽、大連等都只有幾天的庫存了，有些地區農民也缺糧，要靠國家供應。」（注２４：見《懷念周恩來》中陳國棟的文章。）在這種危急關頭，要是毛澤東面對大躍進造成的爛攤子引咎自責，改弦更張，或放權讓同僚們去處理大躍進的後遺症，首先根據各地餓死人的警報全力解決糧食問題，那麼事情還有救，至少不會弄得半年後全國餓殍遍的。然而，好像禍國殃民還嫌禍得不夠似的，他將中國拖入了又一場災難之中。

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自稱「頂了二十三天」之後，召集全體會議，宣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對彭、張等人發動了突然襲擊。他並沒有點名，可是「右派邊緣」，「資產階級動搖性」，「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就是不堅定．．．．站不穩、扭秧歌」，誰聽了都明白他攻擊的是誰。他極端情緒化的一個人罵了半天，也不問其他幾位党的副主席有沒有話要說，就宣佈散會。以往中共中央的高層人物長期將這位主席像神似的供奉著，如今在他面前一個個全成了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侍從。

毛澤東主要的左右手劉少奇、周恩來明知其政治局的同事無端被誣，可是兩人都不動聲色，十分鎮靜，不像別的與會者多少有點震驚。因為兩人事先已受到毛的關照，在入場之前就已經知道會發生什麼了。七月十六日毛把劉、周和朱德三位副主席請到他住處，告知已將彭德懷的信冠以「意見書」下發，並要他們「評論這封信的性質」。這時周恩來並沒料到毛已動了殺機。在二十日左右的一個舞會上，水電部副部長李銳問他對彭的信有什麼看法時，他隨便答道：「那沒有什麼吧。」可是二十二日半夜，毛將他和劉少奇召去，告訴他們要拿彭開刀。其時劉剛服過安眼藥，在睡夢中被召後硬撐起床，讓人架著去毛住處。大約頭腦尚未清醒，也可能從來就不敢頂撞毛，他當即表示支援，似乎完全忘了會議開始時他說的「深刻教訓」。周恩來一定對毛去年的訓斥記憶猶新，自然不敢表示異議了。

這個結果是毛預先料到的。三個多月前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八屆七中全會上，他就說過，「少奇等是在我身邊多年的戰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講話」。（注２５：見《我眼中的毛澤東》一書第一三二頁。）所以，他比劉、周高明，在於他知道他們不會違抗他，而他們卻永遠無法事先猜透毛下一步要怎麼走，是要糾左還是批右。他們總是跌撞撞地跟著他走，跟不上就檢討。毛看准了風向，知道自己在政治局內不會淪為少數，至少在表決時多數人不敢投他的反對票，儘管他們的觀點同彭德懷、張聞天差不多。他將彭的信印發已整整一周，整個政治局中除了候補委員張聞天表示支持彭以外，所有成員都沒有明白表明贊同，而張本來就是一名「下臺幹部」，是黨的權力核心之外的人物。所以，儘管二十二日夜裏毛睡不著覺，獨坐自坐在屋後竹林裏抽了半天煙，留下一大堆煙頭，他還是深信可以穩操勝算，於是天一亮就發起了進攻。

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要是政治局成員在這一周中陸續表明自己的真實觀點，會議有怎樣的結局？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以薄一波為例。他主管工業，對大躍進造成的危害有直接的感受。會前，他讓經濟專家薛暮橋收集、整理了一份材料，準備在會上拿出來。可是會議初期他沒參加，聽到要批判右傾份子後，立即讓治金部和煤炭部組織了全國性的電話會議，在會上講了一番鼓幹勁、要超額完成任務的大話後才上廬山。文化革命中他被打倒、鬥爭之後，造反派的報紙這樣揭發道：「薄一波在會上見形勢不妙，不敢拋出這些材料。薛暮橋卻在舊中宣部的各省宣傳部長讀書會上，在中央直屬機關的幹部會上，在《中國青年》雜誌的記者面前，拋出了這些材料。」（注２６：《進軍報》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

我們無從得到這份材料的原文，但是根據造反派的揭發，我們可以知道這份材料對人民公社、大躍進的否定，遠遠超過了彭德懷的意見書和張聞天的綱領性的發言：「他攻擊我們的大躍進是『得不償失』，，，，造成『混亂局面』、『通貨膨脹』，『潛伏著巨大危機』。他攻擊人民公社辦早了，說『生產關係前進過多』，『破壞了生產力』．．．．」，由此可以肯定，如果主管工業的薄一波有彭德懷或張聞天的勇氣，把材料端出來，對彭將是一個極有力的支持。可惜他當時違心地參加了批彭的大合唱。二十多年後，他著文自責：「這是不能自我原諒的，至今仍負疚在心。」

另一位政治局委員、掌管財政的副總理李先念，在四月間舉行的上海會議結束後與張聞天同車返京途中曾對張表示：「對人民公社是不滿意的」，「躍進速度太快了」，「大煉鋼鐵不合算」，「搞得左過份了」。按說他在廬山也應當站出來說話，然而他沒有。文化革命中紅衛兵質問他在廬山會議上站在哪一邊時，按紅衛兵的說法，李先念說：「頭一天我是同意彭德懷觀點的，第二天我就反對了。」

如果他自始至終支持彭德懷，事情會怎麼樣呢？毛澤東也會宣佈他是「反黨份子」嗎？歷史當然不能重複，但是可以設想的是，要是薄一波將薛暮橋為他準備的工業方面的材料端出來，以事實論證大躍進之危害，李先念堅定站在彭德懷一邊，而陸定一也將受周恩來的委託調查大煉鋼鐵所得的材料拿出來為張聞天的發言作佐證，周恩來不怕再一次被毛罵作「促退派」，劉少奇不順著毛幫腔，大家都將自己的真實觀點攤開，毛可能說沒有膽量拿彭德懷、張聞天二人開刀了。可惜的是，他們都沒有那樣做。

毛二十三日發動襲擊的當晚，三個血氣方剛的年輕幹部周小舟、李銳、周惠很不服氣，三人聚在一起將毛攻擊了一番。周小舟懷疑毛的講話未經政治局常委討論，只是他一個人的意見，「按照講話精神發展下去，很像史達林後期，沒有集體領導，只是個人決定，這樣將導致黨的分裂．．．．」周惠是湖南省委書記處的一名書記，本無參加會議的資格，毛視察湖南後認為他幹得不錯，特地指定他上山開會的。幾天前毛找人去聊天，在場的除秘書田家英和周小舟、李銳之外，還有周惠。周不是個得了寵便溜鬚拍馬的人。他說：「主席年紀老了，有些問題的決定是否變得很快？」他又說當美國女作家斯特朗與毛談話時稱讚毛超過了馬、恩、列、斯，毛未作答，不置可否。他覺得毛正走向驕傲。李銳則說毛就是喜歡高指標．．．．三人談得十分激動，周小舟甚至提議三人一起到毛的住處去與毛「辯論一頓，爭吵一頓也可以」。他們所以如此大膽，是因為就在幾天之前毛曾與他們三人夜談過幾次，似乎還談得不錯。

不過，在行動之前周打了個電話給老上級黃克誠，於是三人又到黃處商談。據李銳後來寫的交待說，三人將「上面的一些主要攻擊主席的觀點都給黃談了，並談到去找主席爭論事。黃說這是談不得的。他說彭信起了壞作用，主席的講話是有原因的，也不要緊張，錯了就作檢查，才使我們比較鎮靜下來」。注（２７：引自前述高等軍事學院的材料。蘇曉康《烏托邦祭》關於此事的記述差異較大，但他對李銳等人的採訪發生在事件二十多年後，而高等軍事學院收集的是李銳廬山會議後寫的交待，應當更為可靠。）

三個年輕人差一點就要去大鬧天宮，被老成持重的黃克誠制止了。儘管這只是未成為事實的一個打算、企圖，但還是應當記錄在此。因為這是中共黨史中絕無僅有的一次。即使在文革中，毛澤東夥同林彪作了那麼多惡，人們至今津津樂道的幾位元帥「大鬧懷仁堂」的事件，也不過是衝著陳伯達等人爭吵而已，他們一見到毛，聲音就沒有了，更沒有想過要到毛的住處去辯論、爭吵。「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確如此。只因黃克誠過於世故，使這樣一件事情沒有發生。當時黃對毛仍抱有幻想，以為作個檢查就會讓他們過關。他不明白毛「要麼不得罪人，一得罪就得罪到底」的作風。從這點來說，黃又過於天真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