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1日訊】 序言：　劉賓雁

賤民歲月廿二年

世界上很少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統治者把一部歷史變為謎語，來訓練子民們的智力。在中國幾千年悠久的歷史中，也很難找到一個時期，統治者如此成功地把許多史實隱蔽起來，或肆意顛倒，使國人久久地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

常有國人自責我們這個民族健忘。的確，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們不知魏京生為何許人，而西單民主牆之被扼殺，魏京生等傑出的民主運動先驅被投入監獄達十餘年之久，才不過是十幾年以前的事。不過，既然中共統治集團嚴禁中國人和一切新聞媒體提及其事實真相，使魏京生只能作為因「向外國人出賣國家機密」而被判刑的「刑事犯罪份子」留在中國人的記憶之中，又怎能責怪中國人健忘呢？

假如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出現的不計其數的謊言中，擇其要者為十大謊言、五大謊言或三大謊言的話，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必居其中。丁抒先生為中國和為世界寫出部取材相當詳盡的第一部書，來揭示這場中國史上罕見的民族悲劇的真相，無疑是一個重要貢獻。

在事情已然過去三十餘年之後，這部書竟然還只能在中國境外出版，並且必然屬於中國政府不准入境的禁書，這個事實本身，已足可證明今日中國的當權者既無放棄毛澤東衣缽之意，對於自己曾是這場陰謀的同謀和幫兇也絕無懺悔之心。正由於此，有關反右派運動的許多重要史料仍作為黨和國家的「機密」被嚴加控制。因而，丁抒君儘管做了極大的努力，在此書首版於香港發行後又做了大幅度的補充，但在取材上仍然受到許多限制。一如中國的任何當代史書，這本書的作者也必將在今後的研究中有更多新的發現。

一九五六年，是中國兩種發展可能交錯並存的一年。蘇共對斯大林罪行的揭發和自由化浪潮的興起，以及中國國內因毛澤東對政治、文化的高壓和急速推行經濟國有化、農業集體化造成的弊端之暴露，促使中共始修正其一列政策。

儘管中共中央嚴密封鎖赫魯曉夫關於斯大林罪行的秘密報告（只准高級幹部閱讀），先後兩次發佈《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文件，為斯大林進行辯護，反映了以毛澤東為首，中共內部有一種力量不想放棄斯大林道路；從一九五六年開始的對「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推行，對知識份子政策的改正，新聞自由的少許放寬，社會學、非馬克思主義哲學等之被允許討論，法制建設的開始和律師制度的恢復等等，使中國社會出現了一些生機。那年夏季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未公開發表），表明他有意放棄斯大林的經濟模式，為中國探尋一條自己獨有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又欲通過中國人以有限的自由來克服官僚主義，使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超過蘇聯，從而表明他比斯大林更高明。

但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證明這個設想是失敗了，反右派運動葬送了中國一度出現的走向民主化道路的機會。這並不偶然。正如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二月所說，黨內「高級幹部中十個有九個反對」他關於開放言路、鼓勵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批評中共的主張。毛澤東的個人魅力與個人威望無非是加重了這種傾向而已。

毛澤東有比斯大林高明之處。他對自己的政敵一個不殺，也很少逮捕，甚至還要把屬於敵我矛盾」的右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其實，毛澤東及其同夥刻意營造的那種特殊環境里長年的賤民地位與非人的生活條件，是對「右派」的慢性槍決。事實證明，這種「慢性槍決」並不比斯大林處置政敵的手段更人道；對於最終仍然死於非命的許多右派份子來說反而要痛得多，對於統治者卻更為有利。一百餘萬名「反面教員」（毛澤東語）散佈在全國各地，朝夕出沒於數以億計的人們面前，無疑是對於所有中國人的無言的警告：哪一個膽敢對中共稍發異議，便必定會得到同樣的下場！而那個下場是令人不寒而慄的。

被剝奪一切而又身敗名裂卻苟且生存下來的那些右派份子，時時刻刻起著反面教員的作用，向人們昭示著：在中國做人，切不可誠實坦率，切不可過問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惡感，切不可違抗當權者的意旨，切不可對任何人寄予同情與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將把這些戒條牢記心間，並傳給自己的子女。

然而毛澤東沒有料到他的打擊會是雙向的。他在清除異己時，也就清除了黨內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於革命理想的黨員。中共黨內早已存在的左傾勢力，以及中共執政後為追逐個人利而擁入黨內的新黨員則糾集在一起。這些人政治投機，唯命是從，不問是非，打擊異己時不擇手段，對人民疾苦無動於衷。反右派運動使這些人如魚得水，逐漸在中共內取得主導地位，使這個黨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強。

中國的年輕人或外國人恐怕很難理解，被為右派份子的人當年所揭示、所抨擊的種種現象都是事實，所提出的主張也能證明是遠見卓識。那麼，為甚麼除極少數人外，所有右派份子都認了罪，順從地接受了長達二十餘年悲苦的賤民命運呢？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一九五七年那場為時雖然很短的「鳴放」浪潮（不到一個月），是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人第一次見到的言論自由。那些對中共的批評和這種難得的自由氣氛，曾在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的心中喚起一種希望，廣大工人和學生甚至以行動－－罷工、罷課和請願示威等來呼應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批評。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我在上海，那一個城市便有三十餘家工廠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請願。然而毛澤東一旦發動反擊，全國宣傳機器一旦以一個調子鼓噪起來，特別是全國各地工人群眾在黨委和官辦工會操縱下紛紛舉行大規集會「聲討」右派份子，一時間便形成鋪天蓋地的浪潮，似乎全國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還被視為真理而受到熱烈歡迎的種種勇敢的真知灼見，立刻成為「射向黨和社會主義的毒箭」；因大膽為民代言而被視作英雄的人物，頃刻間便成了「一小撮敵人」和「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宣傳機器的鼓噪和周圍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親人）的敵意，造成一種難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們知道，黨既看中了你，一個不可更改的結論便已在那裹等著你；況且「態度」非常重要，「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頑抗只能招來更壞的厄運。假使你已成家，就還要考慮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兒女少受一點牽累的問題。這樣，你便不能不逐漸軟下來，直至在一份結論上簽字，接受一個政治死刑的判決，從此便開始你漫長的暗無天日的賤民歲月。

究竟一九五七年至五八年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現在就有兩個數字：官方宣稱為五十五人，而我從一位掌握當年內部機密文件的人士處獲悉的數字則是一百零二萬。此外還有很多實際上被作為右派處理的人，並未經過必要程序，即他們本來並不是右派份子，因而那些人很可能還不在這一百零二萬的數字之。

在中國城市裹，幾乎沒有哪個家庭其親屬與友人中沒有甚麼人是右派的。我和我的朋友們常常驚異地發現，一個小小的聚會中往往就有幾個人是一九五七年的「難友」。一個家庭中夫婦同是右派，或兄弟姊妹中有二、三人都被定為右派者，也屢見不鮮。我在香港和美國每作一次演講，聽眾中自動上來向我自報身世的右派，總不下數人。而這種演講，我三年多來在美國三十幾個州己做了不下二百餘場。況且，有許許多多人當年屬於依政策不得打成右派的社會集團，如中學生、工人或農民，因而不戴右派帽子，只戴「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的帽子，但後來二十餘年的境遇卻無異於右派份子。

沒有哪個右派份子當時會料到厄運會延續那麼久。所有被他打倒的敵人中，毛澤東似乎特別鍾情於右派。一九六二年，當毛澤東因他發動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導致三千餘萬人餓死，以致不得不同意對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中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人平反時，黨內出現了也應為右派平反的呼聲。安微省作為試點，甚至已經給不少人平了反；北京各機關也開始進行。毛澤東趕忙出來制止，說：「對於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別平反的問題。」於是全國立即剎車。一些已被本單位領導列入平反議程，遵命寫了要求平反的材料的右派份子，則一概被視作「妄圖為自己翻案」的死不悔改的右派，處境更加惡化。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許許多多右派份子，包括早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又一次成為階級鬥爭的對象。但是，在毛澤東「造反有理」的號召下，一些人忽然發現，原來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份子當年便是今日造反派的先驅；而十年前主持反右派運動、把這些人打成右派的人，正是今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鬥爭對像－－　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這就越發證明了右派是冤狂的。而中共黨組織這時又已停止活動，在一些地區和部門，一度出現了為一些右派平反的機會。不過，這種苗頭很快就被壓了下去。

到七十年代未期，僥倖沒有在勞動中凍餓而死，未在屈辱與絕望中含恨自盡的右派份子，大約沒有一個對於自己的右派問題有一天會翻案再抱甚麼希望了。因而，當一九七八年底風傳中共中央準備給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平反時，很多人不肯信以為真，按照中共中央五十五號文件，不過是給一九五七年右派中「結論做錯的」少數人「改正」結論而已，並不念有任何大規模平反的意圖。顯然是經過當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的極大努力，並經過鄧小平的默許，這個文件在實行中才一變而為給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以上的右派全部平反－－承認劃錯，恢復當年的級別、薪金，共產黨員則恢復黨藉。

二十二年中間，從基層到中央，很多當權者是靠一九五七年後賣力推行左傾路線爬上去的。因而，給右派平反遇到極大阻力就不足奇了。毛澤東的「宦官」汪東興首先反對，拿出毛澤東一九六二年的講話－－「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別平反問題」。鄧小平隨即回答：「不是給右派平反，不過是給結論做錯了的人改正而已。」這就是為甚麼明明是平反，卻稱做「改正」的來由。大勢所趨，即使那些當年在反右運動中大顯身手的人，最終也不得不同意給這些人平反。不過，他們仍然竭力阻止給平反了的右派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恢復其原有地位。五十五號文件本來規定平反後右派應回到原先的單位中工作的，但由於遭到黨內強力反對，不出兩個月，這一條就被改為「就地安置」了。所謂牢期滿後就業的勞改工廠或農場，可能會給給一份領幹部工資的差事，也就是到所在縣的縣城文化館當一個幹事或中、小學做一名教員。江蘇省的新華日報社和黑龍江省的哈爾濱日報社竟不許一個右派編輯、記者回歸本單位。原因很簡單，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的打手們已飛黃騰達，佔據要津，允許右派回到本處工作，則等於使自己的活動的罪證每天展示在所有人面前。況且那些右派在能力和品德上一般都比打手們高出一籌，甚至當年就是後者的領導人，一旦歸來，怎麼安排他們的地位呢？

且說那些右派，除極少數人外，二十二年來不是被剝奪了全部工資，也是降了幾級，絕大多數人是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胡耀邦曾提出要給他們補發工資，主管財政的李先念一口回絕：「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由於許多右派與海外華僑有親屬關係，大約在一九八二年，宋慶齡（孫中山夫人）１代表海外華僑向中共領導人提出：「你們若真的沒有錢，我可以建議華僑在海外募捐，用以補發右派的工資如何？我本人也可從我的財產中拿出錢來，如何？」這時，中共中央才不得不再次考慮這個問題，連續提出過幾個方案，結果都因遭到抵制而擱置。

這不僅單是一個對政治受害者給不給予經濟補償的問題，它反映了中共既得利益集團中許多人對反右派運動負有罪責而無懺悔之心。鄧小平本人的態度就是一種代表。儘管他同意給絕大多數右派「改正」，但仍頑固地認定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是「必要的」，因為確有「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黨進攻」，那場運動的問題無非是「擴大化」，即打擊人過多而已。為了給這種論點提供依據，甚至不得不留下幾個當年的重要人物（民主黨派的首腦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不予「改正」。又明知理虧，不得不派人去安撫那些人（都已故去）的家屬，私下承認這些人也屬無辜，但請他們「顧全大局」，即為了黨的政治需要而任死者繼續將右派帽子戴下去。

鄧小平是反右派運動期間黨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比毛澤東本人還積極地主張擴大打擊面，因而自知罪責重大。從中央到基層，這種「用右派份子的鮮血染紅自己頂子」的大有人在。那些一貫左傾的老黨員和一九五七年後靠整人起家的幹部，自然也是以左傾路線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右派在他們眼中便紿終是異類。

一九八一年黨和軍方保守派發動的第一次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以過去的「右派」作家白樺為首要打擊對象。一九八七年的第三次「反自由化」運動，最先開除的三名知識份子就有兩名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王若望、劉賓雁），一位是反右派運動中被開除黨籍的人（方勵之）。這絕不是偶然的。中共中央領導集團甚至一度決定把一九八一年那場「反自由化」運動發展為第二次反對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運動，只因阻力太大、後果不堪設想才作罷。

反右派運動給中國造成的傷痛與災難是至深至巨的。它使中國喪失了一九五六年埋葬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而另闢蹊徑的歷史良機，走上一條邪路，不僅失去了二十年寶貴時間，並且為以後的中國留下了永遠無法治癒或很難癒合的創傷；大好河山面目全非，自然生態和人的生存條件的破壞無以復加；人口惡性膨脹，伴隨著人的生理與精神素質嚴重下降；一個中國歷史上空前龐大、貪婪的官僚集團章魚般附著在中國的肌體之上吮吸著人民的鮮血；一九四九年以前曾長期為害中國的官僚腐敗、盜匪橫行、販賣人口、吸毒、賭博、賣淫等現象現在又在中國重現；又因權力之集中而無能，法紀之闕如和傳統道德之敗壞，而使社會失去了對於邪惡的任何有效的制約機制。遂使種種罪惡現象洪水般在中國大地上氾濫開來，其勢頭之大甚於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舊中國。

這四十餘年來中國歷史的唯一尚可稱道之處，便是中國人作為人的覺醒。他們再不是那麼愚味可欺了。然而中共當權者如今卻正在以加倍努力來阻止人民在政治上的覺醒，其手段之一便是使人們遺忘歷史。一九八六年，一批中國知識份子（為首者俱是前右派份子）曾不謀而合地著手編寫三本主題相似的書，都是關於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真相的紀實文集，為的是紀念反右派運動三十週年，計劃於一九八七年出版。不幸由於一九八七年初中共發動了第三次「反自由化」運動，新聞出版自由進一步縮小，編者中又有兩位第二次被開除黨籍，幾本書無一得以面世。在這種情況下，丁抒先生這本著作就尤其可貴。

丁抒君屬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成起來的一代。這一代人，在現時生活在中國大陸的四代人中屬於第三代，特別值得重視，因為只有他們這一代，在文革期間從頭到尾的實踐中，從熱烈投入轉而懷疑，又通過痛苦的幻滅與反思而達到覺醒。因而，他們是最富於獨立思考能力與叛逆精神，也是最瞭解中國人民苦難的一代。這是由毛澤東造就而又最先和最徹底地背棄了毛澤東的一代人。年在三十幾歲至四十幾歲的這一代人，現在已成為中國社會（包括黨、政、軍）的中堅，他們終將是毛澤東所締造的那個制度的掘墓人。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於普林斯頓

１海生註：此處有誤，宋慶齡逝於一九八一年

作者自序

關於在毛澤東時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年）中國大陸發生的種種歷史事件，人們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有人告訴我們：

「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道的事，在歷史的塵灰埋沒了吧！」1

但又有人這樣說：

「往事不會消散，那些回憶聚在一起，將成為一口銅鑄的警鐘，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

說這話的人便是曾呼籲建一座「文革博物館」的老作家巴金。2

在那陳列我們民族災難的博物館建立起來之前，我們應當先將沉積在那些往事上的歷史塵灰撣去，將這些事情聚攏來，鑄成一百口銅鐘、一千口銅鐘。我們沒有權利決定哪些是有必要留給子孫知道的，哪些是不必要的。我們要做的只是把那一樁樁歷史事件刻在一口口警鐘上。

我這本書－－《陽謀》，只是一口小小的銅鐘。上面記載著毛澤東執政的前半期發生的一個主要事件－－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在那場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遠為酷烈的運動中，約一百五十萬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極右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的「帽子」，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識份子。從反右開始，毛澤東政權走上了一條不可逆轉的暴虐、衰敗之路。本書即為此一事件發生前後中國社會的真實記錄。

承蒙香港《九十年代》月刊每月撥出不少篇幅刊載這些陸續寫成的文字，前後達一年，之後又出版成書。去年，此書修訂，多處作重要補充，俾使更多史實能留存於世，不致被時光的塵灰掩埋。尤其是關於右派人數，世人及本書首版均引用中共官方數字「五十五萬多」，但本書作者近從中國大陸各縣、市的出版物中收集的數字推算，不算「中右」，僅「右派」、數字便在八十萬以上，很可能接近百萬。一百萬比「五十五萬多」更接近於真實數字（參見本書第十三章）。本書再版，亦為糾正那個以訛傳訛的「五十五萬」的說法。

《九十年代》出版社為此書出力甚鉅，今在此表達作者的謝意。

丁抒　一九九三年一月．美國

註釋：

１費孝通，見《人物》一九八七年六月號第四十頁。

２巴金《懷念胡風》，見《文匯月刊》一九八六年十月號。

引言

一九五七年夏初，中國大陸曾出現一場短暫的「大鳴大放」運動，在人民與執政的共產黨之間，展開了一場全國性空前規模的大辯論。在和平的環境中，沒有刀光劍影，沒有脅迫和利誘，人民就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是非廣泛地發表自己的意見，「大鳴大放」，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對於中國人民及其統治者毛澤東而言，這卻是決定命運的一戰。

這次較量，以百萬中華民族的精英份子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而告終。他們成了「新社會」中的賤民階層，有的家破，有的人亡。未料到鳴放運動會如此結束的人們認為，執政者搞了一個陰謀。但毛澤東卻聲明那是一個「陽謀」，因為制裁「反黨反社會主義」者是他早已公開宣佈過的方針。右派們被「處理」－送入監獄、押送勞改營或就地監督勞動。從此，所有可能對共產黨的施政偏差施以制衡或可能對毛澤東的行為加以約束的政治力量，都從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毛澤東走上了大規模迫害人民、長時期禍害經濟的道路，被他控制的黨和政府則未榮先衰，由此敗象叢生，漸失民心，直向下坡走去了。

不過，毛澤東到死也沒有意識到，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中所取得的成功，為他日後的失敗埋下了種子。他認為他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所以當年十一月他在莫斯科會見中國留蘇學生時志滿意得地說：「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有人認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實際上是在一九五七年。」由於這場勝利，獲得歷代中國的統治者從未得到過的自由，得以放手按照他的意志去改造中國：用他的話說，可以在中國這「一張白紙」上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了。「反右」之後，他送給中國人民的第一件作品，便是於今已臭名遠揚的「大躍進運動」，其直接後果是兩千多萬人死於飢餓，（海生按：根據上海某學術機構最新估計，約四千多萬人死於那場饑荒。）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他的第二件作品，號稱「文化革命」的人類浩劫，究竟使中國人民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尚待確定。但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反右派鬥爭」、「大躍進」、「文化革命」這三大災難嚴重地阻滯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既然「反右派鬥爭」是毛澤東一手製造的第一個災難，本書的記述也就從這裹開始，看看百萬知識份子是怎樣成為「新中國」的賤民的。(//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