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3日訊】“孺子弱也，而失母則強。”這是魯迅慰問友人許壽裳悼亡的信中的警句。沒有母親的孩子是不幸的，父母雙亡則更加不幸。朋友之中，吳興華(生前曾任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西語系副主任)和吳允曾(北京大學電子計算機系教授)都是早失怙恃的孤兒，兩人在學術上各有成就﹔區別在於前者兄弟姐妹眾多，手足之情最篤，後者獨身一人，了無牽挂，真如閑雲野鶴，隨遇而安。我覺得在他們青少年時代的奮斗和追求理想的過程中，有許多地方值得我學習，值得我思索。尤其是吳興華，他死得太早(還未滿四十五歲)，太突然，凡是知道吳興華的人，無不為之惋惜。說起來已經整整二十年了，1966年仲夏，瘦削如修竹的吳興華，在鋪天蓋地而來的大字報的狂飆中，昂首而去，拋下了貼滿封條的四壁圖書，拋下了兩個女兒，一個是小學生，一個還在幼兒園啼哭。

誰能為吳興華寫小傳呢？最好是由從崇德中學起就同窗，1939年又同寢室的孫以亮(孫道臨)，或是燕京大學的同學後來又同事的宋淇(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紅學家) 來寫。我認識吳興華較晚，是在1941年秋天。起先是從讀他在張芝聯主編的《西洋文學》雜志上發表的譯詩開始的。十九歲的吳興華，譯筆流暢高雅，節奏自然，巧妙地再現了原作的意境與韻味。他的才華在同輩中是罕見的，早在1937年夏天，他已在上海《新詩月刊》上發表了長詩《森林的沉默》。當時，他還未滿十六歲，剛從中學畢業。

這個身材又高又細的少年詩人，初如燕園，便嶄露頭角，顯示出非凡的學習外語的才能。他原有的扎實基礎是英語，第二外語學法文，以驚人的進度達到了熟練的水平，接著又學德文，意大利文，在班上的成績都是最優等。他還以余暇學會拉丁文，能閱讀詩集。同學之間，在才力和思想上的交鋒是非常敏感的。宋淇有個絕妙的比喻：他說自己和興華一起攻讀，真像 “虯髯客”遇到 “真命天子” 李世民一樣，自嘆不是他的對手。宋淇的話很幽默，但並不誇張。興華讀書時，注意力高度集中，過目不忘，而且速度之快，令人難以置信。他到圖書館借書，一次要借十本，出納員不准，按照規定，隻限借三本。他說“我不帶走”，就坐在書庫裡面看。不到閉館時間，十本書的主要內容都已納入他腦中，從容把書交還出納員，出館找人打橋牌去了。

興華有一雙音樂家的耳朵，辨別聲調，節拍之細致處，不亞於“顧曲周郎”。宋淇記得, 有一天一位美國教授在黑板上抄錄了一首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興華當場指出某一行一個詞的ed, 應作’d, 因為ed有輕音，這樣就使得那一行詩由十個音變為十一音，是錯誤的。這位教授大為驚訝，不相信這個戴著近視眼鏡的小青年如此細心。查對原書，果然証實“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從此以後，他對這個說話還帶著尖銳的童音的高才生，便另眼相看。

興華上大學時，家境貧困。他原籍杭州，父親生前曾在塘沽、天津一帶行醫，後來又在北京開私人診所。父親驟然去世，家道中落，對這一大群猶在稚齡的子女是個沉重的打擊。興華外貌文弱，性格堅毅，不向貧困低頭，頑強地繼續攻讀，從不在人前露出經濟拮據的窘態。相反地，他眉宇開朗，態度樂觀，最愛講笑話，尤其是打橋牌的時候，談笑風生，睥睨一切，一邊出牌，一邊講笑話，手裡還拿著一本清代文人的詩集，乘別人苦思對策的間隙，扭過頭去看他的書。他最欣賞舒位和王曇，或許是同情他們窮愁潦倒的身世。興華的牌藝極其高明，無論和誰搭檔，都能百戰不殆。

道臨在一次來信中提到他和興華同屋時，“隻見他手不釋卷，經、史、子、集，無不涉獵，且記憶力奇佳，真有過目成誦之概。”道臨說得好，“興華譯筆之所以如此凝煉自如，傳神暢達，和他在我國古典文學方面的深厚修養是分不開的。”那一年他們住在如今稱為“健齋”的“六樓”。走過他們窗外的人們經常聽見窗內笑語聲喧，原來是興華又在跟人打賭。他的書桌上擺了許多詩集、詩選如《唐詩別裁》、《明詩別裁》、《清詩別裁》之類，誰如果隨手翻到某頁，讀出一句詩，而興華說不出上、下句、詩題和作者就罰款兩角﹔否則對方出錢買大花生請客。你若不信，推開房門，到處是掃不完的花生殼。

當然，少年氣盛免不了有點自炫心理﹔不過，興華讀書的鑽勁誰也比不上的。宋淇確知當時燕大圖書館、國立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各種詩集、詩選、詩話，興華幾乎全部過目。他的興趣極為廣泛，曾從張孟劬老先生讀《公羊傳》、《谷梁傳》，又從鄧之誠教授治史。自古以來，“敏而好學”，難能可貴。興華就是一個勤奮好學的聰明人，而且能把各種知識融會貫通，吸收不同文化的精髓。表現在創作方面，則是信手拈來，便成佳句﹔表現在翻譯方面，更是揮洒自如，以最貼切的詞語表達原作的精微之處，不回避任何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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