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0日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快60年了，作為亞洲國家的日本和作為世界大國的日本究竟在世界秩序中是一個什麼樣的地位，恐怕國際戰略研究專家都很難說清楚。

這皆因為在她身上存在著太多的相悖色彩：其一作為加害者（如製造南京大屠殺），她是人類核爆炸的第一個受災者（廣島長崎的毀滅）；其二作為一個有著深刻軍國主義文化基因的國家，在刺刀下接受了民主憲法，成為民主國家；其三在積極承擔國際義務的同時，國內的修憲呼籲不斷高漲，凡此等等。

然而，這一切並沒改變日本作為亞洲新興的民主國家的根本性質。威爾遜主義明確地告訴世界：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二十世紀初期日本的勃興的重要“道義基礎”就是代表亞洲抗拒西方，從日俄戰爭（1904）到以復興儒家的名義侵入中國（1937），無不是以衛道者的面目出現。現在，這個基礎已經不存在了。她已經轉入民主國家行列快60年了。也就是說日本已經沒有再次發動世界大戰的“道義基礎”了。日本會和歐洲國家因世界市場的份額而發生戰爭嗎？日本會和美國因石油和汽車貿易而發生戰爭嗎？

不會的！

那麼，為什麼亞洲多數鄰國們還願以前現代眼光看待一個政治已經現代化了的日本呢？那皆因為他們的政治仍處於前現代狀態，仍要靠狹隘的民族主義支持自己合法性漸失的落後政治；或者說民族主義對於一個本來政治已經現代化的國家來說，還面臨著難以了結的歷史情緒（如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日本也就成了一個國際理由。

“亞洲”從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的文化地理概念，她從來沒有歐洲、非洲的那樣的文化純粹性。作為一個前現代的概念，亞洲早該解構了。亞洲至少應該分為三部分：儒教部分，伊斯蘭教部分以及印度部分。也許只有在亞洲的分化之後，日本真正才能是世界的日本。如果日本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成為世界的日本，其標誌當然是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行列。不過，作為亞洲的日本之身份的非明朗化確實是一個阻滯因素，儘管這個相悖色彩是外界給定的。

東亞地區在文化上是不寬容的，也缺乏悔罪意識，更缺乏合作精神。

為什麼不能寬容一個承擔人類最殘酷悲劇的國家呢？為什麼那些一直在迫使日本悔罪的政治集團不對自己針對自己人民的暴行，而向自己的人民悔罪呢？－－我想勃蘭特的膝蓋不只是長在歐洲人腿上的，也是長在亞洲政治家們腿上的。“跪下吧！向自己的人民悔罪吧！為你們向人民犯下的暴行而悔罪吧！”－－誰在他們的內心世界提醒他們？

至今，這仍是個大問題！因為那些身背屠殺罪惡的集團、個人心中沒有上帝，他們自己就是現世的神聖，又怎麼會悔罪呢？

缺乏了寬容與悔罪，自然就會推拒可能的合作：一個六十年的舊帳還在糾纏不清，一個本來就歪曲了國際政治命題又被狹隘的民族主義謊言屢屢加工，成為一個少數人甚囂塵上的藉口。

任何人也沒權力否定少數的意義，唯其如此，在你祭奠有著深重罪惡的政治先人的時候——如走進毛澤東的紀念堂，就應當允許人家以自己的方法表達同樣的理念——如參拜靖國神社。

在中國這樣的國度裏，即大多數在遭受極少數的愚弄的文化中，要是坦言支持日本“入常”，恐怕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來承擔駡名。作為一個堅定的自由主義分子，我不會憚於那樣的攻擊，我以個人身份表明：支持日本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行列。當然，如果印度、埃及能夠同時加入，那麼整個世界肯定比現在更理性！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中國

──轉載自《觀察》網站(//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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