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美國的黑暗時刻
【大紀元4月1日訊】我對特麗（Terri Schiavo）被判“死刑”的憤怒和悲哀，超過了對造成三千人死亡的911恐怖襲擊。這絕不是誇大其詞故作驚人之語，因為911是瘋狂的恐怖份子所為，是全人類的常識都共同認定的非理性的魔鬼，在善良的人們毫無防備之際所犯下的罪惡；而特麗的被判“死刑”，則是在最民主自由的美國，由被視為最文明、最理性的法官們，在全國人民的眾目睽睽之下，按照法律條文實施的，而且還得到了以專家、教授、學者、醫生、法官、律師、記者等為主的不少美國人的支持。
“好人”理性地殺人，遠比魔鬼瘋狂地殺人更千百倍地令人恐怖。人類最血腥的罪惡，從來都是所謂“好人”高舉著“正義”的旗幟，在法律的保護之下理直氣壯地執行的。特麗事件之所以引起了美國、整個西方、以至世界的關注，之所以再次把美國輿論撕裂成兩半，再次凸顯左派民主黨和右派共和黨之爭，就因為它絕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家庭民事糾紛，也不僅是一個文化和法律衝突的問題。
對這個腦殘障者生命的處置和態度，淋漓盡致地表現了美國及西方社會兩種文化（死亡文化和生命文化）、兩種理念（人本主義和基督信仰）、兩種文明（相對倫理和絕對道德）之爭。它涉及到人類在這兩者中選擇哪個走向的重大問題。美國法官的這次判決，不僅剝奪了一個無辜女性的生命，而且是一次對“絕對道德標準”判處死刑，它是20世紀導致納粹和共產主義興起的那種拒絕上帝、人本主義思維的可怕延續。
這個在過去兩周以來引起美國媒體和民眾最大關注的事件起因是在1990年，當時26歲的特麗突然心臟停跳了幾分鐘，導致大腦缺氧而失去意識，醫生診斷她成為“植物人”。8年前，她的丈夫邁克向佛州法庭提出，要求拔掉特麗的進食管，理由是他妻子曾說過，如成為植物人，不願意靠插管存活。但特麗的父母不同意，不僅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聽過女兒這種表示，而且他們提供的錄影帶顯示，特麗不僅有表情、會微笑，還有眼睛、頭部隨移動物轉動等反應，即她沒有完全腦死亡；所以他們打官司要求照顧特麗，希望女兒活下去。但佛州法官卻判決邁克勝訴，於是特麗的食管被拔掉。
按美國目前的法律，這類民事案件由各州地方法院判決，聯邦法院不受理。但由於特麗案件事關緊急的人命和對重大生死問題的態度，所以美國參眾兩院隨即通過了一項專門法案，同意特麗一案可遞交到聯邦法庭審理；休假中的布希總統也連夜趕回白宮簽署法案生效。但是，聯邦法院和聯邦巡迴法庭審理的結果仍是特麗父母敗訴。最後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被拒絕受理，因最高法院一般只審理和憲法有關的案件。
特麗一案主要是由佛州地方法官審理的。判決拔掉特麗食管的主要根據，一是按“佛州監護法”，特麗的丈夫邁克是監護人，他有代表特麗發言的權利，而特麗的父母沒有；二是邁克表示特麗曾說過一旦成為植物人，不願意活下去，所以拔掉食管是特麗自己的意願；三是醫生診斷特麗已處於“腦死亡”的植物人狀態，沒有康復可能。
但法官的這三條主要判案根據都有可爭議之處：首先是邁克已經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丈夫資格”，因他早在八年前就和另一個女人同居並生了兩個孩子，後來兩人正式“訂婚”。法律之所以把監護權交給配偶，是因為在正常情況下，配偶之間具有最親密的關係。但當邁克和另外一個女人一起生活、生育子女、並已經訂婚的情況下，他對特麗的愛和情感當然大打折扣，而且既然他已經違背了婚姻誓言，他就已經不是事實上的丈夫。但法官無視這個任人都可以做出基本判斷的常識，堅持邁克仍是法律意義上的丈夫，仍有完全代表特麗講話的權利。
其次，整個案件中最關鍵、也是支持給特麗拔掉食管的陣營最強調的，是絕症病人有權利選擇結束自己生命。但這裏的一個重大疑問是，到底特麗有沒有這種“遺囑”？事實是，她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說明她一旦成為植物人，願意選擇安樂死；只是邁克自己這樣聲稱而已。特麗發生意外時才26歲，那麼年輕就立下關于自己一旦成為植物人如何處置的口頭遺囑，不太合常理。據《華爾街日報》3月27日引用的Find Law公司民調，18到54歲之間的美國人高達76％沒有生存遺囑（living will），20多歲這個生命正旺的年齡段自然很少有人這麼做。即使在55歲以上的老人中，也有47％的人沒有這種遺囑。且不說特麗當時年輕、健康，立什麼關於植物人的遺囑，按常識判斷實在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使夫妻間不經意地感歎一句“我要是植物人可不想靠插管活”，能不能算正式“口頭遺囑”也非常值得討論。更何況現在只是一個背叛了她的丈夫這樣聲稱，沒有任何實際證據。
除了年輕之外，特麗出生、成長在虔誠的天主教家庭，很早就受洗。天主教是不同意用自殺和安樂死來結束生命的，因而作為教徒，她也不大可能立下這樣不合教規的“遺囑”。
而且各種跡象顯示，邁克的“遺囑說”不像是真的。據《紐約時報》報導的法庭檔，在特麗發生意外後七年之內，邁克從沒提過妻子有這種“遺囑”，直到他打贏了醫療事故官司，拿到了百萬美元賠償之後。特麗婚後一直無法有孩子，因此接受一種“激素治療”，期待增加生育可能。她發生意外後，邁克以“醫療事故”為由打官司，最後獲得105萬美元賠償，其中30萬給邁克本人作為婚姻損失賠償，75萬給特麗做醫療費。特麗當年的一位元女友在電視上說，邁克在打官司時承諾，拿到賠償要買個大房子，把特麗和其父母都接到家中；但他拿到百萬美元之後，“整個變成另外一個人”，他自己買了房子，裝修了他母親的公寓，卻沒有接特麗和她的父母，而是找了女朋友同居。後來又提出訴訟，要求拔掉特麗的食管。在特麗腦傷殘七年之後，邁克的大腦竟“突然”活躍起來，回憶說妻子有過口頭遺囑，這種說法怎麼能讓人信服？
據《紐約時報》報導，邁克的這種說辭曾被知情人戳穿過，在2001年邁克首次官司勝訴，特麗的食管被拔掉後，邁克的前女友給當地電臺討論節目打進電話說，邁克曾對她說過，他不知道特麗到底有沒有遺囑。於是法官根據這個“證據”恢復了特麗的食管。但不久那個女友就反供，背後是否有邁克壓力或收買，法庭則沒有調查。
對於邁克在特麗發生意外七年之後，在得到105萬美元、有了“未婚妻”之後，突然說“想起來”特麗有過口頭遺囑之說，《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克勞姍默（Charles Krauthammer）評論說，明擺著的，當邁克和他的“未婚妻”一起生活之後，“特麗就成了一個障礙”。福克斯電視臺王牌評論員歐萊利（Bill O’Reilly）則在他的廣播節目指出，當丈夫和妻子有利益衝突（邁克要和別的女人結婚）時，他的話不僅不可信，而且他已成為要蓄意謀殺特麗的嫌犯。
法官判決可拔掉食管的第三條主要依據（醫生診斷特麗已是“永久性植物人”）也是有爭議的。據《紐約時報》刊登的法庭檔，共有6名醫生作過診斷，其中4名確定特麗已是植物人，大腦已絕大部份死亡，沒有恢復可能；但有兩名醫生持異議，其中有美國知名神經科醫生切希爾（William Cheshire）曾去病房看過特麗，並研究了特麗父母拍下的錄影帶，他的結論是，特麗不是“植物人”，還有一定的意識能力。
四位認定特麗是“植物人”中的主要醫生是克蘭夫德（Ronald Cranford），他以前曾確診的一位“植物人”（也斷定沒有康復的可能），12個月之後卻清醒了過來。當有人對這位“專家”指出，如果當時聽從他的診斷，這個人不就像特麗一樣被“殺”掉了嗎？這位專家回答說，“那是我的一個錯誤；但特麗不一樣，她已是植物人15年了。”但美國最近有一位曾有被醫生判為“植物人”的女性，20年後竟可說話，呼叫父母。在CNN的“萊瑞．金現場”節目上，也有兩位女性現身說法，她們都曾被醫生判為“腦死亡”或“植物人”，也曾靠插食管存活，其中一位的脖子上仍可清晰看到那個插管的洞口傷疤，但她的丈夫拒絕拔掉其食管，細心看護她，5個月後，她清醒了過來，今天在電視節目上講話比許多專業評論員都更頭腦清晰、口齒伶俐。另外據3月26日《紐約時報》報導，在美國還有四名跟特麗的狀況一樣，由於大腦缺氧而導致腦死的男性病人，也是被醫生診斷為“永久性不能康復”的“植物人”，但最後都清醒了過來。
在三項主要判案根據都有疑點的情況下，為什麼佛州的法官們仍是拒絕特麗父母的要求？法律專家評論說，這是按司法條文辦案，因為按照法律，邁克是監護人，他說特麗有過口頭遺囑，這就是判案“根據”，而那些質疑則不能作為法律定案依據；對於特麗是否植物人，要以多數醫生的診斷為主，而且長達15年腦死，就沒有康復的可能。
但這樣人命關天的事，應不應該在有嚴重疑點的情況下定案？在美國，被判處死刑的，不等本人提出，都會“自動”進入上訴程式；每個死刑犯的平均上訴期超過20年，等於被判死刑後，至少還可活20年。任何新“證據”，或律師找到新的理由，都可以使案件一而再地上訴、重審。即使這樣，仍有相當多的美國人要求廢除死刑，畢竟生命只有一次，一旦錯判，就無法“更正”。
特麗案件則陷入類似“22條軍規”的窘境。因為如果她是個死刑犯，在所有上訴失敗後，州長和總統都有行政權力“特赦”她免於一死。但由於特麗是個完全無辜的人，從來沒有被判過任何罪，所以按法律不存在她被“特赦”一說；也就是說，沒有法律條文說州長或總統可以“特赦”特麗這種無辜、無罪的人。於是，殺了多少條人命的罪犯可以得到赦免，而一個完全無辜、無助的殘疾人，就竟然要在全世界的注目下，由於沒有法律條文保護，被活活地渴死、餓死！無論多少人在她病房門口聲援、呼救、流淚、祈禱，但所有人就都束手無策，天下沒有比如此“執法”、如此“人被條文殺死”更荒誕的了！
退一萬步說，即使法官判案的三條理由都毫無疑點地成立：第一，邁克沒有其他女人，仍在事實上和法律上都是完全有資格代表特麗的丈夫；第二，特麗有文字遺囑，不想在成為植物人情況下仍繼續存活；第三，全部醫生都一致判斷特麗大腦永久性全部死亡，沒有恢復的可能性。那麼在深愛特麗的父母、兄妹願意接管、繼續護理她的情況下，有沒有必要一定要按法律程式殺死一個無辜的人？
事實上，這種假設的三條理由也都有可爭議之處。首先，對於邁克來說，在妻子腦傷殘或完全成為植物人之後，他要找其他女人，就應該和特麗正式離婚。但事實是，無論特麗的父母怎樣苦苦哀求邁克和自己的女兒離婚，由他們來做特麗的監護人，邁克就是堅決不肯，一定要給特麗送終。佛州布什州長打官司要求州政府做特麗監護人，邁克仍不放棄，布什州長也輸了官司。
邁克堅決執行特麗“死刑”的理由是，他要尊重特麗本人的願望，他是在為維護特麗的“死亡權利和尊嚴”而戰鬥。這裏且不說特麗根本沒有留下文字，即使有，她是否清楚地表明在腦死亡什麼程度下不想活了？二十幾歲健康時的想法和今天是否一樣？從無數歷史人物和我們每個人的成長經驗中看出，人的思想變化可以是驚人的、翻天覆地的。尤其對於疾病和生死問題，健康人和病人的想法是有很大不同的。在美國多個電視評論節目上，都有人出來證明，自己健康時認為一旦傷殘等，就不想活了，但真正生病或癱瘓之後，想活下去的願望比健康時還強烈。所以用健康者、或健康時的思維去判斷傷殘者的願望是不公平的，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他人。
那麼照這種說法，那不是人的“遺囑”都可以不遵守了嗎？那立“living will”還有什麼意義？當然不是。如果病人家屬全都毫無異議地一致確認、並願意執行living will，那當然應該執行。但在特麗這個案件中，既然她的父母那麼願意照顧這個女兒，為什麼一定要她死？而讓這個無辜的腦傷殘者活下去會損害誰？當生命和法律條文發生衝突的時候，應該選擇生命還是法律條文？今天，那些專家學者、文化人們最高聲強調的就是“我們要遵守法律！”對此讓我引用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知識份子》一書中的以“提防知識份子”為題的全書結論來回答：“任何時候我們必須牢記知識份子習慣忘記的東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須處於第一位。”
邁克和他的支持者辯解，我們要維護特麗的“尊嚴”，不能容忍她在父母的照看下“賴活著”。在這裏，邁克們的自相矛盾之處在於，他們一方面強調特麗已經全部腦死亡，一邊強調她的尊嚴要維護。而事實是，只有大腦有意識的人才有尊嚴感。如果特麗已經全部腦死亡，那麼她的腦子怎麼會產生尊嚴意識，這不是邏輯不通嗎？
這種所謂“植物人”的案例，和頭腦清醒的、想結束自己生命的絕症患者的根本不同之處在於：絕症患者由於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堪病痛折磨，感覺自己尊嚴受損，所以清醒地選擇結束生命。但是，醫生可以尊重病人的意願不再繼續採取醫療措施，但卻不可以幫助病人死亡，幾年前美國一個幫助安樂死的醫生目前還在伏法。為什麼不可以幫助人家自己要求死亡的意願？這就如同一個人要上吊，你不能幫他找繩索；一個人要跳樓，員警和民眾要全力設法搶救，而不是鼓勵他“快跳呵！”或推他一把。
對於特麗來說，如果她真是全部腦死亡的“植物人”，那麼她的大腦既不能產生尊嚴意識，也沒有肉體痛苦感覺，而且只需要食物和水就可以活下去。那為什麼不能滿足她的父母對她的一片愛心，讓她繼續活下去？而且還有更重要的一層意義：在愛和關照這個完全無助的生命的過程中，可以提升特麗的親人和那些關注她生命的人們的精神世界。就像修女泰瑞莎所說的，正是由於有機會面對那些弱者和傷殘的人，才會啟迪和提升人的愛和憐憫，讓人更有“心”。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仍有許多人認同特麗被活活餓死？邁克和他的支持者們強調，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我們必須服從法律。這當然沒錯，在法律沒有和生命發生衝突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服從法律，無論對判案多麼不服。例如選舉、婚姻、財產等糾紛，甚至犯罪案件等，哪怕是殺人案。例如十年前的辛普森案和最近的好萊塢演員被控謀殺妻子，最後獲無罪釋放。這兩個案子按常識判斷，嫌犯都是罪犯，但既然法律審判結果他們無罪，無論我們腦中怎麼認定他們就是殺人兇犯，都必須接受判案結果。畢竟這是放掉一個人，而不是殺掉一個人。我們推崇民主國家的判案原則，就是因為它是“寧肯錯放一千，也不能誤殺一個”。
但無論多麼民主的國家，法律畢竟是人制定的，只要是人幹的事，就必定不完美，必定有疏漏和錯誤之處。那麼當以法律條文難以斷案的時候，我們應該選擇“要求生命的”，還是選擇“要求死亡的”？在特麗這個案件中，為特麗爭生命的父母，和為她“爭權利”的丈夫，到底誰更愛特麗，人們的道德良心更應該往哪邊傾斜？人類的祖先早在三千年前，就給我們做出了絕頂智慧的選擇：
在《舊約聖經》中有一個“所羅門的測驗”（列王紀上3:16-28）：兩個女人爭奪一個孩子，都說這個嬰兒是自己所生的。當年沒有DNA測驗，而根據兩人各自說辭，以色列王所羅門無法判斷孩子到底是誰的。於是他智慧地說，拿劍來，把孩子劈開，兩個女人一人一半。其中一人同意，另一個則立刻跪下說，千萬別把孩子殺死，給另外那個女人吧，她不爭了。於是所羅門把孩子判給那個“不爭了”、為孩子求命的女人，因為誰站在“生命”一邊，誰才是真愛這個孩子的生母。結果所羅門的判斷正確。
但今天的法官，為什麼在糾纏不清的情況下，一定要裁決“選擇死亡”一邊勝訴？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都支持邁克和法官？難道他們對特麗的父母毫無同情心？他們看著那個無辜、無助的特麗被活活餓死就開心？難道他們都對邁克的丈夫資格，特麗的所謂遺囑和她的病情都毫無疑問，百分之百地相信？絕對不是！那些身經百戰的法官、律師們，那些精明透頂的專家、學者們，對那些疑點當然清清楚楚，而且他們對特麗和她父母的同情心，也許並不亞於那些在病房外為特麗禱告的普通人們。但他們為什麼一定要堅持把特麗餓死？因為他們在是為一場意識形態而戰，而維護這個意識形態對他們來說，是高於人性，高於維護一個生命的。
這個意識形態的主旋律就是：人是世界的主宰，不是神；人有決定自己行為的一切權力，其哲學基礎是理性至上、人本主義。特麗案絕不是孤立的，它是自20世紀進入高潮的有神論和無神論這場戰爭中的一個戰役而已。在這場文化戰爭中，支持邁克和法官判決的一方，多是左派民主黨人和無神論者，他們贊成墮胎、安樂死、吸毒、同性戀結婚等等；他們認為文化是多元的，道德是相對的，人類不應該有絕對的道德標準。
而支持特麗父母的一方，多是右派共和黨人和基督教徒，他們認為必須堅持來自上帝（聖經）的“絕對道德標準”，如果人們都按自己的想法（及需要）行事，如果人類沒有統一的道德標準，那麼人的一切行為準則都會失去方位，失去根基，其結果一定是災難和死亡。當尼采喊出“上帝已死”的理性至上宣言之後，人類就不僅要主宰世界，還要按自己的烏托邦改造世界。這種與上帝隔絕的最大惡果，就是否定絕對的道德標準，於是把世界推向“道德無政府主義”（moral anarchy）。
支持邁克的一方，最強調的是美國是個法治國家，我們要服從法律。這話聽起來很有道理，但不知道他們是否忘記了，耶穌基督本人就完全是在法律裁決後被送上十字架，而且獲得了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持。你說別給我講耶穌，我不信神。但是耶穌被殺害是猶太歷史上清楚記載的事實。
再看近在眼前的：在二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審判時，那些納粹領袖們的自我辯護曾令法官們目瞪口呆，因為他們強調說，“我們並沒有做錯任何事情，我們只是按照我們的文化、道德和法律行事。”因為是德國最高法院發佈公告，宣佈猶太人不是人類。那些德國的法官、軍官和今天判決取消特麗食管的美國法官一樣，都是在規矩地按照法律條文行事；而那些檢查猶太人的身體，決定送誰進毒氣室的，都是獲得Ph.D、MD的醫學博士，像判定特麗是“植物人”、要拔掉她食管的美國醫生一樣的專家，他們經過醫學鑒定後，“合理合法地”把老弱病殘者、同性戀者和精神病患者等送進了煉人爐。因而那些納粹領袖們說，你們沒權審判我們，沒權把你們的道德、文化和法律強加到我們頭上，因為道德是相對的，文化是多元的。
當時紐倫堡聯合法庭不知所措，震驚之余，律師們交頭接耳，議論紛紛；法官也拿不出任何條文應對，最後只好宣佈休庭。沒錯，人家是按照自己國家的法律行事，人家有自己的道德和文化標準，人家的法院公告說猶太人不是人類，納粹官兵只是在執行國家的法律，你憑什麼理由，用什麼理論根據、什麼標準來裁決人家有罪呢？法官們經過措手不及的緊張和討論之後，搬出了“自然神”的理論，用人類有基本的、統一的道德標準為理由，審判了納粹頭目。
當不承認有絕對道德標準的時候，那麼法官就可以決定哪個植物人被結束生命，反正他們已經是“沒有用”的人了。照這種理論滑坡下去，那麼一個被診斷永無康復可能、並對他人和社會具攻擊和威脅性的躁狂型精神病人，是不是也可以被結束生命？因為按照要結束特麗生命的那些人的邏輯，這類精神病人不僅對社會毫無用處（還有害處），也是活得毫無尊嚴，也是大腦壞了，喪失了意識能力。如果這種理論成立，它就等於確立，人類的一部份人有權判斷別人的生命狀態，並有權結束這個人的生命。（這裏暫不探討罪犯的死刑問題）
佛州的這個判案，是使人們走向奧斯威辛的道路。這絕不是危言聳聽。當年德國就是在理性至上、優化德意志民族的思維下，在高智商、高學識的法官主導下，在法律的範圍內，把精神病人，同性戀者，殘疾人和他們認為“低質者”等關押並殺害。當年納粹大屠殺中第一批被殺害的人，就是七萬名被認為“不可救藥”的精神病和其他患者；而且那場大屠殺就是從“安樂死”開始的！今天特麗則被他的丈夫和法官，以法律的名義送進了21世紀的美國式毒氣室。難怪在特麗病房門前抗議的人群，舉起了“歡迎到美國的奧斯威辛”的牌子。
斯大林毛澤東等共產主義者，也完全是在無神論、理性至上的意識形態內，完全在他們的法律框架下，屠殺了一億多人的生命。在拋棄絕對道德標準、無神論肆虐的20 世紀，人類理性地、“正義”地屠殺的人數，超過了以往19個世紀被殺害人數的總和；20世紀的全部災難，都是人不信神，和上帝隔絕，失去絕對道德標準的結果。因此有哲人總結說：“十八世紀聖經被扼殺，十九世紀神被辱殺，二十世紀人被殘殺。”其實在《聖經》（箴言8:36）中上帝早就清楚地指出：“憎恨我的都喜愛死亡。”難怪波斯的偉大政治家和詩人賽迪（Saadi）表示：“我畏懼神，其次是畏懼那些不怕神的人。”
特麗事件只是美國、西方和全世界這場文化戰爭中的一個戰役，一個驚心動魄的插曲。但特麗就在最民主自由、在我最熱愛的美國、在我們眼前被理性地、合法地結束生命，這無法不令人更加倍地憤怒和悲哀。也許特麗是上帝送給美國的禮物，在復活節的這個星期，讓她的生死再次喚起美國和世人走向上帝，在經過這個黑暗的時刻之後，為美國和世界迎來新一輪基督的光芒。
2005年3月29日於紐約（原載《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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