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4日訊】自由時報記者楊國文╱特稿

花蓮高分院昨天駁回台東地院對游淮銀交保的裁定，當庭羈押游淮銀，堪稱司法機關對重大罪犯甚具「指標性」的裁定結果；進一步而言，讓「羈押即時抗告」制度早日上路實施，應是打擊重大犯罪更有效、治本的作法。

「檢察官聲請羈押，法官交保」的奇特現象，常是檢警單位偵辦重大犯罪心中永遠的痛，司法實務常見的是，即使檢察官日後抗告成功，被告卻早已逃逸無蹤，花蓮高分院當庭羈押游淮銀的背後，意義不凡。

深入分析類似案例，像未予羈押，讓重大罪犯在外「趴趴走」，後來潛逃出境的代表人物，則以逃到中國的前立委伍澤元讓國人記憶猶新。為確保追訴重大罪犯有效進行，法務部一直主張有必要建立「羈押即時抗告」制度，修正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六條之一，其修法設計是當法官駁回檢察官羈押聲請時，如檢察官當庭即時抗告，地方法院合議庭認為抗告有理，應立即更正裁定，此時，地方法院為了審理抗告案之便，得留置被告最多二十四小時。

法務部這項主張，司法界普遍贊成，修法提案也獲得行政院及大多數朝野立委的支持，不過，行政院指示法務部會同司法院進行會商時，司法院唯恐侵害被告人權，加上考量「羈押即時抗告」制度一旦實施將大幅增加法官的負擔，而遲未同意，使這項修法美意仍卡住而動彈不得。

但法界高層指出，社會成本、社會公益絕對比被告個人人權來得重要，花蓮高分院羈押游淮銀的結果足以佐證，另最新統計指出，近年來，全國檢察機關平均一年的抗告案總件數不到三十件，對法官而言，應不致成為「沈重的負擔」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