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2日訊】最近我發表了有關上訪的文章，在海外定居的朋友看到後，給我打電話，問道：為甚麼要提“上訪”？他說，在國外，市民和政府官員是平等的，並不是“上”和“下”的關係，在國會和政府駐地，經常有示威，三五個人也舉著牌子去抗議，表達要求。

這位朋友到國外定居多年，對現在國內的政治狀況、體制已經很陌生了。

*中國的民意表達途徑**

現在的中國民間，苦楚沉澱太久，民怨積累太深，缺少表達途徑和代言人。

在自由社會，民意可以通過選舉議員，到議會去表達，這是間接表達。民意的直接表達形式是：請願、遊行、示威。但是現在的中國，這兩種渠道都被堵死了，官方指定的“人民代表”，並不代表民意，民間的遊行、示威，被封殺在申請中；而且常被扣上“非法遊行”的帽子，組織者還會鋃鐺入獄。在這種狀態下，民意尋找渲洩， “上訪”是一條可行之路，於是到各級政府，上訪的人絡繹不絕，到北京上訪的人成千上萬。據兩院院士周干峙說：但只為了農民耕地被佔用，到建設部上訪者，在03年就有3929批， 04年8月前就有四千多批。（瞭望2004年第51期）

修訂的《信訪條例》今年5月1日實施。開始官方大力宣傳，各省態度有些改善，到北京上訪人員一度減少，但實質問題沒有解決，所以到了六月底，到北京上訪的人又開始增加。看來如果不在根本上有所改變，不開放示威遊行自由 ，則上訪仍是擋不住的潮流。

*“上訪”有中國特色**

現在中國，當很多人的權益受到損害，在議論已經達到沸騰的時候，人們首先會想到用甚麼行動來捍衛自己的權益呢？除了聯署簽名信之外，有些人會想到“上訪”。如果誰說要去遊行示威，大家會離他遠遠的，因為那意味著“鬧事”、“敵對勢力策劃”、“動亂”、“暴動”。誰願意為了一些切身利益而去冒那麼大的風險？比如，要被領導刁難，被傳喚，甚至被抓。

“上訪”就是國務院的《信訪條例》中所說的“走訪”。根據該條例，上訪者，可以到政府機關去申述，批評和揭發，去維護自己的權利與合法利益。《 條例》中沒有說“上訪”也要經過公安機關批准。於是部份受害者就選擇了這條相對比較安全的路子，這就是上訪的由來。

*低姿態的上訪**

“上訪”這個名詞是民間的創造， “上訪”一詞包含了受害者的低姿態，只是申述、訴苦、訴冤。 “上訪”採用的中國早已有之的“哀兵戰術”，有利於各方面的同情。其中包含承認中共是中國在“上”的領導者，包括把各級行政機關認為是自己的“上級”，“上訪”也包含著你是“上”，我是“下”的謙卑姿態，即我承認您的領導，服從您領導，只是有些人做了錯事，我們希望改正，只是有些政策錯了希望改一下。“上訪”還包含了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內容，我們只是想到有關的機關去訪問，去對話，去討個說法，去見某個高級領導一面，哪怕聽他講兩句也可以，不耽誤他太多時間，絲毫沒有敵意，如果領導沒有空，我們可以等一等。如果對這樣的上訪，當局也要打壓，那當然會引起更大的民憤。

*上訪的串聯、交流、議論**

我自己有過多次上訪的經歷。1982年我為要求平反，到山東省高級法院、濟南中法上訪（我曾因 “反革命罪”冤獄七年）。結果在1982年底，得到平反，返回山東大學。

第二次上訪是在九十年代末，為山東省關閉“產權交易所”，組織二十餘人到山東人大多次上訪。後來股票持有者利益得到一些照顧，股票也有了交換的去處，部份股票還能到上海、深圳上市、增值。

第三次上訪是04年為山大分房事，組織約40人到省委上訪，結果教工權益受到一定的尊重。

這三次上訪都取得了一些積極的結果。

根據我個人所見，“群體上訪”先要串聯，還要交流、彙集。現在各級政府，為了避免上訪者在大街上聚集，都在遠離大街之處設立接待處，因為上訪人多，等候的地方都比較寬敞，山東省委的接待室，能容納上百人。在這些地方人們可以交流見聞、經驗和宣講有關文件，也可以聚談發表議論，山大教授去省委上訪，等了一個上午，有的教授藉機和來訪農民交談，結果瞭解到不少農村的情況，這也是一大收穫。李昌玉老師還寫了一篇“教授上訪記”，網上發表。

*群體上訪也是請願、示威**

上訪特別是群體上訪，實際上是一種請願或示威活動，公民用這種活動表達訴求。現在的群體上訪可以十幾人，幾十人，甚至上千，上萬的人，有的聲勢很大，有的排成很長的隊，穿過一條條的馬路，這實際上也是一種“示威”，是向政府施加壓力。

這種群體上訪，自然會引來很多觀望者，詢問者。而且上訪的人也樂與介紹他們上訪的根由，從而起到的宣示作用，作為一種民意的直接表達形式，這可以看作是一種示威和遊行。

今天在我國， “集會遊行示威法”對遊行示威做出了極其嚴格的限制，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對利用職權故意阻礙遊行示威者，沒有做出明確的處罰規定，使得公眾履行憲法規定的自由權利時，缺少有效的保障。

從1949開始，到至今的五十多年，民間自發的請願、示威、遊行極其罕見。

*民國時期的請願**

相反，在1949年之前的民國時期，民眾自發的的請願、示威活動卻是層出不窮。有些大型全國性的請願活動，動輒幾萬人，甚至代表幾十萬人。為了聽取民眾的呼聲，民國政府的很多高官，包括蔣介石在內，都出面接見請願的民眾代表。

這次去山東省委上訪，在路上與一位78歲的老教授同行，他給我介紹了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抗日戰爭前聞名全國的“鹽幫”請願活動，代表民眾數十幾萬人，在那之前，中國的鹽業幾乎都是水運，運鹽業是一大行業，並且分化出十幾個鹽幫，他們分管各地的食鹽運輸，每個鹽幫不但有龐大的船隊，還有人數眾多的工人。後來民國政府，根據中國的鐵路運輸已經興起，擬改食鹽水運為鐵路運輸；這樣的改革可以降低成本，加快運輸速度，改革是件好事，但其結果，卻使幾十萬原來運鹽的職工，面臨失業。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全國的“鹽幫”舉行了請願活動，聲勢浩大，震動國內外。民國政府，對這種大型的請願活動，採取了柔性的處理。由財政部長孔祥熙出面與“鹽幫”代表進行談判。經過討價還價，最後答成妥協，全國食鹽的運輸由水運和鐵路運輸各佔一部份，從而平息了風波。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共產黨的勢力日益壯大，為了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在國統區，採取多種方法滲透到學校，工廠以及文化事業之中。中共利用請願活動，以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為名，推動各種名堂聲勢不小的請願活動，面對這樣的複雜局面，當時以蔣介石為首的民國政府，也不是簡單地壓制；當然更沒有開槍。而是採取了疏導的方式。

這和1949年後，中共鎮壓公民的自發請願示威相比，有極大的差別，六四鎮壓就是最好地說明。

*司法程序難以代替上訪**

有人說，上訪曠日持久，耗人錢財，成本太高，不如強化司法，引導人們循司法途徑，解決問題。其實有些問題是很難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的。如政府不當的徵用農民耕地，侵害農民權益，這類問題，涉及國家 的政策、法令。涉及各級政府責任，這些問題很難通過司法程序解決，更何況當前中國的司法還沒有獨立，中國的各級司法機關，不但效率很低，而且都在黨的政法委統一領導之下，民告官，勝者寥寥。

中國現在，被壓抑的民意，正需要尋找直接表達的形式，公民請願、集會、遊行、示威憲法權利迫切需要兌現，在這樣的時刻“群體上訪”是不該轉入司法程序的。

*兩種上訪無用論**

對待民眾的上訪，有兩種無用論，一種無用論來自基層。當你提出用上訪維護自己權益時，有人說“沒有用”，理由是：大事由上面的官員們決定，他們有一定之規，胳膊擰不過大腿，去上訪他們根本不聽。按這些人的觀點，公民權益受到傷害，只能聽天由命。

另一種無用論的觀點，是來自國內的激進者，和海外某些人，他們說，中國根本問題是體制，是制度，這些問題不改，上訪有甚麼用？

我想這兩種無用論，都不利於中國的改進。中國的自由化、民主化，除了理論探討，主義爭論之外，還要有眾多普通小民的參與，在當前，申請示威遊行根本不可能的情況下，“聯名信”“群體上訪”就是很有價值的活動。

你看香港的“二十三條立法”，要把“顛覆罪”列入立法之中，多少人寫文章，發表演說，都不能打動香港和北京當局，但是2003年7月1日，香港五十萬人上街反對；結果“二十三條立法”嘎然而止。這就是眾多小民參與，積小成多，集腋成裘，最後成了大事。

現在的“上訪”，雖然不那麼高雅，不那麼徹底，但卻是我國當前民意直接表達的一種最廣泛的行動，這種行動也許多少年後看起來是那麼幼稚，但這在當前，是一種起步，一種過渡，一種鍛練，就像小孩子，學會走路之前，在地上爬行一樣，應該多給一些鼓勵，而不要過多的指責。

*萬源事件和群體上訪**

不久前發生的四川萬源的群體上訪事件，震動國內外。在這次事件中，最多時聚集了約五萬農民，到政府去群體上訪。這次活動，主要是針對當地修建水電站，徵用土地，安置不當而提出抗議。這一事件後來驚動了四川省政府，省長親自到萬源處理問題。結果被群眾包圍，一度不得脫身。最後驚動了北京當局，終於宣佈暫停水電站修建，使得群眾上訪得到了積極的結果。這次事件的發展也證明了，當群體的權益受到侵害時，群體的上訪，請願示威，能夠起到有效的作用。

近年來各地因為不當徵用農民土地，侵害當地農民權益，已成為農民上訪的重要主題。怎樣保護農民在土地問題上的權益，萬源事件的發展也可以看到群體上訪是一個重要途徑。請問，通過司法途徑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嗎？通過逐級反映情況，通過寫簽名信，能解決問題嗎？看來是在這些方式都不解決問題之後，人們終於用群體上訪，用請願和示威的方式制止了萬源侵害農民權益的不當征地活動。萬源事件也發生了一些暴力事件，但這些暴力事件不能完全怪罪於上訪農民，如果他們上訪的理由是完全正確的，那麼對引發暴力事件的有關當局，也該追究誘發暴力的責任。

*上訪何日走出歷史？**

群體上訪是在我國特殊歷史條件下的一種民意表達形式。“群體上訪”所表達的主要內容是針對政府的某些行為、政策的反對意見，是為了維護捍衛群體的權益。群體上訪原本該是民眾的請願，示威活動，只是因為當前中國還缺少這些請願和示威的自由，所以就出現了有中國特色的“群體上訪”現象。因為中國當前損害群眾權益的現象決策還很多，所以在相當一段時間裏，“群體上訪”的現象不會減少，人們仍然會用這種相對比較安全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意向。

“群體上訪”表面上看是在追求一部份人的權益，特別是合理經濟權益，但是從長遠來看，從深層意義來看“群體上訪”，是在呼喚著一個自由的民主的社會，是在呼喚著民眾請願的自由，遊行示威的自由。將來這些自由在中國大地上得以實現，我想“上訪”一詞也就自然地消失在自由民主的海洋之中。

對一些堅持極權體制的人，一些維護既得利益的人，他們把示威、遊行，看作洪水猛獸，極力打壓上訪，而有意推動中國自由化的人們，卻應該對上訪，特別是對“群體上訪”，抱支持的態度。

通過上訪，民眾能夠更近的觀察政府，接觸官員，從而提高上訪者對現政權的認識。一部份人會由只關心經濟利益，逐步轉向追求自身的權利，包括：政治權利，繼而要求政治改革。

2005年7月10日於山東大學(//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