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老學者理念為中研院文物館找定位
【大紀元6月25日報導】〈中央社記者韋樞台北二十五日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今天舉行重新開館三週年慶,所長王汎森特別介紹文物館是經由1930年代開館期的諸多史學大老們,秉持異於傳統士大夫深陷文字、文獻的觀念,從各個面向還原歷史真跡,從而豐富館藏並定位成「學術博物館」。
文物陳列館今天舉行重新開館三週年館慶系列免費參觀活動。除由所長王汎森主講「一個『學術博物館』的形成─兼談 1930 年代的一群重要學人」外;同時舉辦為期一年的「深宮重寶‧墨影留形─青銅器全形拓特展」,將所內珍藏青銅器全形拓和故宮所藏青銅原器照片對照展示,以表現全形拓和原器照片的異同。
王汎森表示,1920年代的中國充滿著向西方學習民主和科學,以及向俄國學習社會主義革命兩種不同風潮,當時秉持讀書救國,認為救國必需靠學問的一群學者,如蔡元培、傅斯年、胡適等人受到西方民主、科學的影響,認為不光是生產、製造可以強化當時的中國,學術也應該扮演建國的要角。
這種想法逐漸影響政府高層和知識份子,而這些想法也奠定後來歷史研究的方法和規模,王汎森指出,即使如清朝重視歷史研究者,也僅在經書的文字和文獻中打轉,但傅斯年創立中研院史語所時卻要求學者們,可以從史學、疑古史學、考古學、甲骨學、漢語語言學、現代人類學、體質人類學、通俗文學等多重面向研究歷史,頓時間擴大了歷史研究的規模和地位。
王汎森舉出傅斯年最有名的一句話,「我們不是讀書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來提醒現代史學家要注意的事,當時的史語所內包括30年代史學組主任,被稱為300年來一人爾的陳寅恪、疑古史學之父顧頡剛、現代考古學之父李濟、現代甲骨學先驅董作賓、梁啟超之子,亦為考古學先驅的梁思永。
另外還有現代漢語語言學之父的趙元任(「叫我如何不想他」的作曲家)、現代人類學先驅凌純聲、體質人類學先驅吳定良、通俗文學先驅劉半農 (「叫我如何不想他」的作詞者)等從各自擅長的學術角度逐步勾勒出完整的歷史研究和珍貴無比的考古文物。
王汎森說,文物館內十餘萬件蒐藏品都是當年考古所挖掘的文物,在別人眼中因為不是完整的精英物品,因此被視為破銅爛鐵,但這些文物卻不斷訴說上古時代的種種社會現象,並且在傅斯年所長要求對出土文物不斷拍照、紀錄、測繪的觀念下,對還原真實的古代生活幫助很大,減少誤認的機會,也確定了文物間的關係。
王汎森認為,就是這群老史學家對學問、檔案、實物、學術紀錄的新態度,才有著今天文物館內大量殷商出土的文物,佐證了許多事情,而且也是故宮內看不到的東西,讓史語所文物館在國際史學佔有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