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2日訊】(彼得‧玆維古立思(Peter Zvagulis)為英文大紀元撰稿，李亞妮編譯)

本文作者曾任自由歐洲電臺主編，現為國際時事作家。

國際特赦組織2005年的中國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在某些領域的改革取得進展, 但是﹐這對全國各地嚴重踐踏人權的行為毫無遏制作用。成千上萬人的基本人權沒有保障﹐他們仍然在拘留所或監獄﹐隨時面臨酷刑或虐待﹐上千人被判死刑或已執行, 這其中許多宣判並不公正”。你在中共官方報紙裡找不到上述內容﹐中共控制的人民日報只會繼續為當局的“經濟成就”大唱贊歌﹐出版胡錦濤和溫家寶的正式講話。

這種現象是中國和中共獨有的嗎? 雖然我的經驗是從歐洲共產政權崩潰得來的，但是排除文化差異，仍不難看出中共政權和歐共系統的相似之處。中國的經濟搞活了, 然而﹐中共政權具備所有傳統極權統治的特徵。其它大的共產政權都不復存在了，中國這個具有悠久文化與傳統的偉大國家的人民仍然遭受著中共的蹂躪。

20世紀的歷史提醒我們， 散佈仇恨的宣傳可能給成千上萬無辜的人民帶來滅頂之災。共產政權的仇恨宣傳建立在階級鬥爭和對政府假想的“人民公敵”進行暴力鎮壓的教義的基礎上。中共在它專制的的幾十年間﹐迫害了許多社會群體。今天﹐它迫害有獨立觀點的人﹑基督徒﹑其它宗教和少數族裔。在過去的五年﹐中共把精神運動–法輪功定為主要敵人。

我確信, 如果中國人能吸取中共統治期間的悲慘的歷史教訓﹐能避免其它國家極端極權統治所犯的錯誤﹐中國將會深受其益。歐洲共產政權倒臺的教訓適用於中國﹐共產政權的土崩瓦解不會總是以和平的方式出現﹐西方社會經過一段時間後認識到和平演變只是自己一廂情願﹐後來決定武力對付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暴力組織。

對不穩定地區缺乏國際關注﹐給那些罪犯提供了可乘之機。1994年發生在盧旺達和布隆迪的種族滅絕的悲劇即國際力量制衡的複雜性的證據。讓我們回顧三個史實為例﹕

三年前﹐前南斯拉夫塞族領導人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坐在海牙國際戰犯審判法庭﹐檢查人員上呈米(Slobodan Milosevic)執政期間﹐發生在克羅地亞烏科瓦(Vukovar)的克 族與塞族人衝突慘案﹑波士尼亞斯里布瑞尼卡(Srebrenica )七千多名回教徒的大屠殺﹑和發生在科索沃各鎮的屠殺酷刑的證據﹐他被控犯有種族滅絕罪並將在監獄終其一生。

2003年12月3日， 聯合國國際法庭盧旺達專案組(ICTR) 在坦桑尼亞阿魯沙(Arusha Tanzanian) 市宣布﹐在1994年盧旺達種族滅絕時煽風點火的三名新聞工作者﹐千丘自由廣播電台(Libre des Mille Collines﹐RTLM) 創始人那赫曼納(Ferdinand Nahimana)和胡圖族極端分子的報紙看古儒﹖(Kaguru) 的老闆和總編尼戈茲(Hassan Ngeze)被判終生監禁﹐千丘自由廣播電台的另一位執行委員巴瑞亞瓦茲(Jean-Bosco Barayagwiza) 被判35年監禁。同年11月6日, 四位前盧旺達部長在阿魯沙(Arusha)被判種族滅絕罪成立。

1945年5月1日﹐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和妻子為逃脫審判﹐在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地下室自殺。戈培爾(Joseph Goebbels)非常清楚﹐他的仇恨宣傳要對600萬死難的歐洲猶太人負責。

這三個例子有何共性? 它們和中共有何關係﹖他們都製造暴力死亡﹐對數以百萬計的無辜人民遭受的痛苦負責﹔他們使用的最致命的武器之一就是仇恨宣傳﹔他們當政時都不可一世﹔他們最終都得接受真理與正義的審判。人們會想﹐讀了這三個例子﹐誰還想宣傳仇恨呢﹖然而, 我們看到﹐歷史似乎在重覆﹐中共並沒有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掌權之前﹐是前共產官員﹐他曾接受蘇聯的宣傳訓練。米洛舍維奇和盧旺達罪犯的背景不同﹐但他們宣傳仇恨的方法和後果相似。塞爾維亞和盧旺達煽動者的宣傳﹐都使用了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和馬列共產理論中最具有破壞性的宣傳方法。他們都按戈培爾(Joseph Goebbels)1934年在紐倫堡集會上給納粹宣傳人員講的那樣做﹐宣傳“必須有創意”﹐要多用“花樣”。下面舉一些現代的和當今的例子﹕

從1988年7月到1991年3月﹐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的支持者操控的塞爾維亞日報波利迪卡(Politika)就固定有一個“反饋與回應”專欄﹐毫無限制的散佈對非塞族人的仇恨﹐隨之而發生的許多屠殺被稱作“種族清洗”。

2004 年11月大紀元報導，中國的小學生被迫接受反法輪功的仇恨教育﹐因為中共的封鎖﹐我們只能估計反法輪功仇恨宣傳的程度。

1993年底1994年初﹐盧旺達千丘自由廣播電台(RTLM)播出一系列旨在製造種族對立的仇恨宣傳節目﹐它告訴胡圖族人﹐圖西族人(Tutsi)有妖術和惡魔計劃﹐“不殺他們, 他們就會殺你”。法新社(AFP)5月23 日自烏干達報導, 數以萬計的盧旺達種族滅絕的受害者倒在維多利亞湖邊。

令人驚訝的是﹐2005年6月﹐許多美國人和歐洲人多次收到中共對法輪功的詆毀電話﹐法輪功信息中心對這次事件深表憂慮，說它只是中共法輪功清除運動的一小部份。如果我們回顧中共歷次運動採取的辦法就會發現﹐通常避而不提法輪功的人民日報7月5日斷言﹐法輪功阻塞中共的衛星傳送。

中共對待法輪功的偏執態度讓我想起前蘇聯對“西方意識形態”轉移視線的做法。它讓蘇共人士懷疑自由歐洲電臺(Radio Free Europe)等西方廣播是所有獨立言論﹑批評蘇共體制觀點的後台。如果沒有拿來掩飾自己缺點的敵人﹐沒有維持人民恐懼的血腥迫害, 共產政權就無以存活。

共產政權隨心所欲的玩著仇恨宣傳遊戲﹔它們根據需要援用或無視普世接受的規則或國際法﹔它們創造假想敵﹐以轉移人民對它們錯誤的注意力。

它們的宣傳有兩個版本﹐一個在國內用﹐另一個為國外準備。中共通過政府間接觸影響其它國家政府﹐利用黨團和民間渠道活動﹐這次美國和歐洲的仇恨電話宣傳活動就很明顯屬於後者。

20世紀50年代﹐中共和蘇共長達數年的宣傳精心編造的謊言﹐說聯合國和美國在朝鮮戰爭期間使用細菌武器﹔國際紅十字會和世界衛生組織是受美國控制的間諜機構。宣傳稱，美國生物武器導致朝鮮爆發天花。不斷重覆的謊言和申明﹐再加上共產政府官員在西方國家對左翼分子的影響﹐一些西方政界人士甚至開始詢問聯合國部隊在朝鮮戰爭中的表現。

重覆謊言﹑稱欲加其罪者有滅絕人性的行為是仇恨宣傳的主要伎倆。米洛舍維奇政權給每條異見都貼上“恐怖活動”的標籤﹐它一直在與國際社會的“恐怖主義”作戰﹐不停的在國內搜捕“恐怖分子”﹔盧旺達戰犯稱圖西族人是“蟑螂”﹔ 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Joseph Goebbels)鼓動對猶太人的仇恨﹐所有上述的政權暴行都很有名。

納粹戰犯在紐倫堡審判中被判刑，盧旺達和塞爾維亞戰犯仍在聯合國法庭受審﹐唯一繼續迫害無辜﹑罪行沒有完全暴光的極權統治者就是中共。

每個共產國家的“敵人”的名字可能不同﹐但是它們的遊戲規則是一樣的。由於共產政權的宣傳與現實不符，所以它們需要有人承擔失敗的責任。它們理想的敵人是國外﹐玩捕風捉影之術–清查假想敵在本共產國家的涉嫌機構。在中共的歷史上﹐許多受害者都被打上“敵人”的記號。現在的受害者﹐希望是最後一個﹐是法輪功。

中共對法輪功的捕風捉影之術﹐和前蘇聯的做法相似。持續時間最長的克裡姆林宮與“西方意識形態”的鬥爭始於20世紀60 年代。當時﹐蘇共領導意識到，每個蘇聯人都看到社會主義的口號和社會現實不符，他們馬上把失敗歸到“帝國主義陰謀”身上﹐克格勃(KGB)頭子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1967年建立第五個部門﹐專門與“西方意識形態”鬥爭﹐ 全部西方媒體﹐特別是自由歐洲電臺﹐都是死敵﹐臃腫的官僚機構得讓人民看它們還有用。國家控制的媒體肆無忌憚的對西方播音員和分析人士進行人格誹謗﹔安全部門迫害收聽西方電台的民眾。

國外陰謀的神話用起來很方便﹐所以它幾乎持續到共產政權解體﹐不過這個神話的作用卻有些諷刺意味﹐一方面﹐強制執行這個神話的人相信國外陰謀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們相信來自西方媒體的消息至少99%是真的。一些前蘇共精英和安全部門的官員後來承認，他們悄悄用西方廣播作為主要信息來源。

看到蘇共崩潰和歐共政權多米諾式的解體﹐我確信，中共的末日指日可待。

這種變化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快﹐我祝願中國的這種變化來得早一些。中共玩它那些骯髒的花樣的時間越長﹐意識形態與現實之間的鴻溝越大﹐中共垮臺越早﹐發生在南斯拉夫和盧旺達的悲劇在亞洲重演的危險越小。

如果人們的頭腦被蒙蔽﹐與現實脫節的時間太長﹐被喚醒是痛苦的。傳播真實而獨立的信息可以幫助他們蘇醒﹐回到現實中。最近的退黨潮就是人民覺醒的一個清晰的標誌﹐當這種現象發展到一定程度﹐我們談中共就要用過去時了。

英文原文﹕//www.thetvsmo.com/news/5-7-7/30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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