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7日訊】確切地說，我從小就恨日本人。在我所能接觸到的圖書和電影中，自始至終無不是他們強奸擄搶，殺人越貨的魔鬼形象。但是，我拒絕了簽名反對“日本入常”。至於鬧得沸沸揚揚的抵制日貨和反日遊行，更是敬而遠之。因為我知道，經歷戰爭後的日本，已經因勢利導地成為了一個民主憲政國家，國民擁有言論和出版的自由，已大非當日的軍國主義可比。而即便在當日的軍國政府，日本也有石川達三這樣敢於言論的良知作家。1937年，石川達三以《中央公論》社特派記者身份前往中國視察，回國將見聞寫成長篇通訊《活著的士兵》，開篇就展現出殘酷的場面，日本兵殺人宛如將螳螂釘作標本。他自己說，“希望通過戰爭實況的報道，讓在後方為勝利驕傲的人們作深刻的反省。”他因之招致了筆禍，在法庭上，法官質問道：“豈非破壞對於日本軍人的信賴感？”他回答道，“是的，會傷害。大多國民將士兵誤看作神，而我認為應當讓國民看到真實的人，從而建立真實的信賴。我想打破國民的幻覺。”他認定“日本戰爭非聖戰，日本軍隊非神兵，占領地也不是融融和氣，”由此理直氣壯地說：“報刊僅揀有利的消息報道，失去真實，國民亦因此沈浸於麻木狀態。我對此感到不滿。”象石川達三這樣的類型的人在日本占據相當大的一部分，這個民族的優秀也就正是因為他們能時時把握住本民族的精神狀態，冷靜而坦誠。

說起篡改歷史，共產黨可謂是登峰造極。毫不諱言，我對共產黨的憎惡遠勝於日本右翼。反日只不過是它的一種政治需要，用來轉移國內矛盾。其表現出來的種種跡象儼然就是當年義和團的翻版，先借著“愛國”的口號推波助瀾，局勢難控之際又玩起金蟬脫殼，整個首鼠兩端，口是心非。蔡元培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華工學校講義》）而百多年了，當權者在煽動民族主義的伎倆上仍因循著慈禧的套路，居然還自詡先進。臉皮之厚，莫此為甚。袁偉時在《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現代化與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中指出，中國歷史教科書關於義和團的論述錯誤連篇。他們毀電線、毀學校、拆鐵路、燒洋貨、殺洋人和與外國人及外國文化有點關系的中國人……凡沾點洋氣的物和人，必徹底消滅而後快。但是這些給國家和百姓帶來莫大的災難的反文明、犯人類的罪惡行徑，歷史教科書卻只字不提。尤為可恥的是，1958年，毛澤東在《讀〈三國志集解〉批語》中，卻以中國歷代農民暴動為榜樣而發動人民公社運動，明確地把“清末義和拳運動”作為偉大的範本（《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並將自己這份批語下發全黨作為發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指導文件。至於其後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反帝”、“反修”，乃至今天的“反日”，它所表達出的清除外來事物的瘋狂和義和團行動如出一轍。

對於極權政治而言，篡改歷史是一種本能體現。早在1949年的時候，奧威爾就在《1984》中對此進行了想象性的描繪：主人公史密斯·溫斯頓是黨的外圍成員。他才思敏捷，擅長用官方語“新語言”撰文，因而在真理部有份改寫記錄的美差。如果黨對戰爭的進展預測不準，或是有些生產情況與第九個三年計劃所制定的目標不符，溫斯頓便加以改寫。所有發表的材料都經常被改寫、更新，因而一切歷史都會同黨的願望與目標保持一致。他們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指鹿為馬的行徑固然是考驗下屬忠誠的絕佳辦法，但其最直接的目的還是為了愚弄民眾。愚弄民眾僅靠篡改歷史是做不到的，還得封鎖和毀滅一切與真相相關的資訊，如禁止接收境外衛星電視節目，禁止瀏覽境外“反動”網站，禁止傳播小道消息，禁止……等等。中宣部每天都監護著全國人民，時刻擔心人們被“腐朽墮落甚至歪曲事實的境外輿論”所誤導，因而需要思想永遠正確的官方機構先過濾，以培養人們形成“正確的、高尚的”欣賞口味或認識。但焦國標先生毫不領情地說：“中國資訊豬圈的本質是把人不當人，把人當畜生；把人不當人的人也不是人，把人當畜生的人，自己首先得變成畜生，否則幹不出來這活兒。……資訊豬圈就是使人什麽也不知道之舉，因而也就是以待畜生之心待人之舉。”（《構築中國大陸資訊豬圈的二十八塊臭石頭》）

在我國，愚民政策也並非共產黨獨創，它源遠流長，根深蒂固。錢鐘書在《管錐編》中論及《左傳》昭公十八年載周臣原伯魯“不說（悅）學”的有關史事時，認為那就是“愚民”的源頭而寫道：“愚民之說，已著於此”。就此他引出了《老子》：“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論語·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孫子·九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等古籍中諸多議論，指出原生形態的 “愚民說”就是原伯魯輩的所謂“不說學”，也就是“治民如治軍，亦使由而不使知也”。

不過，愚民的最高手段乃是授以詩書，詩書自然是要嚴格挑選並有機篡改的，一中學老師說，以前歷史教科書老是歌頌農民起義如何如何好，現在倒好，自己坐穩了江山就閉口不談了。不談了農民起義，不談民主自由，但臭不可聞的毛思想鄧理論卻連篇累牘，逢考必試。明末趙南星說，“‘秦政’徒焚書坑儒，以愚天下之人……後世師其意而反之，乃是天下人各受其經，習其師說，而取剿襲鄙淺之文。……故秦以焚書坑儒，愚天下之人，而後世以讀書為儒，愚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漸漬於其中，……不能為亂，亦不能為治”。晚清大臣馮桂芬進而論證說，“明祖以時文取士，其為為孔、孟明理載道之事，其術為唐宗‘英雄入彀’之術，其心為始皇焚書坑儒之心。”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文章’以及‘明理載道’之事固無不足以自愚愚人。愚民之術亦可使愚民者並自愚耳。”亦即自欺欺人。

自愚的癥狀是沒有信仰也沒有敬畏，目空一切，惟我獨尊。毛澤東以愚公為典範實行愚公治國，公然宣稱：“人多力量大。”“知識越多越反動。”他拿人民的生命當炮灰卻從不承認自己的落後和愚昧，全國餓死幾千萬百姓還整夜憂心著糧食多了怎麽辦。現在民怨沸騰，冤案層出不窮，報紙電視卻是其樂融融，歌舞升平，似乎已經是一個和諧社會。再如近日，中宣部下文要求媒體不得報道反日遊行，一方面又鼓勵媒體從業人員參加遊行，外交部發言人謬論說：“中國部分群眾，由於不滿日方近來在對其侵略歷史等問題上的錯誤態度和做法，自發地舉行了抗議示威活動。”對於愚弄人民，攪亂視聽，專制統治者有的是說法。但與此同時，下級、臣子和民眾也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實施著“愚官”、“愚上”、“愚君”政策，從下到上，層層摻水，已至於民謠：“吹牛皮，扯大淡，村糊鄉，鄉糊縣，一直糊到國務院；國務院，下文件，一層一層往下念，只管傳達不兌現。”上上下下皆習以為常，默而許之。本來愚民的話，到頭來連自己也信以為真。於是，自導自演，丑角登臺，自愚自樂，荒唐透頂。

2005.4.23

－－原載《議報》第195期(//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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