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0日訊】清代初年，在自古繁華的揚州出現了一個揚州畫派，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所謂「揚州八怪」，有人說他們有點類似於西方的「文藝復興」，揚州八怪的怪在於推陳出新，並非變異的藝術，他們以一種自由獨特的理論、筆墨和技法，在清初的藝壇，一下子頓放異彩，形成一種縱橫陸離大有可觀的局面。可以簡單舉幾個例子，金農的《寄人籬下》畫繁花似錦寄於破籬之下，意境高古，思慮幽深；鄭板橋的《蘭石圖》寫磐石前後，蘭竹叢生，颯利非常。李鱔畫桃花瓣下鰷魚出沒，題之云「洞口漁郎」，畫桃花源記故事，以鰷魚代漁夫，尤見巧思。黃慎的八仙人物圖，用筆豪放而不空虛，造詣高超。李方膺的《松竹梅圖》寫歲寒三友各具清致，松姿梅香竹韻，令人沉思吟詠留連不盡。高鳳翰以左手代右手，全是一股百折不撓的精神。華喦《野燒圖》畫野火自谷中燒起，群獸獼猴現形逃奔，示惡有惡報之理，令人觀感一新，神情為爽。羅聘的山水人物冊中，第九開上畫一僧領著一鶴在竹林中散步， 淨土一片，風神高遠。

揚州綰系漕運，襟帶長江，佔盡地利，不但自古繁華，商賈雲集，而且清初乃鹽商之重鎮，鹽商「富而後雅」，為畫家建造小玲瓏山館，給畫家以經濟上的支持，揚州八怪的畫以花卉為最多最好，表面上似乎揚州八怪的花卉的確是生長在揚州的繁華的經濟之上的。

有了繁華的經濟方有興旺的藝術，這一直是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觀點，社會進步的根本標誌就是以生產力為中心的物質文明，物質文明決定著精神文明。因此只要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產品極大豐富，精神文明和道德素質隨之就會極大提高，人人皆成為自由人，聯合起來便成為共產主義自由王國。這就是馬克思所畫的「共產主義花卉」圖，他讓「共產主義花卉」開放在極大繁華的經濟之上。

然而實際的情形呢?

首先揚州八怪的花卉的根，並不在揚州的繁華上，稍稍瞭解中國的人就知道，這些花卉分明是以儒釋道三家思想為根的。從我們舉出的揚州八怪的作品內容來看，它們無一不是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形象化表達。設若從揚州八怪那裡抽去儒釋道，不僅會失去他們的所有作品，而且會失去他們自身，因為連他們自身都深深浸潤在儒釋道中，都以儒釋道為根。金農身無分文，而悠遊自在；鄭燮棄官賣畫，實在「難得糊塗」；李鱔無錢嫁姑娘，而畫作生機盎然；黃慎幼年借住寺廟於佛旁練畫，晚年專以粗筆畫神仙及佛像；李方膺棄官賣畫，與袁子才、沈補夢詩酒唱和，有「三仙出洞」之號；華喦一生眷念湖山，博學好古法。羅聘自號「花之寺僧」，人說他白日可見鬼，故而有《鬼趣圖》知名於世。在他們身上，我們見到的是儒釋道造就的各種生活方式，卻見不到物質金錢的決定作用。

其次:中國過去有些歷史時期，戰亂中經濟一度蕭條，卻並不影響藝術之繁榮，如諸子散文，東晉的書法，晚唐詩歌，五代、南宋時期的繪畫、清末小說等等。那些時代藝術之花沒有繁華經濟的土壤，卻依然相當繁茂，是因為另有肥沃的儒釋道的土壤在焉。

所以說，藝術之花卉必以儒釋道為根，而經濟之影響充其量只不過是行於花卉上的風雨而已。風雨對花卉是會產生一些積極的促進作用，但總也代替不了根須之力，何況風雨有時還會糟蹋花卉。

經濟之影響，對於全人類的根本福祉，有時體現為促進，有時體現為敗壞，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花卉」全不以道德信仰為根，偏要以經濟為根。其為漂浮的幻夢， 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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