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誰買了「千萬賓利」?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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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6月1日訊】作為英國皇室御駕的賓利汽車,賓利轎車發現中國是發展最迅速的市場。賓利中國的總經理鄭飆表示:“賓利中國在國內的日子非常短,在短短的十八個月內,已售出八十二輛賓利汽車,售價由人民幣三百六十八萬元至過千萬不等。其銷售增長之快,在全球市場中也屬非常罕見,遠遠超乎當初的預期。”據瞭解,賓利汽車在中國的業績相當突出,在全球一百五十多家賓利區域代理商中創下多項冠軍:第一,銷量增幅全球之首;第二,是全球第一個售出賓利雅致“七二八”車型的代理商;第三,賓利雅致頂級“七二八”加長轎車銷售冠軍。賓利北京同時是全球賓利加長版豪華轎車銷售記錄的保持者。目前,賓利在中國的保有量已經超過了一百八十輛左右。代理商表示,賓利非常看好中國市場,在亞太地區,中國大陸市場比日本、臺灣和香港都重要,“近年來中國經濟騰飛,造就了大量的年輕富商,這些年輕的新貴在經濟活動中已經越來越重視自己的地位”。

據《北京娛樂信報》報導,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北京國際車展的第一天,就出現了“七大款爭購天價賓利”的情況,而到六月十日,賓利北京的代表就宣佈這輛八百八十八萬的轎車已被購走。不久,賓利在北京賽特購物中心設置展廳,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售價分別為四百八十萬元和八百八十八萬元的兩款賓利車,已經賣出二十多輛,銷售額超過一億元人民幣。頂級高檔汽車在北京賣得這麼好,大大出乎銷售商的意料。

“誰買了它們?”這一問題有無數的人問過賓利的工作人員,沒有答案。

“比富人更富的人買了。”這位專業人士解釋說,“但是你不會知道他們是誰!”

賓利在中國的熱銷,使得中國的超級富豪階層浮出了冰山的一角。在美國,沒有一個富豪可以躲藏在公眾和傳媒的視野之外,比爾•蓋茨、沃爾瑪和洛克菲勒們面對的是嚴格而健全的稅務制度,他們必須定期向政府申報稅款。他們財富的來源清清楚楚,他們的生活受到媒體的密切關注。而在中國,相當數量的超級富豪正像這些賓利車主一樣顯得“神龍見尾不見首”。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們金山般的財富來自何處。有學者估計,中國的超級富豪大約有十萬人左右。雖然不能說他們全部都是差點成為北韓新義州“特首”的楊斌和上海房產大亨周正毅,但他們中確實有不少人的暴富秘訣與楊斌、周正毅有“異曲同工”之妙。雖然不能說他們每一個人的每一分錢都是“不義之財”,但在他們所擁有的“看不見的財富”中確實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像膠捲一樣不能放在陽光之下。他們用一百萬的賄賂就可以換來價值一個億的地皮,他們用一百萬的現金就能夠買下價值一個億的工廠,他們無須納稅,也不會參加任何慈善活動。他們不是官僚,卻一個電話就能把省長叫到飯桌上來;他們不是洋人,卻拿著諸多國家的護照。

二零零五年仲春,當中國建設銀行前董事長張恩照“出事”之後,第一個受到牽連的,竟是三十七歲的覃輝。覃輝是何許人也?他就是“誰買了‘千萬賓利’”的答案。二零零三年六月的北京國際車展上,當時惟一一輛標價八百八十八萬元人民幣的賓利加長“七二八”就是由覃輝購下。覃輝並不是明星級別的富豪,但他是北京朝陽區一家夜總會“天上人間”的老闆,短短數年間他連續控制了內地和香港的四家上市公司,逐漸成為媒體關注的人物。覃輝以其一擲千萬購買豪車的做派,其與港星李嘉欣“訂婚”的消息,其在影視傳媒領域的幾次收購,很使一些報刊大加吹捧,不惜給予“隱身富豪”及“民間第一傳媒大亨”之美譽。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一日,就在張恩照“辭職消息”開後二十五天,覃輝在北京被警方帶走。隨後,《財經》雜誌以“上層背景和黑道面紗被拿掉,覃輝傳奇終於收場”為標題作了專題報導。

覃輝出身于四川達縣一個普通家庭,早年在重慶求學期間,結識了後來的妻子。他一九八九年畢業後,兩人一起南下。覃曾在航天部五院的一個下屬單位工作了不到一年,之後也曾在廣州三菱公司和香港一家公司任職。覃輝中等身材,相貌英俊,性格活潑善交際。這些特徵後來被認為都有助於他早年以做銷售在商海站穩腳跟。他的妻子是北京一位退休高官的夫人之侄外孫女,此背景據信也為覃輝多有利用。“他的背景不算深厚,但他把這點關係用到了極致。”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評價說。但是,此“上層背景”究竟有多麼深厚,外人很難知曉。可以追問的是:如果沒有相當特殊的背景,覃輝掌控的長風通訊公司如何可能介入警方和軍方專用的手機通訊領域?如果沒有相當特殊的背景,覃輝又如何能夠穩穩掌控“天上人間”夜總會近十年之久?

“天上人間”夜總會在北京可以說是無人不知,它坐落在北京五星級酒店長城飯店內,鼎盛時不僅充滿奢糜氣氛,更以“美女如雲”在夜總會愛好者中傳為佳話。其來賓往往是政界、商界、娛樂界的頂尖人物,其消費水準在普通民眾心目中簡直就是天文數字。據說有陪酒女郎一天晚上就收入數萬元人民幣。一般民眾均推測,按照目前黑白兩道的“潛規則”,此處的幕後老闆至少是諸如昔日陳希同的公子之類的顯赫人物,殊不知卻是“崛起於壟畝之中”的覃輝。一九九九年,覃輝將“天上人間”百分之七十五的股份置於自己新註冊的北京中外合資長青泰餐飲娛樂公司時,工商登記上的出資額為一百九十五萬美元。以此推算,當時此夜總會的資產總額當估至二百六十萬美元左右。但熟悉內情的人認為實際價值應不止於此,因 為“天上人間”的年利潤至少在兩千至三千萬元,可謂真正的“現金奶牛”。“天上人間”給覃輝帶來的絕不僅僅是現金流,更有大量的關係和機會。他借這一交際場,結交了大量權勢人物、銀行行長和社會名流。而集結于此的一批模特和美女,招之即來,揮之則去,為其日後的“事業”巧妙助力。“覃輝把這個隊伍稱為‘馬子隊’。”一位與覃輝交往過的商界人士稱。

與今天中國資本市場上其他的大亨發跡的軌跡相似,覃輝的錢大多來自於銀行。迄今覃輝旗下“星美系”、“卓京系”及各類投資公司究竟從國內銀行拿到了多少錢?一時難有詳實數字。《財經》比較確切地獲知,覃輝曾從中國建設銀行、民生銀行獲得巨額貸款,可確認的數字達十億元之巨。覃輝旗下公司曾從建行貸款逾六億元。覃拿到這筆貸款,經過了行長張恩照的特別關照。張恩照過去的熟人絕大多數為上海人,他素來對不說上海話的民間人士不敢過於信任。而覃輝過去在建行主要是與行長王雪冰相熟。二零零二年一月王雪冰落馬,覃輝遂設法與張恩照發展了“友情”。覃輝的星美傳媒從二零零二年下半年起著手向建行申請貸款,並于當年獲准。由於星美傳媒在市場上缺乏業績,大銀行向文化企業貸款也十分罕見,經手此貸款的星美傳媒董事長李威承認,建行此舉“主要是支持傳媒產業”,“有風險投資的性質”。

關於覃輝的為人,據其公司職員透露,他將公司當作個人的王國,做派類似帝王。在一次高層會議上,他甚至抓起煙灰缸將一名副總砸得頭破血流。而他購買接近千萬元的豪華賓利,也並非有玩車的愛好。此豪華賓利長期被停放在北京招商局大樓的地下車庫中,因為一次乘坐此“寶馬香車”出門時受到眾人的圍觀,覃輝遂不再乘坐此車。耗資近千萬的賓利,遂長期被主人冷落。覃輝被捕之後,他大概更沒有機會乘坐此坐騎了。在曾與覃輝打過交道的人之中,許多人認為他主要是個“準黑道”的人物,仰仗夜總會培植的關係橫行市里,無論待人還是經商都罕有誠信,其主要手段為“賄”、“吹”、“騙”、“偷”。覃輝的“賴”也相當知名,聲稱以鉅資買下大量資產,但其喧囂一時的購並,例如買入飛騰影視中心、鯤鵬網城、陽光衛視控股股權等,各家欠款均可以千萬元計;購買夜總會“鑽石年代”,至今還欠付幾百萬元,即為商界人士所詬病。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卻能夠一時之間呼風喚雨,為所欲為。即便在他被捕之後,其公司的高層人士大都不敢發表接受採訪。“他們還在觀望,怕現在說話,覃輝萬一出來會報復。”一位與覃輝打過多年交道的香港商人評論說,“覃輝這個人,是什麼都能幹得出來的。”如厚黑學大師李宗吾所云,在中國只要心夠黑、臉皮夠厚,就可以獲得成功,就可以控制別人。支撐賓利之類的豪車在中國的銷售市場的,大都是與覃輝類似的“厚黑人物”。那麼,賓利在中國的熱銷,真的能表明中國的經濟騰飛了嗎?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去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才兩千四百三十四元。而這一輛最昂貴的賓利車,撇開上稅、保險、養車的各項費用不談,光售價一項就相當於一個農村居民三千六百四十八年的收入。三千六百四十八年,是什麼樣的時間概念呢?它相當於一個農民從商朝開始就不吃不喝地勞動,一直從奴隸社會勞動到封建社會,再不吃不喝地幹活幹到“社會主義初級”結束,方有希望見到此轎車的影子。這比起“愚公移山”來可要艱鉅得多了。即使是最富有的廣東城鎮居民——他們的年收入約一萬元——要想買這麼一輛賓利也需要八百多年的辛勤勞動、並且不吃不喝。而像覃輝以及前健力寶總裁張海這樣三十多歲即一擲千金的富豪,卻可在一瞬間就決定購買某一輛豪華轎車。對於他們來說,金錢來得太容易了,銀行就像是無償為他們印刷鈔票的部門一樣,他們享受這些財富比海灣國家裏依靠祖傳的油田的王子們還要輕鬆。於是,他們對天價賓利的佔有往往還需要“爭奪”——似乎中國的超級富豪的數量遠遠大於進口的賓利轎車的數量,似乎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賓利之國”。於是,我們的祖國在“歷史悠久和地大物博”之外,又多了一樁值得自豪的事實——也許過不了幾年,中國擁有賓利的數量又是一項吉尼斯世界記錄了。

不過,我要提醒愛國者們不要急著為此感到驕傲:在“賓利中國”的背後,還有另外一個中國:山坳上的中國、黃河邊上的中國、災民的中國與饑餓的中國。香港女記者張寶華在《新聞背後》一書中寫到了她到四川涼山州採訪的經歷,我讀了之後難過得幾天都無法釋懷。張寶華到達的是涼山州美姑縣一個海拔兩千三百多米的山村,她寫道:“村民所有的衣服和鞋,全是破的,他們個子很小,很瘦,臉上沒有光彩,也沒有希望,攝影師拍攝他們時,他們只是僵屍一樣地站著,任你拍攝。更令人感慨的,是我發現這裏的人竟然要與畜牲擠在同一個狹小的空間裏,仿佛牲畜比人更矜貴,一個家庭一年之後不足三百元人民幣的收入,比國家定下來的貧困線還要低許多。”對此,從小生活在富裕的香港的張寶華感歎說:“我不禁想,一個國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為什麼農民一點都不能受惠呢?今天的上海已經稱得上是全世界矚目的現代化都市之一,然而我眼前的這些農民,這些孩子的苦樂卻無人過問。……試問,當人的生命連豬狗都不如,當人的生存喪失了價值時,社會的希望何在?”我是四川人,我去過四川的很多地方,卻沒有去過涼山彝族自治州。我去過西南、西北的許多貧困地區,卻沒有見到過像張寶華筆下這麼貧困的人民。作為理應關心社會枯榮的一個知識份子,我在向張寶華小姐表示的敬意的同時,自己也感到了深深的羞愧和痛苦。

中國未來的希望是否能寄託於幾十輛、幾百輛賓利車上?賓利車主的富裕與彝族山村農民的困苦之間是否有必然的聯繫?這是需要經濟學家們來回答的問題。可惜的是,今天的經濟學家們大都成了官的幫忙與幫閒、商的幫忙與幫閒。雖然我不是經濟學家,但我知道,我不會為中國正在變成“賓利之國”而感到自豪。因為我深知:一個強取豪奪的社會、一個殺貧濟富的社會、一個流氓得志而人人羡慕流氓的社會,不可能擁有長治久安,不可能實現和諧、法治與公正。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轉載自《觀察》網站(//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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