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7日訊】華府大紀元記者王魯魯報導/六四16週年之際，由21世紀中國基金會和博大出版社在華盛頓附近的洛克維爾市市政會議廳舉辦標題為「中國：六四一代學者與過來人的思考」研討會和任不寐的《江澤民和他的15年》、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兩部新書發佈會。會議上發言的是一批旅居北美的作家、教授、學者、律師、記者和政治活動人士。

任不寐：六四、江澤民和我們

來自加拿大的任不寐先生是六四時期的大學生，現任《議報》主筆。他認為：六四對江澤民來講不僅不是一個災難，而是一個得以竊國自肥的台階，可以說沒有六四慘案，就沒有江澤民入主中南海。不僅如此，江澤民還成功利用了鄧小平、李鵬對「六四」翻案的恐懼，擺平了後毛澤東時代中國元老政治的陰影，牽制李鵬，使「穩定壓倒一切」在中共全黨獲得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成為既定的國策。1989年是人類歷史上特別奇怪的一年，在這一年的前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旗幟紛紛降落，國內「六四」慘案剛剛平息，中國共產黨如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穩定壓倒一切」對中共來講是一個安身立命的內在要求，和意識形態狂信已經沒有關係了。換句話說，他們認為「不鎮壓就得死」。因此江澤民利用「六四」對中共全黨這個官僚體系的威攝，把整個黨匍伏在他的權勢之下。

任不寐先生進一步說，江澤民利用「六四」對中國實施的統治造成了三大後果：

一、建立了我叫做「腐敗封建」制的統治模式。就是把腐敗權力分封給官員，以換取黨內官員對他的傚忠。如此說來，中共的腐敗決不是中共的癌症，需要切除的，腐敗是中共統治的血液，是它統治的合法性，是它的本質，是它的內在要求。因此中共的反腐敗不是以「廉政、公益」為標準對腐敗的剷除，而是以爭奪「誰來腐敗」為核心的。由此，整個中共黨就變成了一個企業化了的組織，江澤民總書記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限公司」董事長。

二、江澤民統治的十五年，成功的阻礙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三、把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危機成功的向後推延了。由此，也許我們這代人或者下一代人，將會為江澤民這十五年所謂的「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付出非常慘重的代價。其中包括：經濟畸形發展所製造了大量貧困人口；江澤民主義」所包含的非道德因素，使整個民族喪失了道德底線，正義蕩然無存；這都將會成為中國社會轉型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此外，江澤民時代經濟發展對資源和能源的瘋狂掠奪和破壞使未來中國社會任何理性和良性的發展都可能喪失最起碼的資源的支持。

在談到江澤民統治時期對知識分子的影響時，任先生說：「江澤民主義」至少有三個特點，一是徹底的「非精神化」，就是它對任何精神方面的訴求都是排斥的。所以我們看到，在有「江一代」，無論是民間宗教、法輪功、基督教、天主教，無論是新左派還是自由派，無論是真愛國主義者還是原教旨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是「江澤民主義」的敵人。那麼與此相關的，整個中國政治和精神界出現了分裂，政治徹底喪失了精神，知識界內部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分裂。二是造成了信仰的崛起。三是「江澤民主義」對中國人心靈的污染。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毛澤東活在我們心中」很多人看題目很生氣，將來我會寫「江澤民也活在我們中」。我想說的是，「江澤民主義」作為中國政治的一種習慣，文化，做人的方法，它深刻的影響了我們每個人的心靈。很多知識分子開始成為「江澤民主義」的俘虜和幕僚。如果說江澤民喜歡表演的話，那麼現在中國的文化、文人在江統治的15年也上演了一場文化界的「趙本山」運動。在我來之前我看到了一條消息，「南方人物週刊」評出來「中國十大精神領袖」，赫然名列其中的有章子怡等等。

焦國標：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個需要整治、收拾的場地

北京大學教授焦國標先生，談到觸發他開始認真思考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是911事件。他說：六四的時候我是研究生畢業的一年，當時有很多個人具體的事和人生的路去爬坡，所以沒有進入當時政治核心的運動場上。911事件發生在我給學生上課的前一天，9月12日我給學生上課的時候我們談起911，那是北京大學新聞學院的一個20人的小班，我發現只有2、3個學生對這個事件表示了憤怒，其它的所有在座的同學都覺得炸得好，覺得911對美國的兩座樓炸得好。當時我感覺到非常吃驚，才感覺到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出大問題了。在這之前我都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趕路，沒有想過更多的問題，主要是關注農民一些現狀的問題。但這次事件讓我認識到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個需要整治、收拾的場地，中國人整體需要一個改變。所以關注的事情、思路、眼界都變得更大了、開闊了。所以就開始寫了一系列的文章收集在這本書中。包括圍繞《討伐中宣部》的一些事件和思考，還有側重於中國人世界觀的一些文章。

這個世界觀主要是指對目前世界政治的觀察和思索。就是說中國人的世界觀、國際政治觀、政治文明觀等是從哪裡來的？或者是這種疾病、障礙、缺陷從哪兒來的？我認為和中宣部這樣一個長期的封鎖、誘導加限制有關係。比如關於聯合國的問題，在中國媒體的話語環境裡頭，聯合國幾乎是一個很神聖的地方，對聯合國是很恭敬的，似乎是所有權力的最後的權力。那麼我的一篇文章對聯合國總體的定位就是標題裡講的「聯合國：惡棍的平均數還是惡棍」，因為聯合國成員國裡的很多國家並不是民選的真正政府，它不能代表民意，不能代表人類文明，它的很多成員的國家領導人的品質都是非常糟糕的，那他派在聯合國的代表，參加重大會議的代表，他本身的合法性，甚至他人格上的問題，我覺得都是不可靠的。所以用這些大惡棍派的小惡棍來投票決定人類文明的去向，這是非常荒唐的。在80年代出，代表新聞自由、媒體自由的英、美兩國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中國的媒體報道中說，美國、英國覺得教科文組織很腐敗，然後退出。但是外界的媒體提出的不是這樣的說法，說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裡頭的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國家他們聯手在新聞、教育、科學領域排擠英美的先進文明。英美在這裡可以說是做不成事，沒有展開手腳的空間，所以退出。

易丹軒：六四與中國魂

六四時期大學生、全美學自聯理事易丹軒在發言中說，對一個個人來講，人有靈魂，同樣對一個國家來講國家應該有國魂，六四以後中國失去了國魂，從精神上倒下去了。現在我們在國際社會受到的種種對人權記錄的質疑，我們覺得得不到國際社會的尊重，包括很多留學生到這邊來好像覺得有種族歧視等等，我覺得其中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有很多自己的問題沒有解決，不是別人不尊重我們。

易丹軒談到有兩張照片令人永遠難以忘記。一張是學生王維林隻身擋坦克，另一張是一具解放軍士兵屍體被焚燒的照片。易丹軒說，王維林不是暴徒，是一個愛國學生，但當局卻把他說成是暴徒。而那個死去的解放軍只是一個不明真相盲目服從當局錯誤命令的犧牲品，但當局卻把他說成是英雄。

易丹軒指出，六四以後，北京政府一直沒有勇氣正視歷史事實，這對民族精神造成了深刻的傷害。

易丹軒說：對我們的民族，對我們的國家，這兩個畫面是同樣地重要。塑造一個人的心靈不但要記住好的，也要記住壞的。對國家也是一樣，不光要記住光輝的歷史，也要記住傷痛。這樣我們才能夠站起來。

易丹軒強調，一個國家的國魂和精神只有從歷史中才能得到昇華。如果中國人沒有勇氣記住和面對歷史真相，中國將失去國魂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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