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立：應該如何評價趙紫陽
【大紀元4月29日訊】看了郭羅基先生「論趙紫陽的意義」一文，筆者有不敢笱同之處。祈借貴刋一角發表，以期引起廣大讀者的思考和討論，希望有益於中國未來的民主事業。
首先，郭先生認為趙紫陽早在「六四」運動之前，就已經大力推行「民主法制」。郭先生在該文中說：趙紫陽在「十三大」前後進行「政治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如下三條：1，「黨政分開」，郭先生代趙紫陽觧釋說，「趙紫陽卻認為，……剝離共產黨權力的黨政分開是一個起點，歷史的車輪一旦啟動，就不會停頓，最終必將瓦解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衹是郭先生一廂情願的觧釋，絕非趙紫陽的本意，趙紫陽的本意是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請看下文分析——筆者註)；2,「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內容是「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決策讓人民討論」(衹是讓人民「知道」和「討論」，而不是「決定」，遠非還政於民)；3,「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內容是「完善社會主義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義現象和封建主義影響」(遠非實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在這裏，看不出任何民主政治的因素。如果改革來改革去，仍然是黨權高於一切，立法行政司法仍然操縱在「黨組」手裏，最高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仍然由黨組織指定，本身衹是一個「橡皮圖章」；各級行政機關仍然是黨委書記說了算；政法委對司法機關仍然有超乎憲法規定的權力；國家軍隊仍然掌握在某個政黨手裏，這樣的「政治改革」有什麼意義呢？如果郭先生們和趙紫陽一樣認為這就是所謂「政治改革」，筆者在此不客氣地套用郭先生在該文中的句子講一句：今後在未搞清楚何謂「政治改革」、何謂「體制改革」之前，請幸勿輕言「政治改革」。
對於趙紫陽如何「鋪設民主和法制的軌道」，我們首先得要分析一下趙紫陽對民主政治的認識，指望一個對民主政治毫無認識的人去「鋪設民主和法制的軌道」，無異是天方夜譚。
趙紫陽回應八六年民運時對學生說：「社會主義民主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民主；資本主義的三權分立和多黨輪流執政是假民主」；「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民主，民主都是相對的，美國總統不是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嗎？他也沒有絕對的民主嘛！」(這句話最能清楚地表明了毛澤東趙紫陽之類的土八路連民主、自由的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也許他們以為像他們一樣警車開道百姓迴避才是正常的，才是「絕對民主」——筆者註)；「中國不能實行代議制，如果每件事都拿到議會去討論，就會誤事，影響效率」；「中國不能實行普選，中國農民太多，文化程度低」……。據說，趙紫陽在被軟禁多年以後，從自己身上嘗到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滋味以後，對來訪的人表示：「無產階級專政可以取消，黨的領導不能取消……」(見美國之音：「宗鳳鳴新書談訪問趙紫陽」)。
無名氏「叩訪富強胡同6號」一文說：老爺子(趙紫陽)思索著說：「我會搞開明政治，我想過讓民主黨派發展，我說過，為什麼衹在政協裏有民主黨派的活動？人大代表是按地區組團的，為什麼人大沒有民主黨派？反正共產黨還佔多數嘛！我想過像觧放初期那樣，讓黨外人士、民主黨派人士當部長、當副總理」。從這裏，我們已經很清楚地看出，在趙紫陽先生心目中的所謂「政治改革」是甚麼內容，趙紫陽先生要維護的是「共產黨佔多數」，絕非多黨政治；趙紫陽先生自認會搞「開明政治」、絕非「民主政治」。
對於郭羅基先生們大肆吹捧的趙紫陽先生的「政治改革」，同一篇訪問記說：「這時候我問：“如果不發生六四，你能搞政治體制改革嗎”？他(趙紫陽)想了想說：“不能，我也不能”。“為什麼”？他好一陣沒有回答……，最後緩緩地說：“我沒有實力，那麼大的國家，那麼龐大的幹部隊伍，牽動那麼多人的利益，我沒有這個實力”」。趙紫陽先生如是說，可是我們的前朝舊臣們非要說如果沒有六四，趙紫陽會完成「政治改革」，把中國引向民主自由！
體制內人仕反覆地為趙紫陽先生感到自豪的是，1989年5月，趙紫陽在北京會見戈巴卓夫時說到：「一黨執政能否解決民主與法制的問題，如果不能，就需要考慮多黨制」，從而肯定趙紫陽「有高度的民主思想」。錯了！趙紫陽在這裏所說的多黨制，正是本文上面提到的「共產黨佔多數」，「起領導和定向作用」；民主黨派衹是一個配襯的所謂「多黨制」。趙紫陽同時對戈巴卓夫說：「我們不打算建立一種新的，與西方類似的政黨制度，在那種制度下，各政黨可以輪替執政，我們的歷史條件和實踐與西方不同，現在中國的無論哪一個黨，都不可能代替中國共產黨，除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還有另外一些民主黨派，我們與他們進行協商，互相監督，但領導和定向作用的是中國共產黨」(戈巴卓夫回憶錄「生活與改革」下卷第39章第4節)。趙紫陽的這一段話，不是比體制內人士反覆吹捧趙紫陽關於所謂「多黨制」的那一段話更加清楚地反映了趙紫陽對民主政治和多黨制的認識嗎?趙紫陽對民主政治的認識如此，思想僵化如此，我們能期望他「鋪設民主與法制的軌道」嗎？奇怪的是他的前朝舊部不顧一切往他臉上貼金，連他自己都消受不了。最好還是請他們聽一聽同樣曾經追隨過共產黨，同樣是85歲高齡的司馬璐先生在紐約公祭趙紫陽時所說的話：「我不願說他太偉大，做過共產黨的人，都是有罪的，不犯罪就爬不上去，這是歷史的事實」。
其次，關於「六四」期間趙紫陽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郭先生說：「趙紫陽在大規模的人民抗議運動面前強調“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具有強烈的典型意義……，他的意義在於為前驅指路，為後世垂範」。郭先生強調，「六四」運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雙方都沒有嚮應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
那麼，這個得到了郭先生高度肯定，並且指為「運動成敗關鍵」的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到底是什麼內容呢？用趙紫陽先生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解決大家關心的問題」。((見胡績偉「回憶趙紫陽——沒有胡耀邦的胡耀邦路線的終結」)。試問，如果不觸動一黨獨裁這個問題的核心，光是「對話」、「交換意見」能解決問題嗎？郭先生和趙紫陽先生這樣的「民主和法制軌道」，和西方民主國家的標準相去實在太遠了！由此，筆者懷疑郭先生和趙紫陽是否真正懂得什麼叫「民主和法制」？
什麼是民主？民主就是人民大眾自己當家作主，人民大眾有選擇國家領導人的權利；什麼是法制？法制就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年趙紫陽的所謂「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根據郭先生的觧釋，無非是學生們停止絕食、停止對抗，離開廣場，全部回到學校上課，然後派代表和政府開座談會對話。根據當年學生運動領袖人物對民主政治的無知，可以想像，他們在座談會上提出唯一的要求無非是否定「四.二六社論」，肯定他們是愛國民主運動，避免秋後算帳而已。共產黨一黨獨裁專政體制不會受到任何觸動，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沒有絲毫改善，最多衹不過令當時明目張膽的「官倒」稍有收斂罷了。這裏面，雙方的哪一點言論行為體現了「人民大眾有選擇國家領導人的權利」這一民主最基本的內容？又有哪一點體現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法治精髓？直至今天，如果專業研究政治學問的學者郭羅基先生，對「民主和法制」的認識也僅此而已，就未免太令人失望了！
郭先生及一眾趙紫陽舊部如果不是有意為前上司趙紫陽塗脂抹粉，就是睜眼不看事實。事實上，四月二十四日鄧小平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把學生運動的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趙紫陽在朝鮮復電：「我完全同意鄧小平同志對當前動亂所作出的決策」。這是關乎國家民族前途，關乎數十萬參與運動的群眾生死的大事，郭先生們如果認為如此重大的政治取捨，都可以用「違心」、「轁晦」等來為趙五紫陽詭辯的話，筆者覺得已經失去了大家在事實的基礎上討論分析的必要。
就算在趙紫陽遭受到長期的軟禁以後，仍然認為：「上街的學生有兩部分人，絕大部分就是上面所說的那種情況(為胡耀邦鳴不平)；一部分是對我們工作不滿，借題發揮鬧一鬧；當然，也有少數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故意把事情鬧大(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趙紫陽對待不受共產黨操控的群眾運動，認為總是有「一小撮」在背後煽動，並且一定要「秋後算帳」的看法和態度，和自毛澤東以降，劉少奇鄧小平等等中共首領，在觧放後所有的政治運動中「抓一小撮」有何區別？中國人民不會忘記，共產黨的所謂「一小撮」的政治含意是什麼，幾千萬善良無辜的人被整死罪名就是「一小撮」！
至於郭先生等說到趙紫陽在「六四」運動期間的豐功偉績，無非就是反對武力鎮壓學生運動，對此筆者也不敢笱同。趙紫陽從在朝鮮同意四二六社論，到朝鮮回國後「否定」四二六社論，並不是因為他認為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衹是因為他認為社論「激怒了學生」，「把中間狀態的學生也趕到激進派那邊」。趙紫陽反對武力鎮壓學生，不是因為這是殘忍暴戾的行為，甚至不是愛惜學生的生命，而衹是「對黨的形象影響太大了」。就正如古代封建王朝對待叛亂，有些謀臣主張「撫」、有些主張「剿」一樣，趙紫陽在維護共產獨裁專制政權這一出發點上，和鄧小平、李鵬沒有本質的區別。
其實，退一步說，就算是趙紫陽反對武力鎮壓學生，不希望學生流血，在其位謀其政，也只不過做了一個正常的負責任的政府官員，甚至僅僅是一個正常人應該做的事情，並不說明行為本身有多偉大；烏克蘭幾個月以前也發生了大規模的群眾佔領廣場紮營示威，沒有人開槍也沒有領導人被監禁。趙紫陽先生為此得到舊臣們過份的頌揚，只因為發生在中國這樣一個反常的國家，從反面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和鄧小平的不正常，說明他們的反常達到了瘋狂和暴戾的地步！說明了在對待學生運動這一點上，愚蠢的鄧小平比不上他的前輩毛澤東，甚至比不上北洋軍閥。
郭先生們也許會說：趙紫陽這樣做都不算「在民主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怎樣才算是「在民主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筆者認為，當年如果趙紫陽真的能夠「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應該宣布開放黨禁，容許人民自由集會結社組黨；就應該宣布開放報禁，容許民間辦報，讓人民真正擁有言論出版自由；就應該宣佈結果共產黨一黨專制，容許多黨競爭，人民自由選舉國家領導人；就應該宣布法律獨立，不受任何政黨操控；宣布軍隊實現國家化……，總而言之，應該宣布放棄共產專制主義，實施孫中山先生的「三權分立」、「五權憲法」，「平等、自由、博愛」……。這才是真正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而且是從根本上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但是趙紫陽先生對民主和法制根本就沒有這個認識，更遑論膽色和勇氣。他至死都沒有放棄對共產黨的幻想，沒有勇氣脫離共產黨，更沒有在漫長的十五年軟禁生活中說過一句與共產黨決裂的話，更遑論向共產黨的獨裁專制作過任何一點鬥爭。他根本就沒有葉利欽站在坦克車上發表演說，號召軍隊和人民大眾向專制制度復辟勢力進攻的勇氣！民運人士魏京生先生說：「當時中央的很多人覺得應該把鄧小平轟下台，徹底推行政治改革，後果可能和蘇聯一樣，共產黨垮台了，但一個新的制度產生了。他完全有能力這樣做，但他不願意這樣做，他的選擇的代價就是老百姓被屠殺，整個中國走了回頭路」。(見魏京生台北民主論壇發言)。對此郭先生卻在文章中說：「不料，他的“民主和法制的軌道”尚未鋪設完成，一九八九年“五四”之前爆發了天安門事件，希望落空，和平演變的進程為之夭折……。一九八九年之前的歷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和平演變的連續性出現中斷。一九八九年之後的歷史，偏離了民主和法制的軌道，政治上出現了倒退……」。上面引述的郭先生的一段話，意思很清楚，就是說，如果沒有爆發八九民運，趙紫陽就會成功地將中國和平演變到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而這種演變未能實現，全是因為八九民運。郭先生文章中說：「所以，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在客觀上，他的歷史作用是消極的、他的歷史責任則是另一個問題」。
這是錯上之錯！筆者認為，「六四」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是他喚醒了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他的歷史作用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舉一個不一定恰當的比喻，如果將世界各國致力於國家進步，人民幸福比作是在競技場上賽跑的話，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和少數專制獨裁國家實際上是背道而馳；到了鄧小平接棒的時候，發覺不對頭，調轉方向，但是由於衹改經濟，不改政治，所以像跛足者在後面一顛一顛滿姍而行；趙紫陽想跑得快一些，無奈鄧小平衹給他一條腿，還在後面牽著繩子；人民大眾不滿意了，八九民運在趙紫陽背後推了一把，不想他卻倒下了。於是，郭先生們就責怪民主運動，如果不是你們在背後推了一把，讓趙紫陽慢慢地跑，總有一天也會跑到終點。郭先生們為什麼就不想一想，與其責怪人民大眾在背後推了趙紫陽一把，為何不轉而責怪鄧小平為什麼不讓他兩條腿跑，還要在背後用繩子牽着？又或者為何不轉而責怪趙紫陽不敢放開兩條腿跑，又沒有勇氣割斷這根繩子？中國人民並沒有錯，民主運動並沒有錯，一來趙紫陽沒有這個膽量勇氣，沒有這個學識能力帶領中國向前跑；二來等他慢吞吞地跑，等他慢慢地「和平演變」，早已大大落後於世界各國了。
筆者對於趙紫陽先生被長期軟禁的不公正遭遇深表同情，也對他的逝世深感哀悼。趙紫陽先生的遭遇充分地暴露了中共暴政的殘忍，同時也証明了趙紫陽先生的改良主義在中國是行不通的，趙紫陽先生逝世了，我們都應該記住他為人民做過的好事，不管對趙紫陽先生，對中國民主道路有什麼不同的認識和看法，都應該團結起來，共同為民主而鬥爭！
(22/03/05修改)
(該文略有刪節發表於「觀察」雜誌網站，此處是全文——筆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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