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奎德：玩火者的尷尬
【大紀元4月23日訊】最近，中國各大城市接連發生的反日遊行大示威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三周之後，形勢急轉直下，北京當局緊急叫停，並動員了自己全部宣傳工具和員警力量。
前些天還在內心竊喜，認為“民氣可用”，不妨“禍水東引”，以減輕內壓的北京當局，現在，當遊行示威規模迅速擴大，國際輿論反響強烈之時，有點沉不住氣了。胡錦濤說：遊行擴大只會給異議分子提供“發洩不滿的藉口”，並專門在4月9日召開會議，呼籲黨政軍幹部“不要參加未經批准的遊行等活動”。中國公安部聲色俱厲：“不要參加未經批准的遊行示威活動，也不要利用互聯網和手機短信傳播鼓動遊行示威的資訊。”肅殺之氣，撲面而來。
此情此景，一放一收，令人不由想到百年前北京的一幕。
當年，慈禧血腥鎮壓了戊戌變法後，清廷與西方日本的關係急劇惡化，慈禧的權力由此動搖。特別是，當傳來西方各國迫她“歸政”的所謂“絕密情報”後，慈禧惱羞成怒，驚恐和仇恨之下，她想到了“民意牌”。於是，向往日被官方鎮壓和防範的義和團伸出了橄欖枝。慈禧依恃“刀槍不入”的義和團，竟然做出了“殺盡境內所有洋人、對十一國同時宣戰”的瘋狂決策。於是，自1898年秋開始，義和團在山東冠縣蔣家莊豎起——“助清滅洋，殺盡天主教”大旗，1900庚子年，扶清滅洋的義和團滿懷愛國激情，一路示威，大舉入京，殺公使，燒教堂，攻使館，縱橫馳騁。
然而，慈禧所憑藉的念念有詞、具有“刀槍不入”“特異功能”的義和團，在八國聯軍洋槍洋炮的轟擊之下，血肉崩裂，屍橫遍野，而慈禧則驚恐萬狀，狼狽逃竄西安。中國陷入巨大的民族劫難之中。無奈之下，慈禧不得不低頭求和，賠款割地，並轉過頭來兇狠地剿滅了她開籠放出之虎——義和團。那些曾受太后恩寵清廷嘉獎的“忠勇愛國”的義和拳民，慘遭兩度宰殺：一洋一清。並且，慈禧在國內與國際的“大氣候小氣候”下，也不得不被迫實行了類似戊戌變法的“新政”。
然而，遲了。歷史已經拋棄了她。數年之後，武昌軍興，滿清灰飛煙滅。
看來，民意之火並不是那麼好玩的。
誠然，中國幾大城市這次反日遊行有一些長期鬱積在中國民間中的社會心理因素。百年來中日之間的恩怨仇結奠定了其中的基礎。雖然北京辯曰“此地無銀，與政府無關”，但官方的默許認可縱容仍是不容否認的。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何以在中國，任何自發表達民間不滿和憤懣的遊行示威都被扼殺于“萌芽狀態”，而獨獨這次“自發”的反日的遊行能蔚成聲勢，浩蕩壯闊呢？連北京的在海外的辯護士也公開承認：“……於是，中國政府唯有借重民間樸素的愛國主義精神與民族感情，這是近日中國社會系列“反日”運動竟成聲勢的主因。”
無疑，日本部分極右翼人士任意塗改教科書，歪曲歷史，是必須嚴正譴責的狂悖行為。但正如香港一位評論家所指出的：“任何國家的民眾示威，都可以說是群眾的‘自發’活動，惟有中國不能說是‘自發’的活動。因為在一黨專政之下，若沒有官方的鼓勵，幾萬人的遊行必遭扼殺禁止。任何國家都可以藉群眾示威的‘民意’，來支持它的對外政策，來強調它對外政策‘民意認受性’，惟有中國不能以此來顯示‘民意’。因為中國沒有‘民意’，既沒有獨立的輿論，也沒有真正由普選產生的‘民意代表’──民選國會議員，甚至沒有定期進行的獨立的民意調查機構。”
沒有法治，沒有制度化的民意疏通管道，沒有各種意見的自由表達、沒有各種政綱的相互平衡，“民意牌”若被單向操縱，勢必極化，走火入魔，最後吞沒玩牌者自己。有人盛讚大獨裁者對民意能“收放自如”，以用於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像有人常常讚揚毛澤東就能玩弄民意於股掌之上。然而，1976年“四五運動”時，毛不是也被他自以為能操縱的民意燒焦了嗎？收放自如，談何容易！中國老話早就有經驗之談：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你以為你憑藉暴力和謊言就能永遠會載舟行水，一帆風順？孰知前面的“麥城”正等著你走去呢。義和團和清王朝的前車之覆，殷鑒不遠，中南海諸公，能不慎乎？
對這次反日風潮，國際社會所關切的是，北京玩火的短期和長期目標究竟是什麼？它能夠如願以償嗎？
現在已經日益清楚，中國政府的短期外交政策目標是挫敗日本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努力，長期目標則是與日本競爭北亞地區政治、經濟、軍事大國的地位。
本來，國家之間的競爭無日無之，遵守國際遊戲規則，堂堂正正行之即可。韓國就是這樣做的，它很早就公開聲明反對日本“入常”。但北京當局不此之途，卻扭扭捏捏彎彎曲曲要搞點的“民意”來遮羞壯膽。然而，眼見“民意”之虎出閘，勃勃生猛，勢難控制，難免惹火燒身，於是，又不得不連連祭出“穩定”金牌，緊急刹車。左右支拙，用心曲折，貽笑大方。
近年來，中共在“財大氣粗”以後，為了擺脫自己在地緣政治上被包圍的困境，在外交上慘澹經營，用盡機心，搞了許多小動作，諸如在一些邊界領土糾紛上慷慨讓步以換取鄰國好感，對一些小國窮國大撒銀子等等。從這次對反日示威所實行的前放後收、前鬆後緊的尷尬策略看，從中南海屢屢透出的危機心態看，上述被包圍的地緣政治心態看來仍沒有絲毫化解。因為這種心態根源於一種缺乏基本的合法性自信的脆弱心理。
如果對自己的國家定位、對自己的制度形態、對自己的統治合法性賦有基本的自信，日本進入安理會中國怕什麼？國民遊行示威表達政見政府怕什麼？開放報禁黨禁執政當局怕什麼？
在筆者看來，評估一個國家（政權）是否應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資格，該國對國際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生態）貢獻大小和責任心比其歷史罪錯更重要；該國的制度形態（專制或民主）比其對歷史的反省深度更重要；該國對他國國民與對本國國民所犯的歷史罪錯同等重要，而與該罪錯距離今天的時間長度成反比。當然，還可以列出一些標準，但上述尺規無疑是最基本的。
以這樣的標準來審查一下北京政權，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有鑒於此，我恐怕這次事件給北京帶來的並非正面的績效，而是負面的苦果。而國際社會，除了增加對北京的疑慮之外，同時會更加密切關注在五四、六四期間上述事態的後續發展，關注中國社會排外情緒的漲落，關注敢於履踐自己的憲法權利堅持遊行者的人身自由與安全，關注北京當局是否向慈禧的老路滑行。
正人須先正己。奉勸中南海主事者，何不利用這一歷史機會，反躬自責。須知，或許你這次使出渾身解數，能夠阻撓安理會的重組和聯合國的全面改革。但是其邏輯後果就是，聯合國將愈益缺乏效率，日益邊緣化，日益成為擺設。如此，則勢必有其他有效率的機構或國家來逐步取代聯合國的功能。順理成章，北京政權自己的作用和功能也將日益邊緣化，日益被人鄙視，日益無足輕重。這恐怕是中南海袞袞諸公所不樂於見到的。為今之計，北京當局的唯一的出路是，真正對中國的國家定位作一番徹底檢討，調轉航向，與國際主流的政治經濟制度接軌。如此，則地緣政治的困境化解，台海危機化解，中日關係趨緩。如此，則中國幸甚。世界幸甚。
何去何從，請諸位長考之。
作者為《觀察》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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