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2日訊】魯迅先生早在「五四」時期就指出，「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無論是前些年南斯拉夫中國使館被炸後出現的反美示威運動，「九一一」之後大學校園裡的一片幸災樂禍聲，還是近來出現在虛擬網絡和地面上的抗日的聲浪，都彰顯出國人的這種「合群的自大」。

網上消息，繼北京、廣州等地發生反日遊行之後，在上海、天津等地也發生了同樣的遊行，就連「山外青山樓外樓」的休閒型城市天堂杭州也不例外，在中國特色的「遊行集會示威法」下，遊行真是久違了（不過，官方媒體對如此大的新聞差不多隻字未提）。遊行隊伍中那些呼喊口號的青年、砸汽車的「英雄」誠然以為他們正在愛國，他們的壯舉就在捍衛民族尊嚴，不知道他們的遊行、砸車主要只是一種情緒宣洩，是在看不見的手操縱下的「自發」行為，情感大於理智不用說，本質上還是「合群的自大」，表現出一種躲在人群中的勇敢姿態。同是反日，我們的近鄰韓國的表現就大為不同，從報紙上看，他們當中有人挺身自焚之類的。我不是贊成一定要用這種極端方式表達什麼，但從中我們不難看出民族性格的不同，中華民族（尤其漢族）確實是綿羊般馴服的性格佔了上風，哪怕是遊行表達對日本的不滿，也是在得到現政權默許、容忍甚至是或明或暗的慫恿下才成為可能的。

所以，現在的所謂反日充其量也只算得上虛擬的、自我陶醉的愛國主義，真正的愛國主義只有建立在魯迅所說的「個人的自大」、也即胡適提出的「獨立的個人主義」基礎之上，才有可能。這個問題在陳獨秀那裡早就解決了，愛國不是愛政權，更不是愛某個掌握了我們生死、命運的權勢集團，而是愛一個「為保障吾人權利謀益吾人幸福之團體也」，在這樣的「團體」沒有出現之前，其實是沒有真愛國可言的。

我對中國的民族性格向來不樂觀，對強權、對武力的恐懼和屈從是我們慣有的常態，當我們感歎皇權總是如此穩固、人肉的宴席總是如此豐盛，我們總是像一頭羊一樣免不了「刀俎之間」的命運時，往往不是血脈僨張，從而起而掀掉這個密不透風的鐵屋子、毀壞流水的宴席，去尋求一種能保障我們權利、尊嚴與幸福的生活，而是選擇「暫時做穩奴隸」，以煙或酒或詩或麻將之類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一切都是為了生存，也歸結於生存，逆來順受，仰望權勢，敬畏強者，崇拜勝利者，只認成敗，沒有是非。即使反對也只是反對那些權勢者允許我們反對的虛擬對象，比如美國，比如日本，這是一種安全的反對，又打著愛國主義的旗號，如此廉價的買賣，真是何樂而不為。但是倘若以為這就是真的愛國主義，那會貽笑大方。

當然，這並不是說日本的倒行逆施不該反對，但不能盲目地為反對而反對，更不能按照早已被劃定的圈圈、道道來反對，不能以「合群的自大」方式來表達愛國情感，也就是不給那些剝奪了我們一切權利、尊嚴的專橫勢力占一絲便宜。日本這個民族確實在骨子裡有霸氣、跋扈，對鄰國始終構成威脅，自懂事以來我對日本就沒有好感。一部動盪不安的中國近代史就是與日本對中國的領土野心分不開的，包括毛澤東取代蔣介石，君臨天下的「紅太陽」之所以能在泱泱大陸升起。毛澤東控制的「打天下集團」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日本全面侵華造成的空前機會，沒有這個歷史契機，後來的結局將會大不相同。所以當上個世紀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恢復中日邦交時，田中表示歉意，而「一代梟雄」的回答是「感謝日本皇軍」，言下之意，沒有皇軍就沒有新中國。這些話赫然登載在當時的《參考消息》上，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大抵都有些印象。民間對日的怨氣始終沒有消散，百年傷痕至今猶新，但是任何民族情緒的表達都不應該被愚弄和利用。 @(//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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