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6日訊】梁漱溟被譽為“最后一個儒家”，熟悉他的美國人馬歇爾、司徒雷登稱之為“中國的甘地”，他對東西文化的認識，他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他為抗日救國奔走的熱忱，他參与創建中國民主同盟、致力于推動國共和談等言行都在歷史上留下了痕跡。關于他已經有無數人寫過無數的文字了，包括大部頭的傳記、評傳，然而重點都放在他1949年或者1953年之前的思想、活動上，也就是他的后半生，對其晚年的人生和命運語焉不詳。大陸學者劉克敵曾研究過陳寅恪，但他對梁漱溟一直有著特殊的情怀，他的故鄉山東鄒平就是當年梁漱溟搞過鄉村建設的地方，早在20多年前他就讀過梁自費出版的著作《人心与人生》，當時時這位中國文化史上的象征性人物還健在呢。20多年后，他終于執筆完成了《梁漱溟的最后39年》。

1949年的梁漱溟其實只有56歲，對于未來還有著一肚子的雄心和大志，他在當年8月19日的日記中自負地說：“我于當前中國建國問題及世界文化轉變問題，自覺有其責任，更無第二人代得”。類似的話抗戰時期、香港淪陷、正在那里辦《光明報》的梁漱溟脫險歸來時也說過：“‘為往圣繼絕學，為万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自始至終，他都認為自己是問題中人，而非學問中人，知行合一，重視實踐，目光向下，身上有一种宗教徒一般虔誠的理想主義。所以直到生命之燈即將熄滅時，他面對“哲學家”的稱號，在1987年的一次哲學史學術討論會上誠懇地說：“我与哲學無緣。我不懂什么叫哲學。……我不喜歡哲學，我喜歡從事的是救國運動。……我一生的實踐，都是搞事功，主要是鄉村運動。”他的這番自白讓与會的文人雅士大跌眼鏡，也讓那些吃哲學飯的專家學者不無尷尬。

不過，嚴格地講他的事功都只是前半生的事，說“一生的實踐”并不准确。從1950年進京之后，他一生的事業實際上已結束，他不可能再去從事鄉村運動，在以農民運動起家的執政党面前班門弄斧。特別是1953年他在政協會上發言為農民仗義執言：“生活之差，工人九天，農民九地，農民往城里跑，不許他跑。”并因此与十几年的舊交、同齡人毛澤東發生公開的“雅量”沖突，從此他由昔日的座上淪為批判對象，開始過起閉門不出的生活。

半個多世紀后，梁漱溟的儿子梁培寬對作者說，毛澤東1953年為什么會對梁漱溟大發雷霆有兩個原因，一是毛一直希望其父親參加政府工作，并以他在民主人士中的影響發揮作用，幫助推行各項政策，而他當時卻有看看再說的念頭，多次表現不積極，毛失望。二是民主人士對中共的政策不是那么服气，毛認為有必要給予警示。他的發言正好提供了一個机會，加上眾所周知的毛、梁關系，毛認為拿梁漱溟開刀、進行批判可以產生殺雞儆猴的效果。這個解釋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比較有說服力。

不過也因為梁漱溟早在四年前就中箭落馬，所以平安地避過了1957年，和他當年一同發起民盟的同伴几乎無一幸免。然而他照樣沒有躲過“文革”，他的家被紅衛兵占領，罰跪、游街、批斗，古稀老人忍受了一切人身侮辱，但當他視同性命的手稿几乎不保時，他受不了了。就是在這樣惡劣的處境下，沒有參考書，憑著記憶，他以每天一千多字的速度，寫出了《儒佛异同論》、《東方學術概觀》，完成了《人心与人生》，多年后正是這本書感動了年輕的劉克敵。還有一件世人熟悉的事，1974年，當聲勢浩大、人人表態的“批林批孔”運動時，八十高齡梁漱溟終于說出了內心真實的想法，以兩個半天的時間侃侃而談《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价孔子》，公開直言“林彪沒有路線，……劉少奇、彭德怀有路線，他們有自己為國家、民族前途設想的公開主張，他們的錯誤只是所見不同或所見不對”。這些話放在今天稀松平常，在當時卻是危言聳听，迅速招來了小會、大會連續不斷的批判。但他始終不屈，而且留下了“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的回答。

《梁漱溟的最后39年》提供了一個曾叱吒風云的知識分子漫長的后半生中許多重要的細節，從那些細節中窺見他的性格和時代的沖突、性格和命運的聯系，其實更重要的還不是性格，而是時代的因素，當然，從思想觀念層面上看，与顧准、林昭等相比，他對時代的認識并不是那么洞若觀火，但不能否認他身上的凜然風骨，那种“浩然之气”，他對接續中國文化的自覺更讓后人感嘆，“文革”風雨中，他面對浩劫，寫信向毛澤東求助時，關心的卻不是人身的安危，錢財、衣物的得失，而是手稿。他說抄家時被收去的書稿如不發還，就無法續寫，這無异于宣告他的死刑，在他看來人生一日必工作一日，失去意義的生活，雖生猶死，生不如死。梁漱溟的离去所留下的文化空白注定了將長久無人填補，他身上的那种風骨更是久違了。@(//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