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國涌：費孝通晚年不再“激動”
【大紀元6月22日訊】95歲的費孝通走了，和很多人一樣，我也想起了他那篇《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气》，想起了他的《鄉土中國》和《江村經濟》，當他撒手而去之后，泱泱大陸，從報刊到网絡几乎是异口同聲的贊譽、悼念和惋惜，沒有不同的聲音，也不可能發出不同的聲音。其實，作為一個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學術成就可以說都是在1949年前取得的，在此后漫長的半個多世紀中，他在學術上并沒有新的創見。作為一個知識分子，1949年前的費孝通曾傲然面對獨裁專橫的國民党政權，以教授的身份熱切投身于昆明的民主運動，一度上了黑名單，躲進美國領事館。在1957年曇花一現的知識分子小陽春中，費孝通曾再次激動，“今天我非常激動，在這事件中（學生們聲淚俱下的控訴在五十年代初期肅反運動中受的冤枉），我完全同情學生——學生正在到處尋找領導——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工作作風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我曾明确地說，我不參加共產党……有人說沒有党的提名我什么也做不成。我不這么想，請看吧，在選舉中群眾是否支持我。”（戴維‧阿古什《費孝通傳》中譯本，197頁）這是他在著名的“六六六”會議中的發言。隨之而來的是批判、檢討、揭發浪潮，最后他被定為“右派”，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光中，他從“右派”、“摘帽右派”到“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遠离社會中心，遠离學術，這一切對他的挫傷、打擊怎么估計恐怕都不會過分，最重要的就是將他作為知識分子的自信、尊嚴感几乎徹底粉碎了。
我們不難發現复出后的費孝通再難得有“激動”的時候了，1989年的春夏之交完全是一次例外，青年學生爭自由、爭民主的浪潮洶涌澎湃，他的良心不能不受到震撼，他的靈魂不能不受到沖擊，他仿佛回到了1957年，回到了1949年以前那些令他永生難忘的日夜。5月17日，他以“中國民主同盟主席”的身份和其他几個民主党派主席聯名發出緊急呼吁，認為學生的行動是愛國運動，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予以解決，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盡快与學生進行對話。從公開信的字里行間我們可以讀出他的“激動”和真摯，然而，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到他在1989年的“激動”僅僅只是從“愛護學生，穩定大局”的角度出發，已經与1957年的“激動”不可同日而語（當然与20世紀40年代他反對國民党專制時的激烈更不能相提并論）。更要命的是，其中已失去了1957年時尚存的那份自信，那時他曾針對“知識分子吃共產党的飯”這樣的謬論，很激動地說：“誰說我們吃共產党的飯！我們從來沒有吃共產党的飯，我們是吃勞動人民的飯。”在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等有關著作中，我們都能一而再地看到費孝通的“激動”。
16年前，費孝通他們的呼吁最終和當時舉國上下所有的呼吁一樣落空，淹沒在鐵和血之中。從此之后，我們再也沒有看到費孝通激動過。他生命的最后16年是在花和蜜的包圍中度過的，可以說享盡了人間的榮華富貴，他的學術也成為裝點“盛世中國”的精美花環。
我喜歡寫那個會激動的費孝通，不喜歡不再激動的晚年費孝通。他晚年自稱“志在富民”，而且他也深知“富了之后怎么辦”是個更重要的問題，但他要把這個問題留給后人。以他的地位、以他學術修為，面對民族的不幸、苦難和社會不公，他本來可以說話，也應該說話，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不能選擇和權貴站在一起，但費孝通沒有這樣做，這是他的悲哀，是我們現存制度的悲哀，也是一個不死不活的老邁民族的悲哀。當年那個有朝气、有血气的知識分子費孝通早已死了，現在离開這個世界的是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前民盟中央主席、披著學術大師華袞的費孝通。
曾當過多年“右派”、深味被拋棄、被邊緣化之痛的費孝通，在他生命的黃昏，連出來搞社會調查都是前呼后擁、冠蓋云集，除了講講鄉鎮企業前途一片光明之類，他還有可能從事真正有价值的學術研究嗎？當然，他并沒有停止思考，《南方周末》披露1999年他和朱學勤的一番長談，其中還是可以看到他很多思想的軌跡，但他的時代已經過去，他也知道中國的方向是自治，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但他說：“中國的事情不能跳，要一步一步來……”。從1989年以后，面對中國社會發生的許許多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現象，甚至是重大的事件，以費孝通的地位之尊、聲望之高，他并不是不能站出來說几句話，但我們始終沒有听到他的聲音，暮年的他已經不會激動。
另外不能不提到的是，他一直沒有對親身經歷的反右、“文革”這樣的民族災難作出什么反省，這一點會不會与他自己的遭遇有某些難以言表的關系。畢竟他在打成“右派”后沒有吃過多少苦頭，更沒有九死一生的體驗，教授照做，只是工資降了級，每年還可以出去旅行，所以日常生活并沒有大的影響。（即使在“文革”挨斗，他也只是陪斗，“是死老虎待遇”，“斗還是斗，還是客客气气的斗”。）這一切都是由毛澤東欽定的，對此他自然心存感激。本來他就對毛澤東寄予了巨大的希望，直到晚年他還說：“毛澤東有魅力呀，現代知識分子都服他的，他的詩才，詞才都很好，服了，服了。”對毛的膜拜無疑是他早年傾向左翼、1949年后迅速接受思想改造的一個重要內因。同情之理解費孝通這樣一個人物，在經歷過反右、文革之沖擊后，他豈能不知晚年的榮華來之不易，那里還會輕易站出來說不該說的話，珍惜自己的羽毛吧。費孝通晚年的選擇彰顯出一個時代的深刻無奈，一种仿佛重重大山重壓下的無奈。他生前曾無奈地說：“我提出要求，骨灰送到太湖里面去，避免一切儀式。這也是革命，但一切都要遵照規定的辦法做，難得自由的。”（《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一個位極人臣、譽滿天下的大人物，在現存制度下連安排自己身后骨灰的自由都沒有，這是一种什么樣的制度啊。
費孝通本質上不是一個政治人物，哪怕戴上更多的官帽，也掩蓋不住他書生的一面。但他對中國知識分子的評价很低，認為上世紀50年代“一般知識分子都是同現在的知識分子差不多，都沒有本領，沒有气節，沒有東西”，而且“庸俗”，像丁文江這樣有點本領的人太少了，他說自己“看穿了他們”。那么他本人是不是已超越了這樣的局限呢？今天還遠不是給費孝通蓋棺定論的時候，但無論如何，他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標本，作為歷史人物他是复雜的，對生養他的這片大地他始終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學術上的造詣使他能看到“鄉土中國”的許多弊病，他曾有志于改造這個民族，想成為“王者師”，想以言論文章影響政治，讓執政者听他的話。然而，他知道最終連處置自己骨灰的自主都沒有贏得。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