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

軍事調處執行部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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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八日，馬歇爾特使返回美國，就任國務卿。一月十六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希圖繼馬歇爾之後，續作調人。但他剛把恢復和談的方案向王炳南提出時，立即遭到共匪的拒絕。一月廿日中央宣傳部發表了政府恢復和平商談的願望與經過，一月廿四日共匪聲明拒絕和談，終於在一月卅日，政府鄭重宣佈：解散軍事三人小組和北平的軍事調處執行部。這是「馬歇爾八上廬山，晉見蔣主席」四個月以後的事—馬歇爾最後一次上廬山，是三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很明顯得，當時的共匪，已經由劣勢轉為優勢。他們當時的策略是：軍事上失敗，即態度軟化，高唱和談，等元氣恢復後，即藉詞破壞和談，開始進攻。近廿五年來，不僅中共匪幫的策略如此，全世界的共黨所使用的策略，也大都如此。

美國的馬歇爾元帥返回華盛頓後，多少清楚了中共的一些作法，但司徒雷登在當時仍誤認中共是土地改革者，並相信中共也具有「人性」，那是他受了北平燕京大學畢業的共產黨徒的包圍—一項有計劃的包圍—直到若干年後，他返回美國之後，才發覺他受了中共之騙，上了中共的當。

在長春和瀋陽、東北的各重要城市中，對於政府和共匪間的停止和談，解散三人小組和軍事調處執行部，並未引起人們的特別注意，當時人們的心理，仍然未把共匪放在眼中，並對於國軍具有充份的信心。

然而在軍中，由於過去一年多的「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士氣十分低落，而高級帶兵官們，包括軍長、師長、團長，很多人都找機會發財，除了極少數部隊，像青年軍的二○七師等尚未腐化外，一般部隊，已逐漸喪失了戰鬪意志。

當時的知識界，雖然有很多人，對東北的前途焦慮，但却沒想到後果演變到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嚴重。人們所瞭解的只是一切在向下坡走，不論是在政治上以及軍事上，都在走下坡路。

盧漢飛東北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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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九月十九日中央派雲南省主席盧漢飛往東北，慰勞雲南遠征軍。

盧漢抵達長持春後，住在市政府的賓館，他也在賓館中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說明蔣主席對遠征東北的雲南部隊，十分關切，特派他前來慰問。那時駐在東北的有兩支雲南部隊，一支軍隊駐錦州一帶，另一支則駐吉林，那是曾澤生將軍所統率的六十一軍。

盧漢在長春時，長春市參議會和地方各界，為他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那時的市議長霍戰一在致歡迎詞時，曾引用東北的「諺語」說：過去的北方人發配到雲南時，人們則稱之為去遭「雲南大罪」，現在的雲南部隊，到東北剿匪，則是到東北受「東北大罪」。因為比喻不大得體，盧漢聽了頗不愉快。市府的官員特別跑到記者席上關照採訪的同業們，不要引用這句話。以免登在報紙上，反而刺激了六十一軍的官兵。

盧漢那次到長春和吉林一帶勞軍，曾到達雲南部隊所駐的防區，和高級軍官及士兵見面，完成中央所賦與他的任務。那次陪同他一道赴吉林和長春的正是曾經和蘇俄紅軍辦過交涉的東北行轅副參謀長董彥平將軍。

董將軍陪同盧漢，前後約十天左右，他們在吉林省城，也接受省主席梁華盛的盛大歡迎。梁將軍並以吉林名產「鍋鐵」，來招待嘉賓。—鍋鐵係以打破之鍋的一大塊鐵，上置肉烤之—盧漢一路上，看到東北資源的豐富，曾向董彥平將軍，讚揚不已。他對於吉林的風景，也十分激賞。當他飛回雲南時，專機上還帶了兩隻梁華盛送給他的來亨雞，那時來亨雞在大陸上，還是很珍貴的東西。

吉林國軍撤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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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七年春一月十七日，政府明令設置東北剿匪總司令部，並任命衛立煌將軍為剿匪總司令，行轅主任陳誠將軍則飛往上海養病。行轅撤銷。

那一年的三月十三日發生了幾件重要大事，第一是國軍撤離佔據領將近一年的延安。共匪攻陷四平，吉林守軍和省政府，撤離永吉，退守長春。當那批滿臉倦容的國軍，撤抵長春時，筆者曾到營區採訪，曾澤生將軍且曾表示：我們終將有重返吉林的一天。但實際的情形是士氣大為低落，和國軍最初克復長春時，像似猛虎下山的情形，已經不見了。前後不到兩年的時間，局勢的變化，真是太快了！

記得撤退那一天，吉林省府的官員，更顯得疲倦，教育廳長胡體乾先生，撤到長春，就臥病了一個時期。省主席梁華盛飛往瀋陽述職，不久就擔任瀋陽地區防守司令。瀋陽防守司令，第一任司令是楚溪春將軍，第二任是王鐵漢將軍，王鐵漢是在三十七年二月出任遼寧省政府主席，仍兼瀋陽防守司令，到四月間他才把防守司令職務移交給梁華盛。

自吉林的國軍撤守後，整編的新七軍軍長李鴻與六十一軍軍長曾澤生之間，便發生了相當嚴重的摩擦，那些摩擦中，包括部隊的武器不同，彈藥不同，甚至在伙食方面，也相不同，駐防地區，也有爭執，那些都是一些衰敗的跡象。也就在那一時期，匪諜在軍中，也作了一些挑撥離間工作，同時在長春市內，也發現了共匪的傳單，他們用郵局寄信給各學校的教員，要他們保護校產，將功折罪。那些當然是他們所作的心戰工作。因此長春市民，開始人心惶惶。

這是最後一班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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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的寬城子機場，被匪佔領了，大房身機場也漸漸不保險了！三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長春空軍代站長王丕績告訴我說：明天有一架飛機載運國民大會代表到瀋陽，那是最後一架從長春起飛的軍機，如果再不走，就沒有機會了。就在那天晚上我寫了兩封信，一封留給長大我教過的那班同學，一封留給青年訓導班的同學；大意是說：我走了！我坐最後一架飛機走了！大局比我們想像中要壞得多，希望同學們能尋找機會，到南方去。

那時中正日報的總編輯張知挺，已奉梁華盛的電召飛往瀋陽，由一位姓陳的編輯主管任代理總編輯。我告訴他，明天一早，我要坐最後一架飛機離開長春，那位陳先生，聽了我的話，默不作聲，但是也沒有提出異議。就這樣我告別了我工作將近兩年的報社和學校。

魏德邁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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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盧漢訪問東北的同時，美國總統杜魯門的特使魏德邁將軍，向華盛頓提出他的建設議：由五強監護東北，或由聯合國托管。這項建議，自然遭到我國的強烈反對，特別是東北地區的人民，在異族的迫害之下，過了十四年失去祖國庇護的生活，更表示了強烈的反對。所以當那個消息在報紙上以傳聞的方式發表時，長春市議會，首先反對，市議會在反對那個建議時，也主張把香港九龍收回。記得當時，我寫這一條消息時，中正日報曾以它作為一版的頭條新聞。同時我也把長春市議會反對魏德邁的托管東北建議及主張收回香港、九龍等新聞，用電話發往瀋陽的東北前鋒報。

東北前鋒報的發行人是馬愚忱，社長是現在擔任立法委員的侯庭督。我已記不清楚是什麼人介紹我兼任東北前鋒報駐長春的記者，但我却幾乎每天都借用鐵路電話，給前鋒報發新聞。不過那時前鋒的經濟情形很壞，我兼做了很久的記者，僅領過兩個月的薪水。當然借用鐵路電話發新聞，是不用前鋒報付費的。不過我很喜歡前鋒報的辦報精神，因為社長侯亭督在瀋陽時，他自己接過我的新聞電話，加以紀錄。副社長吳廷賢也接過我的新聞電話，不過我一直沒見過馬遇忱先生，但聽別人說：他是一個很正直的人。

天下有很多事，就是那麼湊巧。那一年社長侯庭督要到長春看他的堂弟。他打了個長途電話給我，告訴我在第二天的某一時間抵達長春。因為平日僅在電話中交談，素未謀面。所以我特別寫了一個大木牌：「歡迎侯庭督先生」，豎在車站的貴賓室前。結果是圓滿的。沒想到三十八年，我逃難到廣州，一下黃沙車站，身上的帶的財物，全被扒手扒光，身無長物。在愛群酒店的門口，遇到了侯庭督，那時他已是立法委員，他看到我一身狼狽之相，立即掏出二百五十圓的港幣，送我作為零用。那兩百五十元港幣折合今日的臺幣相當兩千元左右。那些港幣的價值，却相當於實際幣值的好幾倍。

被衛兵軟禁十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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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說過，自從陳誠將軍出任東北行轅主任以後，所有的新聞記者，都不能再穿軍裝，因此在採訪上也十分不方便。三十六年秋天的某一天，我到第四綏靖區司令部去採訪，因為穿的是便衣，吉普車剛開到門口，便被衛兵阻止：而且大喊一聲「老百姓怎麼可以坐軍車」，當我下車拿一張名片給那位衛兵時，他更為惱火，連連說了兩遍，「新聞記者有什麼了不起，不要用名片唬我」。我告訴他要見司令官潘裕昆將軍，請他代遞名片，他就更為惱火。大喊一聲，你用司令官唬我，我先把你關起來。不由分說，就往衛兵室裡拉。在這個時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而且要真的僵持下去，會有更壞的後果。因為前些日子，北平世界日報的記者樊放，在一個師部裡，就被衛兵打了一個嘴巴！一時新聞界引為奇談。所以我決定忍耐，因而在衛兵室中，被軟禁了十五分鐘。好不容易，看到一位中校軍官，自裡面走出，於是我大叫：你們的衛兵太不講理，既不讓我進去，也不准我出去，是什麼道理？那位軍官問過我的身份之後，搖了個電話給潘裕昆的主任秘書陳鑫，陳帶了衛兵連長，把我接出衛兵室，並告訴衛兵連長，要處分那個士兵。

不過陳鑫在陪我去看潘裕昆的路上，告訴我，見到軍長時，不必提起方才的事，因為最近各地的戰況不好，軍長很不耐煩。不要再以這些小事，使他煩心。我當然依照陳鑫的話去辦，和潘裕昆談話時，沒有提到被衛兵軟禁的事。

不過那時是我做記者以後，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尊嚴受到傷害，因而難過了好多天，但在以後的二十五年中，因為採訪受人侮辱、挨罵、驅逐，到報社告狀的事，層出不窮，又覺得當年在新一軍被禁足十五分鐘的事，到是很平常的事了！

近年來我常和我所教的新聞系學生在課堂上討論，如何建立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使人們能夠衷心尊敬新聞記者，而不敷衍新聞記者；能夠使採訪對象對新聞記者採取友善態度而不敵視記者。能夠不利用新聞記者，而願意和新聞記者合作。討論的結果是得不到具體的結論。但大多數新聞系學生認為：那是整個社會的結構問題。新聞記者的職業尊嚴，怕要等到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建立起來。不過有一點該向讀者說明的事：這二十五年來，國家的一切，都有顯著的進步，但多數官員，防記者像防賊似的作風，並沒有多大改善。官員們對待記者的手法，依然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作法。而一般沒有常識的官員們，把報社的負責人看成機關的首長，把記者看成報社負責人的部屬，更使人涕笑皆非，因此有很多政府官首長和新聞記者見面時，常開頭便說些幼稚和淺薄的話：其實中最常見的話是：「你們的社長或者總編輯，是我的朋友」，「昨天還和你們的發行人一道打牌」。

對於這些不學無術的官員，會使人從心裡產生厭惡之感，因為他們從不瞭解記者到底是做什麼的。

瀋陽的繁華夢

別矣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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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長春，春雪未溶，大房身機場四週，白茫茫一片，遠處隱隱有炮聲。

在雪地上，約有四十幾個人，在等候着飛機，其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當選不久的國民大會代表，三分之二是經政府核准撤退的官員，新聞記者，僅有筆者一人，當時的大房身機場，已在共匪軍隊的大炮射程之內。軍用連輸機落地後，需要立卽起飛。我們這批候機的人，每個人面部的表情，都有些焦慮不安。生怕就在我們等候飛機的這段期間，飛來炮彈，或者匪軍突然向機場進攻。因為空軍方面的人員告訴我們，這是最後飛來長春的專機，而且機場的安全不能保險。

一架C46軍用機，終於落地，大家候機的時間，已經超過兩小時。飛機停留不到十幾分鐘，卽凌空起飛，在長春城的屋脊上，繞飛一週，可以看到「溥儀皇宮」的黃琉璃瓦，在陽光照射之下，正閃耀着光華。

在飛機上，默默的告別這座飽經憂患的名城，心中有着無限感慨，在兩年多的日子裡，在兵荒馬亂中，日子顯得特別長。但在當時很有再度回去的信心。就好像第一次撤退時一樣。沒想到離開長春後，一轉眼間二十四年過去了，而且「遙遙無歸期」。

我很懷念，大同公園湖邊的細柳，還有落雪的日子，把車子開到南嶺的大學區。在長春大學和青年訓導班授課時的情形。那些年輕人的蘋果臉，臉上充滿青春的希望與笑容。以及中正日報的那座白樓，冬天坐在暖氣包上，看窗外大雪紛飛。還有更美的是坐在馬車上，聽馬車伕用脚踏車鈴的聲音。車輪帶走一片薄雪，在馬車的旁邊飛舞，像一層薄紗。

在長春兩年多，像似在「政治舞台」上，看了幾幕戲劇，演出的人物，包括熊式輝將軍，董彥平將軍，蘇俄的紅軍元帥馬林諾夫斯基，和他的參謀長特洛曾科將軍，還有孫立人將軍，粱華盛將軍……那裡的「晚會」，「迎官號」，心地純樸而善良的小市民，派系傾軋而互不相容的黨務工作人員……那是一場悲劇，一件歷史上的悲劇。不過我在最後一幕「落幕」以前，先離開那裡。

近年來常常作夢，夢見蘇俄紅軍的刺刀，指向自己的胸口，夢見雪地上吹口哨的夜行人，枯樹枝上，結滿了霜雪的公園，以及一羣年輕人在玄黃的電燈下，討論國家前途的影子。許多背景，都是長春城。那些夢中，自然少不了我自己，和自己的影子。

田園寥落干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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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長春飛回瀋陽後的第三天，我自軍方借了一輛吉普車，回到我六歲到十二歲那段日子所生長的家園。探視父親和二哥，以及為母親上墳。因為那時國軍已收復了我的故鄉，防守那個地區的正是羅友倫將軍所部的二○七師。

十多年了，背井離鄉，在外面流浪，當吉普車開進村莊的山神廟前，第一次懂得了，並且感受到「近鄉情怯」這四個字的意義。

依照我們山東老家的規矩，遊子歸來，進入村莊，必須下車步行，看見村莊的父老，都要行禮。所以在車子進入村口後，我就徐徐步行。遼南地區的三月，春雪初溶，剛剛解凍，農村裡的人，正開始用大車「送糞」—把天然肥料，自家中的糞堆，送到田裡。

我家的村莊，有百分之六十以上人家，來自山東，村東有個山東墳—山東人客死在外的公墓。到春天青草發芽的季節，山東墳上的毛姑杜花首先開放，接着出土的是小根菜。吉普車停在我家的石頭牆外，父親和二哥，覺得我回來得太突然，尤其責備我不該着軍裝和坐車回來。父親是一個剛強的人，我童年時從未看見他落淚，但我這次回來，他流淚了，二哥則表現出旣驚且喜。

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打了紙錢，拿了壺酒，到後園的白楊樹下，母親的墳前，焚化紙錢，並且痛哭了一場。然後二哥陪我看了母親墓旁的幾株老樹，剛剛搭起來的葡萄架，那口老井，石頭圍牆，後園中的柴草堆。西廂房中的糧倉。一切都沒有多大改變，只是正房中的陳設比從前簡單了，祖先龕前的錫器蠟臺，也收藏起來了！我的幾個姪兒姪女，像看見陌生人似的看我。但不久他和她們，都高興極了！

父親從米倉下面，取出收藏很久的高粱酒，殺了隻鷄，那是我回家後的第一次晚餐。第一次全家團聚。父親說：十幾年來，每年過年時，就只少我，特別是在動亂中，不知道我是否還活在人間。然後哥哥告訴我一些共匪軍隊，佔據我們村莊以後，我家被鬪爭的情形，以及國軍收復後，鄰居再把分去的東西，送還我家的故事。我家的長工老沙仍舊在繼續工作，在共匪鬪爭我家時，他「陽奉陰違」，替我們通風報信。

村莊中，有很多人家毀於炮火，很多人家的男孩子，在共匪撤退時，被裹脅而去，過去一個小康的村莊，已經破落不堪，那真是「田園寥落干戈後」的景象。二哥彷彿有說不完的話要告訴我，譬如張家的大叔死了已經兩年，李鐵匠上午還好好的，下午突然過世。……第一天晚上，躺在火燒的「坑上」，幾乎「聊天」到天亮。

父親反對做新聞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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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家的第二天，父親提出警告：「三百六十行，樣樣都可做，就是不可以做新聞記者」。他的理論是，新聞記者不是我們這種「半耕半讀」準「書香門第」的人家所應做的職業。在父親的腦海中，新聞記者都是一些「造謠生事」的人，和不務正業的人所做的職業。有人得罪了他，就會用報紙揭人隱私。他對新聞記者這一行業，可以說是深惡痛絕。但父親同意我在大學教書，他認為那是最正當的行業。可惜廿多年來，我僅聽了父親一半的話，而且做記者成為我的本行，教書則變成了副業。他老人家如果現在還在的話，將仍會保存着在報舘裡做事的人，離不開設賭抽頭、吸鴉片烟、敲竹槓、養成一身壞習慣……那些「集罪惡於一身」的觀念。

我在家裡住了兩天兩夜，看了我家親戚，也會晤了童年時代的遊伴。雖然時間很短，但却是十分快樂。我和童年的遊伴們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去尋找兒時的舊事。我們重遊南山、和西山，在日俄戰爭時的戰壕中，找我們過去走過的脚印。閒話在那一道戰壕中，扒得鉛彈子最多—日俄戰爭時之大砲中，滿裝鉛彈，砲彈開花後，鉛彈子卽散開傷人。戰後數十年，農人仍在山中撿鉛彈子出售—我和遊伴們，敲着山神廟前的古鐘，也回憶童年放暑假時，趕看牛群，打着響鞭，在夕陽西下時，所做的「牧童鞭影亂斜陽」的舊事。

我們穿過還沒有長葉子的柳樹林、桃花林、踏着白楊樹的葉子，閒話農村生活。我們經過剛剛解凍的小溪流，去看山梨紅樹！那恐怕是我過去的半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被清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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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在我家居的兩天中，詳細講了我家被清算以及村人摔死一個共匪「團級幹部」的故事。那就是幾個月以前的故事。因為我家是那個村莊中的「小地主」，雖然僅有房屋九間，却也整潔，所以共匪的「團部」就設在我家中，共匪的一個「團指戰員」也住在我家中。最初一個月，他們叔叔伯伯的叫個滿甜，士兵們也打掃院子，打掃得乾乾淨淨。但一個半月以後。開始打鑼，「扭秧歌」和清算鬪爭。於是那匪幹告訴我二哥：因為我家有讀過大學的學生，而且有田地在百畝以上，是不折不扣的「地主階級」，他勸我二哥：要自己打鑼，自己帶上紙帽子，在門前大呼：「我是開明的地主，自願把東西分給鄰人」二哥當然照着他的話去做，鳴鑼高喊。鄰居的人，包括我們的親戚，群來我家把東西分得一乾二淨。不過一個曲姓鄰居。看到我們家的一些玉器，包括大伯父的瑪瑙鼻烟壺等，偷偷的交給二哥收藏。一場瓜分，在一個下午就辦理完畢，當然糧倉也被打開，糧食被人用麻袋和布袋裝走。不過在半個月後，國軍的二○七師收復我們的村莊時，被分去的東西，一樣不少，全由鄰人送回。彼此間也沒有什麼誤會。二哥說：住在我家的那個共匪「團指戰員」，在撤退時，被國軍的炮彈炸傷了一條腿，許多匪兵也負傷，村人被徵去做擔架。有兩人抬的就是那個「團長」。抬「團長」的人，雖然口喊着，大家要輕抬輕放，不要傷了「團長」，但當四顧無人時，却狠狠的巔了幾巔，摔死了那個團長。用以報復他的嘴甜心苦、清算鬪爭的仇恨。

當夏天到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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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在第二天夜裡，又和我長談到午夜，閒話十多年來家中的遭遇。依照他的判斷，共匪不可能在農村生根，但他也知道，政府的接收人員，很不爭氣。

那一晚，二哥談得疲倦後睡着了！而我却難於入夢，我又想到童年時代，當夏天到來時，我家點着艾蒿薰蚊子，我和二哥睡在庭院中的大車上，點數着天上的星星，讓夏天的露水浸濕短衣褲。到秋天，在明月當空之夜，老牛套上石頭滾子，壓着大豆的殼，用「連緊」—打穀殼之物，中有一軸—拍打拍打的擊着豆殼，間以山歌唱和，那種農家的樂趣，以後將會少見了！

那次回家，使我感到父親確是老了！他一生中辛勤所得，省吃儉用的積蓄，怕是保不住了！因為國軍防守的是城市而不是鄉村。當我離開家時。我建議他便宜些賣掉土地，搬進城裡去住，他却表示了，他自下關東後，用自己的血汗，所創造的家業，至死不離寸步。

當然，在第三天，父親和哥哥又用眼淚送我離開家園，那情形現在想來，猶似昨日。誰又會想到，一轉眼間，又已二十四年？

繁華的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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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瀋陽後，現任立法委員王常裕先生所主持的「東北公報」，邀我做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東北公報的財務情況不好，工作人員也意興闌珊，我住在報社，每天吃窩頭、豆腐、高粱米飯，晚間有時還要幫助總編輯看大樣，工作重而待遇低，而且印刷也差。當時瀋陽銷路最好的報紙是「東北民報」和由「中蘇日報」改名的「中央日報」，其次是「新報」和「和平日報」，記者陣容，也以「東北民報」最堅強。「東北公報」的記者，外出採訪，不大受人重視。在那裡我僅作了三週，便悄然退却，到「新報」作採訪副主任，當時的採訪主任是劉興武，一個月後，劉興武調任經理，我則接充採訪主任。

「新報」的社長是四川籍的徐露放，他年輕幹練，作事頗有魄力，白天他坐在經理部處理業務，晚間則又坐到編輯部辦公。他常常比較新聞，並在報紙上打紅圈。

「新報」是青年軍二○七師經營的報紙，但是軍方却不加干預。「新報」有一個特色，是重視讀者投書，對於貪官汚吏的抨擊，不遺餘力。每天大約有四欄地位的橫欄，刊載讀者意見。我在這個報社工作得很愉快，當時每天下午必到剿匪總部的記者接待室和同業碰面，其中碰面最多的是「中央日報」的採訪主任袁笑星，「東北民報」的採訪主任朱澍，「和平日報」的採訪主任陳驥彤，剿匪總部的發言人是雷錫祺參謀。雷參謀每天下午三時，一定坐在記者接待室等候記者，有軍事情況時，就發佈新聞，沒有「戰報」，就和同業聊天。那時候，軍事新聞沒有什麼競爭，僅是大家寫稿時的寫法不同。因為沒有較多的新聞競爭，所以大家相處得十分融洽。儘管那時的遼南軍情很緊張，但瀋陽城內依然是歌舞昇平的世界，是一個繁華世界。連我們這批記者也沒有「大風暴」將要到來的感覺。但政治上的腐化，越來越深，物價一天天在高漲，軍隊也常有擾民的行為，東北大學的學生，常鬧學潮，那裡面自然有匪諜滲透，鼓動學生的情緒。

我在「新報」工作時，衛立煌將軍已經接任剿匪總司令兩個多月。衛立煌個子不高，他喜歡穿長筒黃色馬靴，並帶上刺馬釘，但他不大接見新聞記者。他是一個很平庸的人。要他應付東北的非常局面，自然遠不及他的前任陳辭修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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