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 《悲愴的靈魂》 (七)
【大紀元6月29日訊】
第六章 水深火熱
一腳踏進勞教隊,
從此生死兩茫茫;
最是淒慘做奴隸,
牛馬不如心惶惶。
―――《地獄奴隸》1999-5-1
53.死亡線上
1994年8月27日上午他們給我一張三年勞教通知書,那份決定書絲毫不提他們在三十次審訊我時提到的政治問題,卻胡說我非法同居,還說我以前談戀愛是引誘對方,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完全是顛倒黑白,指東打西。我看了以後憤不欲生,從而開始了漫長的斷續絕食。這是我第七次絕食。
我實在咽不下這口氣,所以這次絕食最爲慘烈。我對這個國家,對這個政權真正是徹徹底底絕望了!不想活了。
絕食開始後我就滿腔悲憤地寫申訴書,指控他們的惡毒罪行。收審站的站長股長沒有一個不認識我的,他們也認爲這樣以莫須有的罪名整我太荒唐,紛紛跑來勸我想開一點。他們說政治鬥爭本來就很殘酷,現在比反右文革時還是好多了,都怪我不該從事民運,與共產黨鬥,雞蛋碰石頭啊。
絕食五天之後看守帶我去見公安局長程德本,但是他們幾個人見到我什麽話也沒說。我估計他們主要想觀察一下,我的身體惡化到了什麽程度了。第六天家人突然來見我,我很意外,在他們的勸說下,我停止了絕食。
但是第七天,政保科和勞教辦就一車把我送到了幾百里之外,合肥勞教局中轉站。重新審理該案的希望落空了。這樣,在恢復進食一天之後,我又開始了第八次絕食。
絕食四天後中轉站指導員找我問了原因,然後說他們只負責中轉,別的什麽也不管,第六天他們又把我送到了南湖勞教處第一勞教所五中隊。
面對推卸責任的狡猾的共軍,我無可奈何,只有繼續絕食。那時候我走路都輕飄飄的,感覺自己快要成仙了,快到天堂了。胃已經不像頭幾天那樣磨來磨去很難受,也不怎麽想吃東西了。
軍訓的時候我就站在一邊看。他們知道我絕食很久了,但是假裝不知道。前後總共絕食到一個多月的時候,我走路就困難了,那天出工好容易才走到工地,然後就倒在地上不行了。
躺在潮濕的田埂上,想著我放棄順順當當、舒舒服服的共產黨奴才生活,一心一意探索真理、尋求正義,走上這條救國救民的艱險道路。想到1986年以來艱苦卓絕的奮鬥,想著身後孤苦無依的妻子紀曉,和只見過一面的女兒,我不覺熱淚盈眶。
他們把我架回中隊,扔在寢室的水泥地上,我在那裏迷迷糊糊一直躺到第二天。難道真的就這樣死了嗎?我心有不甘。他們終於採取行動了,幾個人團團圍住我,按住我,灌我米湯,我已失去反抗的力氣,由著他們擺佈。
長期絕食使我的抵抗力下降,全身潰爛,惡臭難聞,又得不到治療。周圍的人都把我當成一堆垃圾,掩鼻而過。沒人願意端水給我喝,我只能扶著牆一點一點挪到水池喝點水。
後來,我又站起來了,但是沒有一點力氣,而且厭食。別人都拿飯盆排隊打飯,我不想吃飯,只揀幾塊南瓜或青菜象徵性地吃上兩口,一個星期吃的飯還沒有以前一頓吃得多。
我的身體越來越衰弱,根本沒有力氣幹活,走路都困難,我也堅決拒絕被奴役。他們把我轉到菜園班,隊副楊明球要求我做做幹活樣子,我拒絕了,他就毆打我,扒光我的上衣電擊我。我再次絕食抗議,這是我第九次絕食。
我已記不清那段時間有多少次絕食,每次絕食多久了,大約在兩個月的時間裏,只是偶爾吃一點點東西。面對共產黨的羞辱和虐待,我實在是太傷心了,太絕望了。
幸虧我的妻子來看我,回去後把我的情況告訴了中國人權,劉青爲我做了大量呼籲,這第十次絕食到第六天的時候,他們終於把我送到醫院,我也確實快不行了。
在我八年的囚禁勞改生涯中,只有一位民運人士混進去看望過我,那就是儲海藍女士。受劉念春兄弟委託,她謊稱是我太太紀曉的表妹,從我家鄉派出所騙得介紹信,和我太太一起來看我。
儲海藍是異常勇敢的女子,那些年她爲民運做的工作,足令男兒們羞愧。我當時非常感動,現在回想起來,那是一種莫大的恩情!無法感謝的恩情!因爲我們被嚴格限制與外界接觸,不像一般的刑事犯,任何人都可以來看望。我們有時連父母都不准見。
經過一段時間療養,我又能站起來了,但是我的耳朵不靈了,別人說話非得大聲喊我才能聽見;眼睛也不行了,經常産生錯覺,甚至看不清人臉。後來中隊把一間原來存放雜糧的小倉庫騰出來給我住,又安排一個人什麽也不幹,專門監視我。
二年以後,我才恢復一些。但是我一向堅強無比,幾乎什麽都能消化的胃垮了;一向活躍的、思維敏捷的頭腦也呆滯了;尤其是我的記憶力,幾乎接近零,老是丟東忘西,衣服扣子經常扣錯,褲子拉鏈都不知道拉。直到現在我都沒有完全恢復,恐怕此生已無望了。
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敢進行一星期以上的絕食了,除非我確定想死。即使想死,我也寧可採取別的方法。後來我在南湖又絕食兩次,但那都是爲了有限目標,經過談判,兩三天就結束了。我的經驗是:絕食不絕水,不要超過一個星期。否則就會損害身體,留下後遺症。
54.抵死抗拒奴役
1995年4月,南湖勞教處一年一度的春茶採摘正在進入高潮,隊長們全都進入兇猛時期。我們每天四點鍾起床,早操也取消了,大家喝一點稀飯,四點半,天只朦朦亮,隊伍就出發了。茶樹上都是露水,采茶一會兒,我們的衣服就打濕了。
采茶時兩人一對,老兵帶新兵,被稱爲互幫對子,主要是防止新兵逃跑。采到中午,中隊送飯上山,吃完接著采茶,一直到天色昏暗,才收工下山。回到中隊吃過晚飯,就開始檢查評比,批評與自我批評了。
帶工幹事坐在大沙發上,逐個講評,然後把采茶産量低,被稱作「鴕鳥」的人叫過來,用高壓電警棍一一充電,電的他們鬼哭狼嚎,跪地求饒。班長侍立一旁,用被板打擊「鴕鳥」頭部,打到腫起來,以給這些人加深印象。
然後命這些人分兩排面對面站立,互抽二十個響亮的耳光。下手不重的,由幾個組長拉到一邊個別輔導,教他怎樣打耳光最響亮,幾下子就可以把人臉打腫,打成變形金剛。
最後進入革命高潮:命所有産量低於平均數的人面對面低頭跪成兩排,再命産量高於平均數的人,雙手舉起結實的木板凳,用盡全力給前者砸背,一定要砸得傷痕累累,像被繩子捆起來待宰的豬一樣嗷嗷叫痛,才算一條龍服務到位。
所有人都像被打斷了脊梁骨的牲口,惶惶終日,拼命采茶,食指、中指、拇指全都血淋淋的,新傷舊傷累累,最後結成厚痂,一些人手指因此變形。
我一直在抗拒勞動、抗拒改造、抗拒奴役。別人采十斤茶,我只采一兩。一天中午因太陽太毒,全體回中隊吃午飯。剛進大院,指導員徐文奇便拿一副手銬,把我銬起來。先是把我吊在籃球架橫梁上,因我掙扎不止,他又要去吃午飯,怕我磨斷手銬鏈子,才改把我銬在籃球架豎柱上。
這在勞教隊是老常事,李小篩逃跑被抓回來之後,被這樣銬了整整一個星期,兩隻手腕腫的比上臂還粗,
徐文奇特意給我銬得很緊,當我抗議時,他笑眯眯地說:「該讓你嘗嘗這種滋味了,我們一向這樣對待采茶産量最低的抗改分子。」大家都在大院裏吃飯,只有我被銬在那裏。我仔細考慮了一番,我的雙手原來在廣東就被銬傷過,這樣緊地銬下去,只要24小時,恐怕就殘廢了。手殘廢了,人還有何用?還不如死了乾脆!
我決定一不做二不休,抵死反抗一回。我決定把反擊矛頭對準徐文奇,這傢夥在隊長們中間一向孤立,明明膽小如鼠,卻天天要充老大。
「徐文奇是個孬種!想把我的手銬殘廢!這是違法犯罪行爲!」我大聲吼叫起來,大院裏的一百多個勞教人員都驚慌地看著我。
「徐文奇一向執法犯法,虐待我們,他是中隊長,所有的毆打都是他指使的!」我聽到在外面吃飯的隊長嘰哩呱啦講話,徐文奇大叫值班員把所有電棍都拿來。
「勞教人員是全權公民,我們與徐文奇在法律上是完全平等的!法律規定我們有權進行正當防衛,不受非法侵害!所以今天我將開始依法與徐文奇鬥爭到底!只要他不把我的手銬解開,我就在這裏每天講話十次,揭露徐文奇的罪行!」
我厲聲吼叫:「徐文奇,你若有種就出來與我單獨決鬥!共產黨有幾百萬軍隊,那麽強大我都不怕,敢跟他鬥,我還會怕你這個孬種?我鬥不過共產黨,還能鬥不過你?你算什麽東西?」
七八個隊長和幾個值班員湧進大門,徐文奇一馬當先,揮舞電棍,直撲向我。
「來吧!徐文奇!讓我們拚死決戰一場!大家可以作證!我是正當防衛!」徐文奇用電棍連連猛擊我,我雙手被銬,只能用腳踢他。如我所料,這傢夥其實很孤立,沒有一個隊長上來幫他。
我怒發直豎,獅吼連連,不顧一切,決心死戰!激烈搏鬥中,我奮力掙斷了手銬鏈子,與徐文奇搶奪電棍,他鬆手用腳踢我,我沒有了束縛,跳起來一腳把他踢倒。我正要揮棍痛打這只惡狗,馮隊副和倪隊副沖過來架住了我的雙臂,喝令我不得傷害政府幹部。我也按照胡平的民運理論,「見好就收」,扔掉電棍。
徐文奇的老婆是勞教所財務科長,是個有良心的女人。她哭叫著沖進大院拉走了徐文奇,兩個隊副則把我架到辦公室。半小時之後,南湖勞教處第一勞教所黨委兩位副書記趕來調查,指責我煽動抗改抗教、擾亂場所秩序、襲擊隊長。
我針鋒相對,指出徐文奇非法侵害我,我只是依法正當防衛。同時我又表示,這件事可以就此結束,如果對方蓄意鬧大,我也奉陪到底,把這場官司打到任何地方去。
不久勞教處派來一個年長的指導員,徐文奇成了主管生産的第二把手,再也不管我的事了。但是每次見到我,他都斜眼看我。後來聽說徐文奇的靠山,老惡棍張所長來中隊喝酒的時候,大罵那些隊長沒有一起上來打服我。
聽說徐文奇還上交了一份報告,要求在我這三年勞教期結束之後重新勞教三年,但這也跟上次楊明球上交報告要給我延長勞教期一年一樣,都沒有任何結果。從這次激戰以後,再也沒有一個隊長敢打我,我被一些勞教人員稱爲南湖第一條好漢。
56.惡有惡報
韓幹事曾是五中隊的管教幹事,所謂管教,主要任務就是打人。每個中隊一般都有管教官員,管教隊副或管教幹事,電棍和手銬一般歸他管理,別的隊長需要這些刑具的時候要向他借用。
韓幹事是第一勞教所有名的「四豹之一」,打起人來機智靈活,掌摑、腳踢、肘搗,常常令被打者無法閃避。他的絕活是玩電棍,一把高壓電棍到了他的手裏就成了魔棍,搗的人癱倒在地,鬼哭狼嚎,跪地求饒。
南湖勞教處位於宣城境內,一般的隊長儘量不打宣城人,就是打也不會往死裏打,主要擔心以後受報復。韓幹事不信這個邪。爲顯示自己誰都敢打,他經常把宣城人痛打一頓。韓幹事的信條就是鬼怕惡人,所以他決心以毛主席爲榜樣,做一個最惡的惡人。
一般每個勞教所裏都有四虎四豹四狼,虎凶豹狠狼殘,獲得這個稱號的人一般都要打過幾千人次,或打死打傷很多人。雖然沒有黨組織的勳章或獎狀,但這個榮耀稱號比開槍鎮壓6.4學生市民的‘共和國衛士’還實惠,比南京大屠殺比賽殺人的日軍屠夫更令人畏懼。
虎豹狼走到哪里都受到尊重,往哪里一坐都是大爺。就是各級領導知道他們邪惡無比,也另眼相看,給他們面子,輕易不會找他們麻煩。
勞教隊是典型的黑社會,裏面的幹部,誰兇狠誰霸道誰就有地位,勞教人員家屬就把保護費送給誰,因爲這樣才會得到關照和保護。兇惡的幹部有了大筆的保護費,自然能夠向上級大肆賄賂,所以權力和地位就更加鞏固,而且提升的也最快。
按說一個管教幹事的地位,在勞教隊裏最多只能排到第六位,因爲一般的勞教中隊,都有指導員、中隊長、三個以上的副中隊長,有的勞教隊甚至有5、6個副中隊長,幹事倒是只有1-3個。共產黨各部門,早就是頭重腳輕,官多於兵,領導幹部多於一般幹部了。
但是韓幹事的權力卻超過了任何一位領導,提拔任何一個三大員都必須經過他同意,否則很簡單,隨便捏一個錯,把這個三大員痛打一頓,下大組幹活就是了。所以每一個班長組長都明白這一點,都必須送錢給韓幹事。
善惡到頭終有報。有一天韓幹事騎摩托車帶著女朋友到宣城一個商店買東西。一個以前多次被他毒打的勞教人員看見了,立刻抓起一根大棍迎上去。韓世元目瞪口呆,還沒反應過來,棍子已打在頭上,韓幹事連人帶車一起倒下。
這個復仇者痛痛快快地打,每打一棍還問韓幹事疼不疼。一直打了50多棍,眼看韓幹事已口吐白沫,亂翻白眼,這個復仇者才收棍告訴站在一邊已嚇傻了的女子:「這就是南湖一所有名的四豹之一,打傷打殘了幾千個人,你怎能與這種野獸交朋友,早晚會被他吃掉的。今天我打他是爲了報復他,以前我在他的中隊裏挨了他100多棍,今天先回報他一半,留他一條狗命,下次再打他50棍。」
那女子一聽韓幹事原來是這種人渣,當即表示該打,然後嚇跑掉了。韓幹事被踢進臭水溝裏躺了三個多小時才醒過來,女朋友和摩托車都不見了,他掙扎著向路人求救,人們都掩鼻而過,根本沒人理他。他這才感到世態炎涼,人們普遍見死不救。
最後他只好掙扎著往醫院爬,像一條被打斷了三條腿的野狗一樣,爬了三個小時才爬到醫院,筋疲力盡又傷得很重,他昏了過去。醫院根本不理他,護士醫生走來走去沒人停步看他一眼。又過了一個鐘頭,他醒過來,正好看見一個熟人,便拼命呼救。
那人忙過來扶他起來,帶他去看傷,可巧那人沒帶多少錢,只有打電話到韓幹事單位。他又流了很多血,等到單位同事帶錢趕來,醫生才給治療。由於傷重及耽誤治療,韓幹事直到三個月後才出院。
這期間韓幹事念念不忘控告那個人,但那個人也有關係,最後雙方對簿公堂。韓幹事找不到一個人證,那個勞教人員卻提供了幾十個受害者的名單,充分證明韓幹事邪惡成性,曾經野蠻地毆打了無數人,要求法庭調查。勞教局害怕事情鬧大,暴露太多黑暗,匆匆下令韓幹事撤訴,自認倒楣算了,否則就要開除他。
從那以後,韓幹事不再輕易打人了。他終於明白,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58.勞教隊的本質
勞教隊有許多慣匪,而且混得很好,這個現象最能反映共產黨說一套做一套的本質。
本來按照定義,勞動教養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以教育爲主,勞動爲輔。事實上卻正好相反,根本沒有什麽教育,完全是把勞教人員當成逮來的牛馬奴役,竭盡全力、不擇手段的榨取血汗。
本來按照定義,勞教班組長、值班員、炊事員這三大員都應該是品行相對較好的人擔任,因爲是他們直接掌管具體事務。但是爲了榨取利益,這些三大員的選擇標準反而是:第一要提供賄賂給領導,提拔你之後你可以利用職權再撈回來;第二是你必須心狠手辣,天天打人罵人,能逼人幹出活來,給幹部掙錢花;第三是要把大家都逼到死地,不得不哭求家人拿錢來賄賂幹部以減輕痛苦。
很多幹部由於慵懶成性,十分愚蠢,加上經常調來調去,根本就不懂得如何管理生活生産。大部分帶工幹事什麽都不知道,僅僅是跟著一班人後面跑去工地,連隊長用的水杯、暖瓶、板凳、雨衣、大衣都是班長安排專人伺候。然後班長安排一切工作,另外再派可靠的人去附近買些酒菜來給幹部吃喝,吃飽喝足就躺在大衣雨衣上睡覺。收工的時候班長再喊醒他回隊,就結束了一天的工作,除非想找幾個肉靶練練拳腳,否則可以什麽事都不用操心。
勞教隊的用人模式完全與中囯共產黨自上而下的用人模式一模一樣,都是選擇對自己有好處的人,對人民兇狠毒辣的人,狡猾的兩面派、變色龍,內心黑暗、肮髒無比、唯利是圖的陰險小人,獸性十足而又恭順僞善的人渣。
用這些人實際管理勞教人員,只會敗壞人心,毀滅道德,把一些人殘存的人性徹底消滅,從而教育出一批又一批窮兇極惡的匪徒,然後再把他們放到社會上,禍害全國人民。
這就是實際的勞動教養。
勞教隊是冶煉爐,把一部分人煉成牛馬,當然是懷恨在心,日後再報復的牛馬;另一部分人被煉成野獸,當然是隊長、班長、組長。
吳隊副當時是南湖勞教處一所五中隊後勤隊副,中隊裏流傳著他的故事。吳隊副的父親是鄉村教師,他本來也是想做一名教師,但是在師範學校畢業後,鬼使神差,把他分配到勞教隊。
吳隊副力大如牛,但卻膽小如鼠,到了勞教隊,看到隊長班長組長值班員天天打人,既厭惡,又害怕。他一再找領導要求調走,他不知道在南湖勞教處,一個幹部要想調走,除非有鐵硬的關係,至少要花10萬元。他在所裏找來找去沒有用,只好上訪到勞教處,又被推來推去跑了無數趟,終於有一天處長見了他。
吳隊副:「我堅決要求調走,這裏太野蠻了,打來打去,像是動物園,生命安全都沒有保障。」處長:「那大家怎麽照樣工作,只有你不安心工作,盡給我們添麻煩。如果誰想調走就調走,那不亂了套了。」
吳隊副:「我仔細看了勞教法規,從法律上我們幹部與勞教人員是平等的,如果勞教人員打我怎麽辦,你們怎樣依法保護我?」處長:「見鬼!我在這裏幹了三十年,只聽說幹部打勞教,沒聽說過勞教打幹部,那不是反了天了!」
吳隊副:「幹部打勞教也是違法的呀!這裏是執法機構,應該一切依法辦事,可是上面給分隊幹事下達的生産任務那麽重,不打人根本完不成。我不會打人,所以這份工作我做不了。」處長:「什麽法律,勞教制度根本就是與法律無關的政府行爲,高於法律的!在這裏,什麽都是我說了算,你敢打我嗎?」吳隊副:「不敢。」處長:「那你帶一個班,什麽都由你說了算,誰還敢打你?你給我回去安心工作,如果哪個勞教敢打你,你再來找我,我去打他!」
幾年過去了,我到中隊的時候,有天早操時,我看到吳隊副只揮一拳,就把一個姓查的大個子打倒在地。等到出工的時候,大個子一隻眼成了大大的熊貓眼,足有半個拳頭大,腫的睜不開縫。
可憐的大個子,再過兩天就該解除勞動教養回家了,怎麽見親人?
楊幹事個子小小的,長得很秀氣,戴一副近視眼鏡,剛到中隊時見誰都笑眯眯的。那時我的勞教期已過二年,他一見到我就開玩笑,我也喜歡跟他說話,希望他別被冶煉成野獸。但是僅僅幾個月之後,爲了能在各班采茶競爭中獲得優勝,多拿獎金,他就變成打人最凶的帶工幹事。
那時中隊裏有幾名基督教傳教士,其中有一個安慶人叫李程生,已經四十歲了,身體被看守所折磨壞了,幹活不行,老受欺負。我從各方面盡力幫助他,特別要求楊幹事不要打他。
自從打敗中隊長徐文奇之後,我在中隊很有威信,我就利用這種威信竭力保護幾個良心犯。另外兩個帶工幹事也給我一點面子,他們也有一點良心,不打自己班裏的政治犯。班組長都是狗,只要幹部對你另眼相看,也不敢輕易打你。
平時我在中隊部養病不出工,但是采茶季節人人都得上山,中隊就讓我記帳,以節省一個勞動力。這樣一來,四個政治犯幾乎就不用采茶了,因爲我給他們記假帳,而且記到平均數以上。帶工幹事和班長當然都心知肚明,但這可以增加他們的采茶總產量,所以都不吱聲;一般的勞教人員也不敢講,反正只要瞞著稱茶的中隊長一個人就行了。
整個采茶季節,由於我的假帳,四個傳教士都沒有挨打。我故意把帳記得淩亂,只有我自己才能看懂,別人根本無法核查。
但是采茶季節一過,楊幹事就翻臉了,把李程生踢的直不起腰來,走路都要人扶著。我得知大怒,徑直去找指導員,指控楊幹事打傷人,我要向所裏、處裏,乃至勞教局司法廳和國際人權組織寫檢舉信。指導員要求我別寫,他會特地交代楊幹事別再打李程生。
回頭我又叫二班班長唐留紅傳話給楊幹事:「別欺負老實人,有種就找我來打!」楊幹事沒敢來找我,但我們從此成爲仇敵。唉,楊幹事變壞的太快了。
唉,傳教士們也實在太老實了,逆來順受,一點都不敢反抗!連絕食都不敢,儘管我多次向他們提議!如果我不是長期絕食抗爭,如果我不是危急時刻拼命一戰,我在南湖也只有跟他們一樣窩囊。首先你自己要敢戰,別人才好來幫你,中國民運與國際社會包括美國政府也是這種關係。
64.下崗工人
1997年我剛出獄的時候,蚌埠人正流傳著一個悲慘的故事。蚌埠曾是安徽省最重要的工業城市,但是在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漸漸沒落,六四屠殺之後一年比一年衰敗,工廠紛紛停産半停産,大批小型集體企業倒閉。
有一對夫婦都在集體企業裏工作,都下崗了,他們有一個10歲的女兒。父親下崗後還可以領到100多元的下崗津貼,而母親的單位破産了,一分錢也領不到。這個家庭也沒有任何積蓄,3口人只能依靠這100多元月收入生活。
父親幾乎天天跑去勞動局看有沒有重新安排工作的機會,跑了半年也沒有結果。母親的身體本來就不好,現在生活這麽艱難,心情壓抑,更是連連生病,又沒有錢去醫院看病,只能硬撐著,身體越來越壞。
女兒不明白發生了什麽事,本來家裏的伙食還湊合,每個星期至少可以吃一回豬肉,一回魚或雞,這幾個月卻天天吃鹹菜,或蘿蔔大白菜,偶爾才有一點豆腐青菜,幾個月下來,女孩饞的要死,天天跟爸爸媽媽嚷著要肉吃。
她哪里知道,每月家裏的收入只夠買米買煤買油鹽付水電費房租費,根本沒有錢買菜吃,媽媽每天傍晚會拎著一隻籃子到農貿市場去,揀一些別人不要的大白菜幫子,或以極便宜的價格,從急於回家的菜農手裏買一些幾乎沒人肯買,被挑剩下的菜。父母正爲她下學期的學費發愁,而且新年又快到了,面對可愛的女兒的要求,父親只得敷衍說:「下個星期,乖女兒,下個星期,我一定會買肉給你吃。」
那一天父親領到了下崗津貼,便拿回家跟妻子商量怎麽花,要不要給女兒買一點肉吃。卻看見妻子正在獨自流淚,忙問她發生了什麽事?妻子哽咽著說她不想活了。
「我15歲就被迫下放農村,幹農活累了十幾年,經常還沒的吃。男知青還可以去偷東西吃,我們女知青爲了填飽肚子,不得不向大隊借糧,受盡了農村黨員幹部的欺負。好不容易回了城,又在工廠裏三班倒,苦幹了十幾年。
「唉,我把青春,把力氣,把一切都獻給了共產黨,獻給了毛主席,獻給了小平同志。現在身體累垮了,渾身都是病,到頭來卻連吃飯的錢也不給了。我除了擋車又什麽也不會,這個年齡改行,到哪里能找到工作?活下去只是家庭的一個負擔,我想來想去,還是死了的好。」
下崗工人想勸慰妻子,還沒開口卻也掉下淚來,想到自己的遭遇不也同樣嗎?就算再過幾個月重新找到一份工作,也就是200多元,一家三口還是難過得很,累了大半輩子,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也沒有任何財産,馬上要實行房改了,哪有錢買房子?難道流落街頭嗎?還有什麽希望?還有什麽奔頭?還有什麽好說的?
於是他不再開口,轉身走出了門。想到自己一家人的悲慘遭遇,想到許許多多和自己境遇相似的下崗工人家庭的淒慘狀況,和自己這幾個月來找工作的辛酸苦辣,他不禁淚流滿面。他也不再在乎鄰居和熟人看見他的眼淚了,這個社會如此殘酷,這個世界如此淒涼,他還有什麽可以在乎的呢?他暗暗下定了決心。
女兒中午放學回家,看見桌子上一大盆熱氣騰騰的蘿蔔燒肉,高興得驚叫起來。桌子上還有一瓶酒,父母都坐在桌子邊在等她,慈愛地勸女兒吃個痛快。父親一口就喝掉半茶杯酒,他已經幾個月沒有喝酒了,然後他親自爲妻子和女兒夾大塊瘦肉,自己也大口的吃。
妻子本來捨不得吃,想省下來讓丈夫和女兒多吃幾口,但是禁不住丈夫熱情的一再的要求,只得含著淚也吃起來,她擔憂地想,丈夫中了哪門子邪,買了這麽多肉,以後不吃飯了?
這家人幾天不開門,鄰居好奇怪,議論紛紛,最後居委會強行撬開了門,進去看到,一家人都死了。下崗工人一手緊緊地抱住住妻子,一手緊緊地抱住女兒。
後來法醫鑒定三人都是吃老鼠藥中毒身亡,肉湯裏殘餘著大量老鼠藥,最後調查結論是:下崗工人不忍妻子女兒窮困,走投無路,全家自殺。
在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之後,這些下放知青,這些下崗工人,實際上都是共產黨的奴隸,雙方有一種事實上的契約關係,後者是被迫做奴隸的,沒有任何選擇和討論的權利,而且這種奴役關係延續了幾十年。這些工人被榨幹了青春,被榨幹了血汗之後,竟然一腳踢開不管了。無論按照什麽樣的社會倫理標準來衡量,都是不可思議的、不能寬恕的罪惡!即使在2000年前的奴隸制時代,也沒聽說有這麽殘忍的奴隸主,把年老有病的奴隸一腳踢開就不管了!
這還是一個自稱工人階級的政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群衆的利益,竟然能幹出這種事情!
經濟改革,變終身制爲雇傭制是對的,但是不能把那些事實上已經做了大半輩子奴隸,從幾塊錢十幾塊錢一個月的工資拿起,安分守己地做了幾十年奴隸,從來也沒有考慮過別的生活方式的工人一腳踢開。共產黨應該給與他們公正的補償和保障,而不是把他們逼到絕路上去。
這件事如果發生在中國以外的地方,一定會引起媒體的跟蹤報道,但在新聞專制的中國,和過去50多年來所有類似的數十萬數百萬件慘事一樣,沒有任何報道,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只有這個城市的市民,口耳相傳,人人歎息:這個社會的確太殘酷了,太黑暗了!
殘酷到不許人們正視殘酷,黑暗到不許人們正視黑暗!每個人都只能像螻蟻一樣低著頭,找口吃的,苟且偷生。
@(待續)
(節自《悲愴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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