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7日訊】4月5日中國作家余杰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專訪﹕談教皇之死與中國宗教的不自由

記者﹕ 獲悉羅馬天主教皇辭世的消息﹐您個人做何感想﹖

余杰﹕ 我是在網絡上看到教皇保羅二世去世的消息。雖然我是一個基督徒﹐信仰新教﹐不是天主教徒﹐但是我仍然感到很悲傷。我覺得一個偉大的人物離開了我們﹐而且﹐保羅二世他的一生對於促進不同宗教之間的寬容﹐和解﹐對於促進人類精神世界的擴展﹐作出了非常重大的貢獻﹐向這樣的偉人的去世﹐可以說比去年美國前任總統裡根總統的去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這樣的偉人﹐他們對當今代世界的改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記者﹕ 您知道中國大陸天主教愛國會舉行了什麼悼念活動嗎﹖

余杰﹕ 我現在還不太清楚這種在官方控制下的天主教和基督教這樣的官方教會會有什麼活動。但是 ﹐在我所參加的基督教的家庭教會中﹐我們在今天的禮拜日的聚會中我們都為保羅二世做了一些祈禱﹐我們希望他能夠在天國裡享有一個永生的榮耀。我覺得﹐對於中國人﹑中國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在保羅二世的身上至少有兩點我覺得特別值得我們來重視﹕

第一個﹐是在八十年代他經歷的遇刺事件。那一次的事件對他的身體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險些奪去他的性命﹐但是﹐他最後採取了赦免行動﹐赦免﹐寬恕那位刺客﹐後來有信息透露出來說﹐刺客與前蘇聯克格勃他們有關係﹐但是保羅二世能夠以這樣一個博大的胸懷來原諒一個差一點奪去他生命的這樣一個兇手﹐一個刺客﹐我覺得他體現了基督教中仁愛﹑寬恕的精神﹐他來身體力行聖經中的原則﹐我覺得﹐他這樣的一個舉動對於教徒和非教徒都有很大的感召力。

第二個﹐我覺得尤其應該關注﹐值得重視的是﹐保羅二世在前東歐﹐前蘇聯那些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集權主義政權垮臺的這樣的一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我覺得﹐這個作用直到現在歷史學家﹐法學家﹐政治學家都沒有充份的來評估。

我個人的評價是他在蘇聯東歐的巨變中的作用﹐他對於蘇聯東歐這樣一個龐大的區域裡﹐幾億人﹐受到迫害﹐追求宗教自由的人們﹐他起到的這種精神作用﹐這種精神感召作用﹐我覺得非常的巨大。可以說他跟戈爾巴喬夫﹐他跟他的祖國波蘭的團結工會的領導人瓦文薩﹐跟着這樣的一些人物一起終結了這樣的專制﹑集權制度﹐給蘇聯和東歐這樣一個廣袤的區域的人民帶來了民主和自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既是一個宗教領袖﹐又是一個人權活動家。所以我把他放在可以跟馬丁‧路德‧金﹐跟南非的黑人主教圖圖﹐包括跟達賴喇嘛這樣的一些宗教領袖﹐既是宗教領袖又是人權活動家﹐所以﹐這樣的一個身份﹐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重視。

記者﹕ 香港天主教主教陳日君批評北京當局阻礙了羅馬天主教皇訪問北京的願望的兌現成為一大遺憾﹐你對梵地岡與中國的關係的前景有什麼看法嗎﹖

余杰﹕ 只要是中共掌權﹐我覺得不會跟梵地岡的關係有大的改變﹐因為中共政權信奉的是冷酷﹑無情的﹐這樣一個無神論﹐唯物主義﹐這樣一個意識形態。然後﹐它對所有的宗教都持打壓﹑迫害這樣的一個態度﹐不管是穩妥的佛教﹑道教﹐包括新興的法輪功信仰﹐還有象天主教﹑基督教他們都是採取一個制約的態度。所以中國人民要擁有真正的宗教自由﹐中國要跟梵地岡建立正常的關係﹐我覺得﹐他的前提是中國要實現民主化﹐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記者﹕ 那在一個五十幾年主張無神論的意識形態的國度中﹐您認為宗教信仰在中國人心中留下的這個空白好填補嗎﹖

余杰﹕ 實際上現在中國人對於宗教信仰是非常渴求的﹐我們注意到這幾年象法輪功這樣的一個新興的信仰在傳播中﹐可以說是在發展。我們更注意到象基督教﹑天主教的地下教會﹑家庭教會都有一個蓬勃的發展。據不完全的統計﹐中國現有的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徒有七﹑八千萬之多。信仰是人的一個本能的需要﹐儘管無神論的這樣的一個意識形態中共推行了半個世紀﹐但是我覺得﹐從1989年的天安門的槍聲和坦克之後﹐這樣的一個可以說是偽信仰或者說是次信仰已經崩潰了﹐所以﹐未來我相信基督教天主教會在中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種信徒會越來越多﹐而且我覺得宗教信仰的發展對於未來中國的民主化轉型會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比如說﹐它能夠防止大規模的暴力事件的發生﹐因為有宗教信仰的人﹐他會採取非暴力的這樣的一種反抗的因素﹐我也希望未來十年﹑二十年中﹐中國在教會內部是否能夠產生出象馬丁‧路德‧金﹑象圖圖主教這樣的就是兼有宗教領袖和人權活動家﹐又有相當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魅力的人物﹐我覺得他會對中國人現在的倫理道德全面滑坡的這樣一種狀況起到一個非常好的提昇作用。

記者﹕ 感謝余杰接受本臺文化與藝術節目專訪(//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