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6日訊】(據中華網4月26日報導)賈樟柯的工作室設在北京電影學院青年電影製片廠宿舍的一個半地下室裏，兩間不寬敞的房間裏堆砌了雜七雜八的東西：大紅布料沙發、桌椅、電影剪輯機、四處散落的書刊、電影海報、影碟……這便是他長期蝸居的工作室，常常感受不到外面溫暖的陽光。也就是在這裏，卻蹦出了五部反響不俗的電影作品。

解禁後的首部作品《世界》正在全國公映，十幾座中心城市的訪問量讓賈樟柯喘不過氣來，他必須第一次裝得像是一位稱職的“公關先生”。早飯沒吃，都過中午12點了，助手買來的盒飯，他瞟了一眼便推到一邊。他說自己只要一吃飯腦袋就會犯昏，適當的饑餓可以使人精神抖擻。

　　很多年前，香港《新方世玉》劇組駐紮在北京電影製片廠，每當拍戲時，就會有一個身穿軍大衣的人在邊上徘徊。這人便是賈樟柯，為了學習導演的現場經驗，他一直在北影廠偷看了一個冬天。

從《小武》、《站臺》、《任逍遙》，再到如今的《世界》，賈樟柯有力地勾畫了1970年迄今的社會變遷。以流行歌曲為背景，《站臺》生動地刻畫了1979年至1989年的中國社會文化編年史。通過一個身處崩潰邊緣的縣城文工團兩對戀人顛沛流離的故事，以“小”見“大”地概括了一代人的墜落歷程。

《小武》描寫了一個小偷的生活與愛情，他對傳統的人際關係充滿了幻想，但最終他又被所有人拋棄與圍觀。《任逍遙》講述2002年兩個大同少年，他們無數次希望，又無數次絕望。《世界》則是賈樟柯第一次把視線投入到成就自己夢想的城市——北京，在世界公園這個荒誕的微觀世界裏，表達兩個小鎮青年的夢想與現實。

2000年前，賈樟柯對北京這座城市一直沒有歸屬感。剛到北京時，他最不習慣的便是連珠炮似的北京話。沒有歸屬感緣於自己選擇的飄零狀態，“不適應，包括孤獨感等等我都可以克服，只要通過努力的工作便能忘掉這一切。工作讓我日夜不明，以前我覺得時間是在一種緩慢的狀態下流動，現在我卻注意不到早晨、中午和黃昏，時空都是模糊與壓縮的。”

“中國這麼大的面積，現實生活差異很大。問題是在我們的電影或者藝術裏，另外一部分地區、另外一部分現實被遮蔽了。有機會，我就要把這一部分表達出來。”

不管是崔明亮、小濟、小武還是小山，他們都是沉沒在社會底層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就像生長在大地上的小花小草，不為人知卻又漫山遍野。其實，這些人物素材都與賈樟柯的生活經驗有著某種親密關係。十幾歲時，他最大的夢想便是當一名有勢力的小混混。他偷過東西，打過架，在被人追殺時“英勇”地從二樓跳下。與他一道消磨少年時光的兄弟們，有的成為小偷，有的被槍斃，有的因酗酒過度而身亡……

2004年賈樟柯解禁後，《世界》也順利通過審查。該片策劃、上海電影製片長導演馬甯說：“這是個很嚴肅的作品，嚴肅的作品會牽涉到人生存的一些真相。真相表達得很深入的話會造成別人的費解；如果表達得很清晰的話，會引起一些問題。這次送審時有個特殊的原因：電影局想讓整個第六代導演，通過這個機會浮出水面，因此在審查時顯示出了一定的寬容度。”

賈樟柯也在努力地用各種方式把握“話語權”，儘管他還不適應。同時，一套完整的商業計畫與公司架構也在賈樟柯的策劃下，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他希望用一家製作公司，一家廣告公司，一家發行公司形成“三駕馬車”的公司結構。這三家公司除了集中資源製作自己的電影外，還想做一些其他電影的發行與投資。

讓電影與現實保持很淺的關係

時代人物週報：現在回過頭看，發現在你前幾部作品中，還是“小武”這個人物最有意思。

賈樟柯：經過了這些年經濟的變革，人際關係重組，在現實中小武這種人物已經絕種了，小武這個人物最大的特點是他對現實中的人際關係有特別大的熱情與幻想。小武每天在街上奔走，不就奔走在人際關係裏面嗎？真的，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可能有一條路經過你家門口，可當這條路經過你家門口的時候，生活真的已經變化了。

時代人物週報：你第一次把眼光放在北京這個大都市，這是不是說明中國社會的變遷已經影響到你的創作素材？

賈樟柯：不，中國現在還是一個農業背景的社會，精神就是這樣的一種精神。其實，我就很不喜歡那些外型、精神上很不中國的東西。比如說吃早餐非得要喝橙汁、吃麵包。另一方面，從精神上我們都自覺的有一種孤獨感，等等。這些東西都有問題，我們生活本質不是那樣的。

時代人物週報：在你的電影裏，總給人一種與生活關系很淺的不確定性。

賈樟柯：我特別喜歡這種感覺，它不是紮下去探索這個事件本身，若能那樣的話也很過癮，但我覺得讓電影與現實之間保持著一種很淺的關係挺好。其實，我們現在面對現實就是一種很淺的接觸，每個人都有很深的個人生活，你看很多人都是如此，今天她去了一個地方，明天她又去了另外一個地方，突然一天她又交了一個男朋友，改天一起吃個飯。

在現實中，大家不都是這麼淺嗎？但這樣也好，有它無限豐富的可能性，我想《世界》也是如此。今天往這邊走，明天往那邊走，當然，總體上還是一個孤獨飄零的狀態。我很喜歡“飄一代”這個詞，不知道是誰發明的。

獨立電影需要一個製片工業系統

時代人物週報：我們看你以前的三部電影，主要是通過盜版瞭解的，你恨盜版嗎？

賈樟柯：有人說這是中國消費能力的問題，可我認為它還是一個體制問題。因為，沒有正常渠道可以引進這些電影，電影進口仍然限制在國營單位手裏，他們在替我們選擇電影時，沒有想到文化的多元性，也沒有能力選擇更多更好的電影。

在國外引進影片都是很自由，看中哪部電影就直接買過來放，不存在配額。這種東西壓抑中國人觀影欲望，培養了盜版市場。於是每當一部大片出來後，大家都搶著買，就怕沒了，就好像一個餓怕了的人一樣，有了糧食後首先要存著。

　　時代人物週報：解禁，對於你可謂一個好消息。

賈樟柯：是啊，前後長達八年，最早是1996年1月13日被禁之後，我經歷了什麼都不顧及的“放縱期”。開始我認為這樣的一個體制，沒有必要去關心它，《站臺》《任逍遙》就在這種狀況下拍完了。可我又面臨著一個新的問題——公演與投資成本回收。

堅持獨立性相當重要，可爭取公演也非常重要，若你僅堅持獨立性而不去爭取公演的話，那麼，你的電影便無法與公眾見面，我們的電影會受到輕視，甚至會不存在。不能公演，不能談論，不能成為一個公共的資源，那麼，電影就發揮不了它應產生的作用，我一直在為此努力。恰巧碰上中國電影開始討論產業化這樣一個契機，天時、地利、人和促成了我2004年的一次轉變。

　　時代人物週報：據說你已有一套發現新銳電影導演的計畫。

賈樟柯：光我自己去拍電影，融資不會有問題，可中國光幾個獨立導演還不行。以前，大家各忙各的，散兵遊勇，你從木材廠找20萬拍一部電影，他從房地產公司找100萬，未能形成一個系統，可沒有一個幫助獨立電影的系統是不行的。拍完之後無法深入組合電影資源。另外，渠道不通，想拍電影不知道從何下手。

　　時代人物週報：這麼做的主要目的是什麼？

賈樟柯：我們這麼做是想告訴年輕導演，不要只盯著商業大片。同時，我們希望通過這種拋磚引玉的行為，讓中國獨立電影真正形成一個製片工業系統，只有形成了系統，才可能有放映空間。

一年只有三四部這樣的電影在電影院放映不行，中國每年若有二三十部這樣高質量影片放映的話，我們空間也就大了。一個導演怎麼去打開這個空間？

時代人物週報：這是否意味著獨立電影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包括你個人在內。

賈樟柯：或許是，以前我是一個孤獨個體，只埋頭拍電影。拍完《任逍遙》後，我的切身體會就是一定要擁有一個固定公司和製片團隊，保證資金能最終回流到電影本身，然後再投入，形成良性迴圈，最終讓電影價值體現出來。目前，獨立電影的大部分資金都流到了盜版商的褲兜裏，這顯然不健康。

中國電影業現在經歷的關口與日本經歷過的一樣，一個大的製片公司壟斷了一切，電影業處於一個崩潰的狀態。但後來，隨著大大小小獨立製片公司的出現，才形成了今天多元的日本電影文化。

“公共化”與獨立性不矛盾

時代人物週報：不少關注你的人都會發現，在不同媒體採訪中你卻有相同的陳述，為什麼？

賈樟柯：這沒有辦法，它是一個工作，我覺得自己有時像答錄機一樣，重複地把自己的聲音放出去，不停解釋自己的電影，電影導演不應該拒絕這樣的工作。其實，這個世界非常喧囂，你要不反復、大聲地重複自己的話，沒有人能聽見你的聲音。

時代人物週報：你已成為不少人眼裏先鋒、叛逆的文化偶像，但你越來越“公共化”的形象讓很多人開始質疑和批評。

賈樟柯：我覺得這是必然的。在創作上我要保持一貫獨立性，可這不等於關起門做事。你需要把你的觀念講出來，否則，沒有人能發言會很麻煩。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個短信，一定是認識我的人，或者我以前留過電話號碼，我不知道他是誰，短信上的內容是“你現在已經不是導演了，而是一個公關先生。”

我想，他(她)可能看我參與的公共活動越來越多，談論我電影的人也越來越多，有點不舒服。我想這是大家需要克服的，我們再也不能羞羞答答地拍電影了，要讓更多人知道我們的電影很重要，你來分享我的電影也很重要。

把一部片子鎖在抽屜裏，並非一個好辦法，也不代表你很獨立，很堅持，你一定要拿出來讓人家看，看我們拍這樣的東西，你喜歡嗎？你不喜歡嗎？你為什麼喜歡，為什麼不喜歡？從1990年到現在，有多少好東西放在了抽屜裏面？這次發行我就一直跟我的同事們說，不要羞羞答答的，這與獨立性沒有任何衝突。今天，我的電影公演了，我就把它推到公眾面前，我就要讓更多人來瞭解我們的工作。

時代人物週報：既然進入到一個新的商業規則裏，就意味著你會有失敗的可能性。

賈樟柯：我自己從來不怕失敗，因為我本來就是兩手空空，我失敗了也不過只是兩手空空，有什麼大不了的？

不是錢、不是體制，而是創作

時代人物週報：你曾說拍電影擺在你面前的困難，不是錢也不是體制，那是什麼？

賈樟柯：最主要還是創作，包括現在很多人認為擺在中國電影面前無非是三大問題；投資、體制與發行，的確，這些都是大問題。不過，歸根結底還有一個創作本身的問題，而伴隨我的也大多與創作有關，沒有任何為創造而苦惱的導演，會很麻煩。

包括在我工作越順利時，我越懷疑自己的工作質量，一種慣性狀態下的工作，會因失去挑戰而進入一種惰性裏。給自己造麻煩永遠是自己的，體制是一個很無奈的東西，我們努力推動它，可它的變化卻很緩慢，那你得接受這個現實。

這並不是說你就認同這個現實，而是說你仍然要工作，你不能說因為這個體制你就不拍了，這肯定不是一個特別積極的態度，另外一方面資金的問題也會慢慢好起來。

時代人物週報：有人猜測說可能十年以後，賈樟柯或許會成為另一個張藝謀，你怎麼看？

賈樟柯：那不要吧，我覺得我們方向不一樣吧。我自己的口味還是在一個年輕電影文化的定位上，以後我也會加大拍片密度，現在拍片太少了。兩年拍一部，其實，可以再多一點東西，等我的公司架構好了之後，我希望自己能提速，多拍幾部影片。

(“張藝謀的影片缺乏一種自覺的文化意識，所以他會朝著商業方向一路狂奔下去。我覺得，如果有一種比較現代的文化意識和民主意識，是絕對不會拍《英雄》這樣的電影的，這基本上是一種腦袋糊塗的表現吧。”賈樟柯曾這麼評價張藝謀。)

　　時代人物週報：聽說你的下一個作品是一部紀錄片。

賈樟柯：對，名字叫做《靜物》，主要是拍一些不愛說話的人，一方面拍這些沈默者的狀態，另外一方面拍攝這些沈默者的空間，拍他們的窗臺，他們的桌子，他們工作的環境。

　　時代人物週報：你會去拍別人寫的作品嗎？

賈樟柯：會的，我們現正在準備的劇本就是別的作家寫的，這一方面我是比較開放的，我從來不拒絕和別的作者合作。不過，有的電影是別人替代不了的，比如《小武》這樣的題材便是我身體裏面的東西。

比如《世界》，我跟別人說我要在一個公園裏面拍一部電影，別人還不相信，他們說這怎麼拍啊，那麼枯燥的一個地方。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公共記憶與公共經驗比較強的東西，包括《站臺》我覺得別人寫都沒有問題。（時代人物週報 韓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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