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之死：脆弱的生命
【大紀元7月12日訊】周興柱，繼父親、大哥、二哥之後的又一個死亡者，生於重慶，活於天津，死於河北。
——題記
（一）背景
天津市武清區王慶坨鎮，一個天津與河北交界的既平凡又知名的小鎮（交界處是一個收費站），距離天津市中心有30公里。天津是當年河北省會，如今的天津武清區與如今的河北廊坊市安次區，均歸於當年的廊坊市管轄。王慶坨，一個從河北過渡到天津的小鎮，擺脫了如今仍舊貧困的河北廊坊，在漸漸知名的天津武清立足，被稱為“自行車王國
”。
在這個3.8萬本地人、3萬外來人的小鎮，據估計：有正規的自行車製造廠120家，非正規的自行車配件廠180家，這300家工廠有著每年生產100萬輛自行車的能力。在這種自助型經濟的全面帶動下，來自王慶坨的自行車遠銷亞（韓）、非、歐；需要量巨大的中國大陸，更是它的最大市場。然而，在經濟繁榮的躁熱表像背後，一個普通民工的死亡卻猶如一股刺骨的寒流，把我帶回底層的真實。這個民工，他叫周興柱。
（二）周興柱的一生
周興柱，重慶人，1971年出生。這個人的命運非常悲慘，悲劇情節頗具典型：第一，他是未獲補償的長江三峽移民者之一；第二，他以及他的家人被無數次拖欠工資；第三，他死於礦難。他的具體形象是這樣：1.55米高，體態略胖，目光呆滯，表情木納，一直說的是地道的重慶話；性格：懦弱、自卑、善良，說話聲音很小，也有重慶人的特殊性格，遇大事時有火氣，有宿命情結，信命。
周興柱有兩個哥哥，即周興盛和周興隆，還有一個妹妹、一個父親、一個母親。原本是六個人的家庭，在周興柱死亡之前只有三個人：周興柱，周興柱的妹妹，周興柱的母親。貧窮，是這個可憐家庭的最大敵人。周興柱的父親活著的時候就說過：“你們每天都要吃恁個多的籮蔔，我到哪里去找籮蔔嘛？”籮蔔，一種讓這六個人繼續活命的資源，它的緊缺已經讓這個家庭的每一個孩子都感到“不可能活著長大”。然而，慶倖的是，大家的命還是終於保住了。不料，1998年的冬天，在河北邯鄲某煤礦做工的周興柱父親卻突然死於礦難。
一場為了生存而外出務工的驚心動魄之劇，從此上演。周興盛、周興隆開始到河北邯鄲尋找父親，但昂貴的路費和花銷逼著這兩兄弟停留于邯鄲搞建築。工地的活兒做了，工資卻不發，活不下去了。周興盛憤怒了，自殺；周興隆也隨後自殺。1998年，周家就這樣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死掉了三個男性勞動力，只剩下27歲的周興柱。得悉噩耗的他，也從重慶趕到河北邯鄲。臨走之前，母親曾有一筆貸款，周興柱跟母親借走其中的千分之五，作為路費遠離重慶。然而，邯鄲等待他的，不但是見不到父親、兄長的屍首，而且是多日做工卻仍然不能拿到100%的工錢。命運，在周家總是如此重複。
時間來到2000年，一件雪上加霜的重大事件發生：長江三峽移民。作為千千萬萬涉及者之一的周興柱一家，卻沒有得到任何經濟補償。還未出嫁的妹妹，失去丈夫的母親，幾乎成為周興柱100%的撫養物件和贍養物件。在萬般無奈之下，2000年年底，周興柱從邯鄲流浪到天津武清區王慶坨鎮。當然，他沒有任何親人陪伴，不過據說在死亡之前周興柱曾經跟別人一起娶過一個老婆，時間長了，與人吵了一架，從此就再也沒睡過女人。
在王慶坨，有一個仗義的人收留了周興柱，此人名叫肖鴻飛。肖鴻飛，如今已是40多歲的人了，原來是開糧鋪的商人，1996年做自行車，此人一生行走江湖、義字當頭，是一家自行車組裝廠的小老闆。2000年年底的時候，該廠有30個員工。肖鴻飛是個屈指可數的從來沒有欠過任何工人一分工錢的老闆，周興柱視之如親人，視該廠為家園。已經走投無路的周興柱，在這裏當上了自行車組裝工。他的待遇是：計件制，每組裝一輛自行車得6元，貨幹完之後，想休息就休息。若工廠正常營業，周興柱的工資最低可得1000元/月，最高可得2000元/月。這是周興柱此前所不敢想像的，所以周興柱常說：“不管到了哪裡，我都想回到這個廠裏來。”
好景維持了將近一年半。2002年2月，由於肖鴻飛貸不到款，自行車組裝廠經營不下去，停業了。周興柱只好離廠，來到天津市東麗區一家烤漆廠當烤漆工。他的命似乎再次回到噩運，這一次，他沒有碰到像肖鴻飛那樣仗義的老闆，卻遭遇了這樣的工作情形：每天工作18小時，一個月以後發工資，亦即做一個月、壓一個月。這是個超強度的工作，沒有多少員工能夠堅持做兩個月。身體還算強壯的周興柱也不例外，他做了一個月，然而結局卻是：按廠規辦事，工資壓一個月。周興柱再也忍受不了這種折磨，扔掉一個月的血汗錢，重新回到王慶坨尋求肖鴻飛的幫助。
旗下又有10餘名員工的肖鴻飛再次收留了周興柱，時間是在2002年3月。然而，歷經苦難世事的周興柱，目光已比以往更為呆滯，更為疲倦。2002年5月，自行車組裝廠再次遭遇經濟危機，在肖鴻飛手裏結完工資的周興柱無奈離開了王慶坨，回到河北邯鄲某煤礦——在同一個地點從事與他父親當年同樣危險的工作。沒想到，父子命運竟也如此相同：2002年11月，周興柱死於礦難，一個年僅31歲的中國人從此永遠消失於這個社會。
也許，上天對於他的死，所恩賜的唯一安慰就是：後來，他的母親嫁人了，生活還是有靠了。
（三）周興柱死後
2005年7月，想到這個普通的重慶家庭從六個人口迅速遞減為兩個女人的悲劇，我平靜不了。我想，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個人能夠深深地記住這個“周興柱之死”，那些大街小巷可能仍然充溢著躁熱的狂歡和冷酷的漠然。周興柱的確是死了，在他死去的近三年之後，我決定告訴大家這樣一個殘酷事實：中國人的生命竟是如此脆弱！
在周興柱活著的31年時間裏面，如果沒有遇到肖鴻飛，他的生存就必須借助比“組裝自行車”更為繁重的勞動。然而，據悉：有3萬外來人口（尤其以四川、重慶民工居多）的王慶坨鎮，仍然有為數不少的成功者。有一個叫蘇貴雙的民工，在當地結婚，並開辦了一家自行車烤漆廠；此地最著名的“環球自行車城”，也都是憑藉外來人口的投資才得以建成。周興柱離這些人的成功相距太遠，他只是勤勤懇懇地打工，唯有期盼多寄些錢回家，讓妹妹和母親生活有靠。
而我的觀察角度則不止於此。我想深刻地知道在王慶坨這樣一個“差不多城市化了”的小鎮，在經濟繁榮的背後，究竟帶來的是什麼？誰才是真正的獲利者？從某種角度講，周興柱當初從河北流浪到天津的選擇是正確的。尤其是在王慶坨這樣一個交通網密佈的小鎮：112國道從鎮中心穿過，東邊有津保高速公路，北邊有京福公路（北京——福州），雖是偏僻小鎮，卻有獨特優勢。然而，周興柱在6萬人當中遇到的恩人，卻唯有肖鴻飛一人而已。在著名的112國道旁，全是高級飯店、洗浴中心（約30多家），這些地方全然不屬於周興柱，周興柱與之似乎永遠無緣。
我們從周興柱這個橫截面看過去，還繼續發現：普天之下，並非只有他一人不幸。那麼多王慶坨的本地人此時此刻正在為土地補償費抗爭，以至於形成群體性的抗爭。更為荒謬的是，戶口名簿上標明“農業人口”的無數王慶坨人，多年以來竟鮮有分配集體收益。土地到哪兒去了？錢到哪兒去了？在政府、村委會和村民矛盾激化的背後，究竟是誰在主宰著這3.8萬本地人的命運？這裏的百姓說：“他們那些官兒呀，‘你有錢，我幫你花！’”
從這個角度看來，周興柱命運的悲慘幾乎已經是註定的了。因為，這裏的人幾乎沒有基於戶籍的緣故而受到怎樣的照顧；相反，無論外地人、本地人，他們都是一群被權力活生生的踐踏的只能稱為“老百姓”的老百姓。在經濟的躁熱之下，留給我們的是社會的混亂和不安，更有人說：在這裏，打傷一個人、殺死一個人不是什麼新聞！那麼法律呢？那麼多人有了糾紛，卻從來不去法院起訴，寧肯私了，哪怕拖它十多年，未予決斷，仍舊無妨……。試問：這算是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嗎？退一步說，這裏的經濟是不是真的發展起來了？那300家自行車廠，有幾家在真的賺錢？如同肖鴻飛一般——“賠錢，還有錢花；沒錢，就沒錢花”，這個道理可是多少王慶坨商人的普適哲學啊！規則，即是“潛規則”。
對此，我已無話可說。我想，我只能充滿祈禱的留下這最後一句話：
“再見，周興柱；再見，王慶坨！”
注：本文系《大紀元》首寄[首發稿](//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