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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文集

劉宗正:赤腳醫生與中國民主憲政

【大紀元6月22日訊】有一個村子,非常封閉,又非常落後。不僅如此,他們從來不肯認真學習新文化,又不肯將別人的經驗,引用成為自己的經驗;他們只相信自己人,不太相信外來人。

這個村子的村民,大都得了瘧疾,他們不願找鎮上的外國醫生,來治療自己的疾病;反而,他們都去找村子裏的赤腳醫生治病。這些赤腳醫生,十分熱心,他們總是先慷慨激昂地罵一頓病人,說他們的習慣不好,於是才會得了這種怪病;這些赤腳醫生,總會按照自己的想法,開一個處方,然後交給病人抓藥服用。

這些醫生的罵人與處理方式,令村民十分振奮,村民們都認為這些醫生,真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醫生的態度和做法,加深了村民對醫生醫術的信任。

說也奇怪,凡是去找村子裏赤腳醫生的病人,只要按赤腳醫生的處方服藥,最後都死了。有些病人的家屬,紛紛去找赤腳醫生理論,那些赤腳醫生,總會無奈地回答:“我的醫術好,藥方沒問題,我怎麼知道病人會死掉?你知道,我怎麼可能存心害人呢?我想大概是病人的體質有問題,才會死去;這不是我的錯,那是病人自己的問題,問題在病人,不在我的處方!”。

這些病人家屬,總會摸摸鼻子後回家。隔幾天之後,又會有一批病人,來找這些赤腳醫生;這些村民,不斷地重覆這種看病、吃藥、最後死亡的模式,差不多有2百多年的歷史。不論村裏死多少人,他們都不會去找鎮上的外國醫生,他們總是相信赤腳醫生。

這些村民,實在夠愚昧了,他們忘記了一個家喻戶曉的故事,那就是康熙患瘧疾的故事。這個故事,發生在1693年,當時康熙病了,據說康熙發病時,“冷時如入冰窖,熱時似進烤爐,御醫用藥後,效果不佳,仍高燒不退。”。那時有一位法國傳教士,對康熙說,這病沒什麼,它只是瘧疾,服用金雞納霜後就會痊癒了。康熙服藥後,果然康復。

所謂的金雞納霜,就是奎寧。這種藥物,是從金雞納樹的樹皮中所提煉,提煉出來的東西,是一種白色、結晶與苦味的生物鹼,被稱之為金雞納霜,它可以治療瘧疾。

這些村民,實在很奇怪,他們都知道康熙患瘧疾的故事;但是,他們就是不肯到鎮上去找外國醫生治療,也不肯去買金雞納霜來治病。他們只相信赤腳醫生的處方,就算死多少人,他們都不會改變這種習慣。

在這群赤腳醫生當中,有些人是用巫術治療法,有些人是用傳統草藥治療法,還有些人是用貌似金雞納霜的膏藥治療法。前兩種人,屬於愚昧與無知的赤腳醫生;後者屬於半吊子或存心騙人的赤腳醫生;這三類的赤腳醫生,都是有罪的,而其中那些知道金雞納霜藥,卻仍然賣假藥的人,他們的罪,應該更重。

中國近代兩個世紀的文明問題,其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解除專制,走向民主憲政?”。任何一種文明的改造,如果不能夠幫助中國人解除專制,實行民主憲政,那麼都是沒有意義的行為。很不幸的事實,中國兩個世紀以來,都無法解決上述的問題。

我曾經思考,為什麼中國近代兩個世紀以來,有各種內亂、戰爭與屠殺行為?為什麼中共執政後,會導致8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個人數,已經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7千萬人的軍民死傷人數,難道這是偶然的事件?

我認為,絕對不是!那是無數個中國近代知識份子錯誤的思想與行為,所匯聚成的必然性結果;這些知識份子,絕對不能夠說一聲道歉,就了事!他們必須被送進人類的歷史審判法庭,接受最嚴厲的譴責與懲罰。否則,如何能夠安撫所有受苦受難人民的心靈?如何能夠安慰所有非正常死亡者的靈魂?

讓我來解釋一下上面的故事,上述的村民,就是中國人;上述的瘧疾,就是中國的專制;上述醫生的罵人方式,是指中國知識份子喜歡大罵舊思想與專制政治;上述醫生的開處方方式,是指中國知識份子喜歡提出一套拯救中國的辦法,這些辦法大部分都是走專制的老路;上述的鎮上,是指西方進步的民主國家;所謂村人都知道康熙病癒的故事,是指中國人都知道,1787年後美國實行了民主憲政成功的故事,但是中國人都不願意向美國人請教憲政成功的經驗;上述的赤腳醫生,那可多了,數都數不完!

上述的金雞納霜,就是現代民主憲政。例如,1787年後,美國創立了新憲法;美國依據這部憲法,創立了民主憲政;美國這部憲法,是世界上最成熟與完備的憲法,它使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文明大國,也影響了日本,使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強國,但是中國至今都仍然不願意參考它的模式,實行民主憲政。

所謂的赤腳醫生,大致可分為下列三類:

第一類喜歡使用巫術的赤腳醫生,例如,支援太平天國與洪秀全的知識份子,支持義和團的知識份子;不論是太平天國或義和團,它們的本質,都是擁護專制,反對民主。洪秀全曾頒佈《天朝田畝制度》,其中指出,“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然而1851年,洪秀全在東鄉登上天王龍椅之後,就自稱“朕乃真命天子,天下萬郭人民歸朕管,天下錢糧歸朕食”(太平天國《福音敬錄》)。到底有哪些人曾經公然支持太平天國的活動?如洪仁玕(《資政新篇》)、容閎(向太平天國提出七條改革建議)、孫中山、毛澤東等人;這些支持者,無形中招認了他們潛意識之中,支持專制統治者的行為。

第二類傳統派的赤腳醫生,例如,強汝詢、朱采、郭嵩燾(《郭嵩燾日記》)、曾紀澤、崔國因(《出使美日秘國日記》)、張樹聲(《遺折》)、馮桂芬(《制洋器議》、《校邠廬抗議》)、黃均隆、沈寶楨、龔自珍、嚴複、魏源(《海國圖志》)、徐繼佘(《瀛寰考略》)、梁廷枬、蔣敦複(《嘯古堂文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周馥、岑春煊、張謇、徐建寅(《德國議院章程》)、鄭觀應(《盛世危言》、《易言》)、邵作舟(《邵氏危言》)、康有為(《大同書》)、歐榘甲、梁啟超(《飲冰室文集》)、譚嗣同、林旭、楊深秀、劉光第、康廣仁、楊銳、唐才常(《唐才常集》)、劉楨麟、皮嘉祐、樊錐、易鼐、江標、王先謙、蘇輿、葉德輝(《翼教叢編》)、徐維則(《東西學書錄》)、黃遵憲(《國統志》)、張德彝(《使英雜記》)、薛福成(《出使四國日記》)、蔡鈞(《出洋瑣記》)、李鳳苞、宋育仁(《采風記》)、張自牧、馬建忠(《適可齋記言記行》)、斌椿(《乘槎筆記》)、志剛、黎庶昌、何如璋、劉錫鴻(《英軺私記》)、王韜(《甕牖余談》)、湯壽潛(《危言》)、孫寶瑄、陳虯(《救時要議》、《經世博議》、《冬遊條議》)、陳熾(《庸書》)、唐廷樞、盛宣懷、蔣攸銛、經元善、鍾天緯、何啟、胡禮垣(《新政真詮》)、宋恕(《六齋卑議》)、許象樞、楊史彬、陳翼等。這些人,他們或許充滿了富國強兵的思想,或許充滿了改良派的思想,或許極力擁護新思想,或許反對舊思想與專制政權。然而,他們真正的本質,都傾向於專制;他們並沒有真正全面與堅定的民主信仰。

第三類半吊子或存心騙人的赤腳醫生,例如,鄒容、陳獨秀、李大釗、章太炎、魯迅、孫中山、黃興、汪精衛、胡漢民、朱執信、林獬、劉光漢、何震、李石曾、吳稚暉、陳天華、秋瑾、君衍(《法古》)、袁世凱、易白沙(《帝王春秋》)、吳虞(《吃人與禮教》)、勞乃宣(《共和正解》)、辜鴻銘、瞿秋白、廖仲愷、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胡適等。這些人,有的人被民族主義的意識所綁架,最後成為新專制的擁護者;有的人攀附在專制政權下,成為專制下的擁護者;有的人雖然打著反專制的旗號,但是本質卻是傾向於專制,因為他們曾經受專制教育的洗禮;有的人雖然反專制,但是卻成為開啟新專制的推動人,如支持國民黨或共產黨等一黨專制的政權。

以孫中山為例,他思想極為混亂,並且前後不一致。例如,他主張五族共和,最後卻主張以漢族為中心的中華民族意識;他主張中華聯邦,最後反對陳炯明的聯省自治(類似中華聯邦),並且主張以武力統一中國,進行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他欣賞美國的三權分立,自創五權憲法,可是卻違反三權分立的基本精神與原則,如司法部不獨立;他主張民主憲政,但是自己卻搞一黨專制;他主張民主,後來他卻搞個人(領袖)與主義崇拜等。

孫中山接受了蘇聯的經援後,在1924年1月時,孫中山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確立了蘇聯所要求的“聯俄容共”政策。孫中山甚至表示,“近來俄國新發生一種政體,這種政體,不是代議政體,是人民獨裁的政體……,惟想這種人民獨裁的政體,當然比較代議政體改良得多。”。孫中山將歐美的民主憲政,視為代議政體;而認為俄國的一黨專制,比歐美民主憲政更好,這是什麼邏輯?他還有什麼所謂民主與自由信仰可言?

孫中山批評判歐美的代議政制,他認為“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孫中山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他認為“代議士都變成了豬仔議員,有錢就賣身,分贓貪利,為全國人民所不齒”(《孫中山選集》)。他對西方的民主憲制與代議士看法,說明了他民主的真正水平;他只能看見民主制度的弊端,而看不見民主制度信仰的高度價值與理念的深度,也看不見現代人權的本質與價值,真是所謂明察秋毫,不見輿薪!

我認為,孫中山思想的本質,就是大漢主義、大一統意識、大中國思想、大中華帝國主義、中央集權思想,就是標準的專制思想,否則他為什麼要搞個人崇拜、造神運動、一黨專制、黨統治軍、黨國不分、司法部獨立與大漢民族主義?孫中山為了籌備北伐的軍款,竟然接受俄國經援,我真不明白,為什麼一個人為了經援,竟然可以犧牲民主與自由的原則?

當辛亥革命成功時,孫中山仍在美國餐館打工,他返回中國,不到一周,便就任臨時大總統,完全沒有所謂民主合法的選舉程式,更不是經由全民普選,所產生的總統;如果孫中山可以這麼做,那麼各地區的軍閥或派系勢力,難道不能如法炮製?自1911年後,孫中山開了一個假民主的範例,也開了一個專制政治的範例。他的做法,鼓舞了後來許多的新專制模式,例如,袁世凱稱帝、各地軍閥擁兵自重、張勳復辟、蔣介石軍政與訓政式的民主、蔣經國的三民主義道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周恩來的民主專政理論、胡耀邦與趙紫陽的開明專制、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等,不都全是類似孫中山式的專制政治?

其他上述的中國知識份子,也有很多的問題。例如,胡適經常談民主,但是卻沒有堅持民主信仰的決心與勇氣,在臺灣他與雷震組黨,蔣介石把雷震抓起來,胡適並沒有進行任何民主抗爭,也沒有設法營救雷震,充分暴露了胡適偽善、奴性與懦弱的本性,我認為胡適是一個沒有民主信仰與道義勇氣的民主偽善者;康有為、梁啟超與戊戌六君子,雖然反對專制與舊思想,但是他們仍舊是擁護光緒開明專制的人;梁啟超認為中國民智未開,主張新民說,也就是“要等人民文明開化後,中國才能實行民主”;鄒容雖然大談西方民主與自由的思想,但是卻高舉大漢民族主義的旗幟,這種大漢民族主義,根本就是專制的代名詞;秋瑾雖然鼓吹解放婦女,但是卻高唱“立漢幟胡人齊喪膽,複土地華國大揚眉”,她的思想基本上屬於“華夷之辨”模式的大漢民族主義,其本質仍是專制思想;陳天華宣傳民主思想,高度評價盧梭、華盛頓、瑪志尼(專制代表人物)等人,但是他卻主張“先之以開明專制,以為興民權、改民主之豫備”,他的思想仍擺脫不了專制的魔咒;章太炎反對西方的代議政制,但是滿腦子仍然是商鞅法治的思想,根本就是專制的擁護者;嚴復雖然翻譯很多西方思想,但是對西方“民主與自由”的信仰根源與核心價值,從來就不明白,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屬於富國強兵的意識,西方的思想,只不過是作為幫助中國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罷了,他個人談不上所謂的“民主與自由”的信仰;辜鴻銘雖然十分熟悉德國文化,但是他滿腦子還是堅持舊思想與擁護專制制度,他最崇拜的女人,居然是慈禧;陳獨秀與李大釗,雖然反對專制,但是竟然支持主張專制的中共政權;魯迅雖然尖銳地批判傳統思想,但是他卻為俄國與中共的專制暴政辯護,他的本質思想仍然容許專制的意識。

這些知識份子,經常打著反舊思想與專制的旗號,而實際上腦袋裏依然保留有舊思想與專制的意識;原因非常簡單,因為他們是受舊思想教育出生的,因此最終都會呈現出與專制妥協或合流的情形。

由於這些知識份子思想的限制,他們對於中國文明改造的方式,又經常提出一些錯誤的見解,這種行為是有罪的,絕對不能夠輕易饒恕他們。這就好像一個醫生,為病人開錯了處方,而導致病人死亡;雖然醫生的動機可能是好的,但是他的錯誤處方,卻是有罪的,人類絕對不能夠因為“意圖倫理”是善的,而抹煞“責任倫理”的罪行,這就是我認為中國近兩個世紀以來,知識份子必須接受人民良心法庭審判的原因;他們的錯誤與罪行,必須接受人民應有的譴責與處罰。

我認為,要徹底擺脫舊思想與專制的意識,全民必須完全停止學習舊思想與屬於專制文明意識型態的教育方式,全民必須從學習新時代的民主教育與民主信仰開始,否則人民永遠不可能根除舊思想與專制的意識,也不可能使國家走向真正的民主化。試想,與一群腦袋裏裝滿了唐詩、宋詞、三字經、四書、五經、三國演義、孫子兵法、水滸傳與中國古代專制思想的人,談論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與人民追求幸福的價值,是多麼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

以臺灣為例,臺灣至今仍然沒有完整的民主教育內容,人民如果能夠建立對民主的真正信仰與理念?臺灣國內大部分的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仍然受中國專制文化的影響,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民主素質與文明教養,仍然與現代進步的民主憲政國家,有一段距離。要解決臺灣民主憲政的素質問題,必須從普及全民的完整民主教育內容與民主信仰開始,這個工作,絕對不能夠輕易省略。

中國近兩百年來的文明改造,一直圍繞著民主化的問題;然而,所謂的民主化,經常是殘缺不全的,甚至是無法理喻的方式,真叫人覺得好笑!

這就好像有一群人,在沙漠中種樹,他們成天設壇拜神,並且每天向神祈禱,希望樹能夠長大;但是,他們從來就不願意在認真施肥與澆水,最後樹枯死了。這批人還怨神不肯幫忙,或者怪樹不爭氣,世界上怎麼會有這種道理?這就是中國人兩個世紀以來,最佳的寫照!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因為在一個擁有兩千多年專制文明的國家,想要建立民主憲政,無異於在沙漠中種樹。這種工作,實在不容易,如果人們還不認真施肥與澆水,那麼樹枯死了,能夠怨誰?所謂的認真施肥與澆水,是指認真地普及全民民主教育、幫助全民建立民主信仰、認真實行民主憲政、舉行全民普選與保障人權等做法;如果中國人的知識份子與政界人士,不認真做這些事情,而卻怪中國人民一盤散沙(孫中山語)、中國人崇尚英雄(陳天華觀點)、中國人民智未開(嚴復觀點)、中國人不夠覺醒(陳天華觀點)、中國人愚忠行為(譚嗣同觀點)、中國人奴隸思想(梁啟超觀點)等,這種不願意大聲疾呼支持普及民主教育,而卻怪人民不行的態度,豈不是本末倒置的行為?

1911年民國革命,大部分的人,都以民主的旗幟爭奪政權,沒有人真正關心民主教育,也沒有人提出全民普選的方案。一個國家要邁向民主化,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教育,並且立即實施全民普選,否則絕對無法推行民主憲政。從這點而言,那個時代的知識份子,是有罪的,他們的罪並不輕。

讓我們來檢證一下,所謂的中國民主教育:一個國家要發展民主教育,必須先從普及國民教育開始;這種國民教育,必須包含充分的民主教育內容,例如,民主信仰、民主理念、民主思想、民主觀念、民主制度、民主操作程式等。西方大部分的民主信仰與理念,大都來自于基督教文明的信仰與理念;這些信仰與理念,就是博愛、正義、人人平等、人有責任對抗世界的不公不義、人必須勇敢地專制與邪惡的政權、人必須維護公理與正義、人必須無條件地愛人、人對世界有道義的責任等,因此研究西方民主信仰與理念,絕對不能夠忽略了認知與學習基督教文明的理念。

所謂民主信仰與理念,就是民主的核心價值,例如,愛、正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自製、自律、理性、責任、榮譽、忠誠、信用、平安、喜樂、幸福與和平等;這些核心價值,自然會衍生出各種民主的思想與觀點,例如,人人平等、主權在民、人民是統治者、政府是受人民契約所成立的(社會契約)、民意代表應由人民選舉產生、所有政府裏的公職人員是都是人民的公僕、法律是人民保護人民權益與限制政府及公職人員的工具等的基本思想。

所謂民主的制度,包括民主憲政、言論自由、多黨制度、保障人權、全民普選、三權分立、地方自治、人民自決、廢除死刑、自由市場體系、第四權(新聞自由)、違憲審查制度、獨立于政府的市民社會、私人和民間組織獲得充分自由、軍隊國家化、聯邦或邦聯組織等的理念。我看不出兩個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有上述民主信仰、理念、思想、制度與相關器物文明的教育內容。

我想提醒一下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民主思想,絕對不能盲目地相信某些著名民主與自由人士的理論,或盲目地學習進步民主憲政國家的制度。我認為,中國人必須從學習基督教文明的信仰與理念開始,否則中國人永遠無法瞭解西方民主文明的核心價值,這就是中國近代兩個世紀以來,知識份子所犯的最要命的錯誤方式。

在中國近代兩個世紀以來,中國有許多知識份子,不斷地探討西方民主與自由的思想,但是從來就沒有人真正碰觸到西方民主與自由的核心思想,也就是基督教文明的信仰與理念,這就是中國人“民主與自由”信仰與理念不足的真正原因。

我這麼說,並不是強迫每一個中國人都信奉基督教,我認為信仰是個人的自由;以我個人為例,我是一個在十分虔誠的佛教家庭長大的人,我信奉觀音的慈悲,我也信仰基督教的人文理念,我認為,世界上任何宗教的本質都是愛,所謂的神,就是愛。我尊重每個人的宗教信仰;但是為了建設民主與自由的文明價值,我主張每一個人都應該認識基督教的人文理念,並且將這種基督教文明的偉大愛,作為建立個人民主與自由信仰的基礎,這樣人類才有可能,將民主與自由的價值推向全世界。

如果中國人不知道該怎麼推動民主憲政與全民民主教育,那麼他們可以請其他民主國家來幫助,例如,在1911年民國革命時,中國可以邀請美國派“憲政指導代表團”與“民主教育指導代表團”,來幫助中國推行民主憲政與全民民主教育,這種方法,不就可以有效幫助中國民主化?當時根本就不需要孫中山來寫《民權初步》這一類的文章,美國的民主憲政模式與知識體系,早就遠遠超過孫中山《民權初步》的內容水平了。

如果1911年民國革命時,中國人不知道該如何做,那麼1945年中日戰爭後,中國人還是可以按照上述的方式來做。例如,日本在中日戰爭後,開始學習美國的民主憲政,使自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中國人至今天為止,對於西方的民主憲政,仍然不肯虛心受教,也不肯認真學習,這就是中國不能民主化的原因。

中國自1931年才公佈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其中內容,才首次出現“男女教育機會均等,已達學齡的兒童應一律受義務教育”的條款。這個法律,就是中國普教國民教育的開始,它比日本明治政府1872年,宣佈普及教育的時間,晚了59年;它比嚴複主張強迫義務教育的觀念(1902年),晚了29年。中國人浪費了許多年的時間,使自己成為一個文明永遠落後的國家。

然而,它做得並不好,例如,依據武漢大學出版《人權的理論與實踐》“文化教育權利”一文(第621頁) 中統計,1949年時,中國學齡兒童入學率僅 20%左右,全國文盲人口有80%以上;1986年4月12日,中共又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當年7月1日生效),規定正式實行 9年國民義務教育。如果仔細分析中共對教育的政策,立刻就可以發現問題的征結,中共對中國教育的投資,只占人均教育比的2%,遠遠低於日本的8%–9%比例;這種人均教育比的資料,屬於全世界教育投資最低的國家,那麼中國文明落後的形勢,在短期內絕對無法改變。這些文明落後的現象,將會影響中國未來整體的科學力、經濟力、新知識力、生產力、創造力、國力等。

有關於中國民主憲政的基本鋪墊工作,我認為中國人必須從普及國民教育與民主教育開始,才能有具體的成效。中國人不需要文化界的赤腳醫生,來胡亂設計或創造各種奇怪的民主憲政;中國人只要認真學習成功的民主憲政國家經驗,就可以了,例如,學習美、英、日、德等國家的民主憲政經驗。美國成功的民主憲政,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大的文明強國,難道它的經驗,不值得中國人認真學習?

我很沉痛地指出,至2005年的今天,中國的國民教育,仍然沒有包含上述的民主教育內容;以這樣的客觀條件,要中國人民來談中國的民主化,豈不是很可笑?

200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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