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大紀元記者駱亞採訪報導）去年11月逃離中國的民運人士、中國地下民運刊物《鐘聲》和《民主中國》創辦人孫立勇前不久在澳大利亞獲得政治庇護。在他抵達澳洲之後，心裏一直牽掛獄中的難友們，在自身還未完全搞定的時候，就和朋友一起籌畫如何從實際生活上幫助國內的受迫害人士，成立了中國政治受難者後援會，他們除了在經濟上援助國內受迫害人士，而且還定期在大紀元上披露這些人的近況，呼籲更多的人關注他們。孫立勇在自己並不寬裕的生活，不但省吃儉用而且不畏勞苦，在第一份工的空檔時間，去酒吧、俱樂部撿瓶子，以期最大限度的發揮自己的能力。悉尼自由知識份子邱岳首先生曾經以孫立勇在澳洲打拼的故事撰寫的一篇文章題為《從撿瓶子做起》，看過的人都被他的精神所感動。

人嘛，只有享不了的福，沒有受不了的罪

孫立勇來澳後一直在搬家公司做工，由於一段時間以來澳洲地產業不景氣，搬運公司也有點受影響，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為了生存，在沒有搬家活源的情況下去酒吧和俱樂部撿瓶子。他說：這樣好歹一天也能掙個幾十塊錢。人嘛，只有享不了的福，沒有受不了的罪。何況我這也不算受罪，憑勞動住房、吃飯唄，還能節省下一些錢幫國內的朋友一下，我心理挺高興的。但有時我心理也挺彆扭的：你說我有自己的國家，但它容不下我，逼得我背井離鄉，與父母、女兒天各一方，每當想起這些我的心理就難受，每當想起這些就會更加堅定我與中共專制政權鬥爭到底的信念。”

釋放的難友更多的是經濟上的窘迫與潦倒

孫立勇從自己7年獄中生活的感受認為關注國內的難友，不僅是獄中的，更多的還是被釋放回來的。因為在監獄裏不愁吃穿，主要是精神摧殘，日子相對好過一點，而釋放回來的就不一樣了，除了“敏感日”期間的精神摧殘外，更多的是經濟上的窘迫與潦倒，他們大多在刑滿釋放後要麼妻離子散、要麼一貧如洗。只要提起他們，他就會悲從中來，他說：“因為我認識他們中間太多的人、我知道他們今天是在過著怎樣的日子，因為他們是我的朋友是我的同志，他們只因為愛國、因為講了真話、因為履行了憲法公民的神聖權利與義務，就被投入監獄了。”他常跟朋友表示廣廈千萬，夜臥七尺；家有萬貫，一日三餐；我孫立勇赤手空拳逃來澳洲，憑體力勞動還能拼上幾年，自己在有吃飯有房住的基礎上幫一些國內的朋友，我的心裏會好受些。

江棋生博士一段頗有意思的經歷

孫立勇回憶起江棋生博士曾給他講述的一段頗有意思的經歷，他認為這段經歷或許更能說明他自己的心態：幾年前江棋生在給一位“六四”死難者家屬送去國際人道捐款時，不幸被員警抓獲，在審訊他的時候員警問他：“你知道為什麼抓你嗎”？江答：“不知道”。員警說：“因為你給“六四”死難者家屬送錢”。江答：“這件事本來是應該你們幹的，你們殺了人，你們又不撫恤人家，我現在幫助你們幹本! 應由你們幹的事，你們不僅不該抓我，你們應該表揚我才對呀！”最後員警說不過他，只好關他幾天，然後把他放了。孫立勇說：“難道今天我們後援會幹的事不也是共產黨應該幹的嗎？”

中國政治受難者後援會援助對象

據孫立勇介紹中國政治受難者後援會將政治受難者定義為五種類型：“六四”天安門屠殺死難者的直系親屬；“六四”天安門屠殺傷殘者本人及直系親屬；因參與“六四”，之後被冠以“暴徒”或各種刑事罪名判刑入獄，至今在押或已被釋放的本人及直系親屬；因持不同政見受到中國政府迫害的公民及其直系親屬；因宗教信仰原因受到中國政府迫害的公民及其直系親屬。

這五種人屬於後援會在道義及經濟上援助的物件。後援會目前由孫立勇和高峰主要負責。孫立勇說：“高峰能力很強，多才多藝，我們配合的很好。大家信任我讓我做‘召集人’，我認為自己現在真的成了‘著急人’。”

至少我沒白來一世

孫立勇撰寫了一本獄中回憶錄《走過冰山——一個中國良心犯的獄中回憶》，於2001年創作完成的，目前正在補充修改，據他透露年底前可望出版。在書中對他所呆過的秦城監獄、北京第一監獄、北京第二監獄的情況都有具體的記載，他表示自己書中所敍述的所有事件都是真實的，他說：“因為我有100多萬字的獄中日記，當然了，這還要感謝那些同情我的獄警，沒有他們隨時將我的日記帶出獄中，就不會留下如此詳實的記錄。我之所以用將近一年的時間寫這本書，就是要把獄中良心犯的苦難記錄下來，良心犯的苦難是中華民族苦難的一部分，至於我個人的苦難真的不算什麼，我為自己能把一生中最壯麗的青春年華（29歲到36歲）獻給我的祖國而自豪，至少我沒白來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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