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鐘：和諧社會要建立化解「民怨」的機制
【大紀元3月9日訊】轉眼之間，和諧社會這個詞在大陸媒體和官場變得流行起來。就像大陸過去流行的政治辭彙一樣，在專家學者、政協委員、人大代表、官員各色人等的嘴裏，似乎什麼問題都能夠跟構建和諧社會聯繫起來。這是一種深具大陸特色的政治正確。
當然，提出要構建和諧社會，相對過去單純生硬地強調穩定壓倒一切，要顯得溫情，顯得親和。但這並不是對穩定壓倒一切的否定，而依然是將穩定作為最高目的。雖然當局也提以人為本，但構建和諧社會的實質卻是以執政為本。不過，構建和諧社會這個政治概念的提出，也暗含著大陸當局承認目前存在種種社會不和諧。其中一條就是社會中存在種種的不滿和積怨。
這種危機感在大陸政壇早已存在。1998年3月19日，朱鎔基在九屆人大一次會議的記者招待會上就說：“很多政府機關在國家規定以外徵收各種費用，使老百姓負擔不堪，民怨沸騰，對此必須整頓和改革。”不到一年，“民怨沸騰”這個詞，再一次出現在政府高官之口。1999年1月6日，當時的財政部部長項懷誠在答記者問時也說：“當前亂收費的現象非常嚴重，已經到了民怨沸騰的地步。”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裏，“民心”兩字向來受到特別的強調。人們常常說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既然這樣，一個國家如果存在“民怨沸騰”，那還得了？
就民怨問題，歷史上最著名的故事之一，就要算周厲王禁謗了。周厲王施政暴虐，老百姓不免怨聲四起。邵公就對周厲王說：老百姓已經受不了啦。結果周厲王就讓秘密員警監聽那些對朝廷有不同政見的人，聽到了，就殺無赦。這樣一來，舉國上下不再敢對國事評頭論足了，就是相互見面，也不亂搭腔，而是道路以目。周厲王高興地對邵公說：我能夠統一思想，不再有人敢胡言亂語。借這機會，邵公就發表一通常常被後世引用的高論：“您這是強行封老百姓的嘴，哪裡是老百姓真就沒有自己的想法了啊。要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老百姓也是一樣的道理啊！”當然，這番話周厲王聽不進去，老百姓還是敢怒不敢言。本來，在一般情況下只有穿鞋子的人才知道自己對鞋子的真實感受。制度性地排斥不同資訊，尤其是反對的聲音，往往會使當局對民意的變化和社會危機的觸覺變得遲鈍。沒有政治自由，就不會有真正的政治預警。周厲王最後嘗到了苦果。
這個政治典故經常被後世引用。
雖然“民心”、“民怨”似乎歷來受到非常的重視，可是，大陸在王朝時代並沒有建立起能夠準確地檢測民意，充分表達民意的機制。采風、允許百姓上書言事、視察等等這些專制社會所常常使用的方法，實際上得出的所謂“民心所向”，或者發出民怨沸騰的警告，也只是大概加估計，不像外國有什麼蓋洛普民意調查，有選票等等來衡量。因此，也就存在一種制度性的不穩定因素。
應該說，到目前為止，這依然是大陸一個轉型的瓶頸。
1949年之後，大陸儘管在《共同綱領》和憲法中肯定了許多的公民權利和自由，但是，真正對待民意表達的政治實踐，卻一直是專政思維在主導。1957年，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要區分“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在毛看來，“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對敵我矛盾採取專政的方法，對人民內部矛盾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解決方法。
無論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都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概念，並不是一個法律概念。實際上，這是用抽象的“敵我”、“人民”概念否定法律上清晰的“公民”概念，進行歷史上不斷出現的分化瓦解的政治故事，將眼中的“敵人”以這樣或者那樣的名目予以或輕或重的懲罰。原本被認為是“人民”的一員，如果經過“批評”還不悔改，那就會轉化到了“敵我矛盾”，該用專政來對待了。如此劃分的一個政治效果就是通過威懾來強迫國民自我站隊。單純從社會控制的角度來看，應該說幾十年裏是行之有效的手法。
問題是，時代在變，社會在變，國民也在變。這種做法不僅和法治原則悖離，而且也阻礙了民意表達管道的暢通，實際上是在積累社會矛盾。古人說的好，世易時移變法宜矣。化解“民怨”既不能用專政思維，也不能只靠胡蘿蔔思維，即過分依賴比如逢年過節候大張旗鼓地“送溫暖”什麼的。在解決眼前的矛盾或者衝突的同時，還應該著眼未來。重要的是要建立起更多的有助於化解“民怨”的機制。通過選舉機制來消化“民怨”就是其中的一種。
可是在大陸目前卻缺乏這樣的機制。和諧社會也好，穩定壓倒一切也罷，都只是一個政治表述。在現在的體制下，國家和地方的權責並沒有憲政下的明確劃分，如果一旦出現罷工、示威等“群體事件”，往往會被不斷強調“穩定壓倒一切，責任重於泰山”的上級政府追究領導責任。可實際上，在某個縣的實際情形可能是，只有三千人在縣政府門前遊行，其他40萬居民都支持縣長的政策。
由於在制度上無從檢驗這位縣長的政策是否得到該縣多數民眾的支持，而支持他政策的民眾也不能通過遊行、簽名活動等方式來表達對他的支持，因此，就可能因為三千人的遊行而忽視了其他40萬人的權益。雖然暫時的穩定可能是有了，可這不僅會降低多數民眾對政府的認同度，也會導致政府官員將“穩定”放在了壓倒一切的位置上優先考慮。這樣做，是在消除眼前危機或者衝突的同時積累更大的危機。
本來，不穩定並等於都是洪水猛獸。事實上，任何社會都會存在不滿的聲音，都存在“民怨”。這不滿、這“民怨”也是形形色色，有的問題是不滿者多，有的問題是不滿者少，有的不滿尖銳，有的不滿溫和。可是，大陸卻缺乏一套能夠比較準確、客觀檢測民意，並將民意反映到政策上去的制度和機制。對“穩定壓倒一切，責任重於泰山”的不斷強調，實際上既意味著當局對社會矛盾嚴重程度的危機感之強烈，也意味著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嚴重的政治焦慮。
對一個大國的長治久安來說，這是一種危險的苗頭。
從哈爾濱的寶馬撞人事件，到萬州“10•18”事件，已經警示性地反映了大陸社會蘊涵著一股可以說是一點就燃的社會情緒。目前尚沒有沒有什麼手段可以準確衡量社會分歧或者敵意的程度和大小。像萬州這類事件的發生，可以說是既沒有組織，也沒有預謀。當局即使將專政模式運用得再好，也沒有人能夠事先知道“敵人”是誰，“敵人”在哪里。想必這些事件也給大陸高層決策者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繼續沿襲專政思維走下去，冀望於嚴防死守，可能出現不斷的失策，最後釀成整個社會的悲劇。
要形成能夠化解社會矛盾的日常機制，就離不開人大制度的改革。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有著不同的特點，它應該一個妥協的場所。如果人大能夠進行結構性變革，逐步演變為真正的代議制機構，代表成為真正的代表，直接面對選民，由他們來代表選民，代表不同的階層或者利益集團，在人大發出自己的聲音，使政府、政治家，包括當選議員，充分意識到不同利益、不同意見、不同階層、不同群體的存在。如果一提案或者政策在人大遭到強烈反對，可能就會被擱置或者否決，而不至於出現領導亂拍腦袋的問題。雖然這會使某些“改革的步伐”慢一點，讓一些人覺得本來靠領導意志就可以就可以幹起來的事情，卻因為議會民主而擱淺，但是，在尊重民意的基礎上變革，這才是真正的漸進變革，和平變革，才真正具有合法性。這不但能從制度上解決國民的利益表達的問題，也可以減少街頭表達和社會衝突的激烈程度。
就拿爭議甚大的國有企業改革來說，如果必須通過具體的改革法案，而不是行政機關說了算，社會對人大的政治信用也沒有疑問，那麼，國有企業變革的合法性就不容易受到嚴重的質疑。雖然這樣做還是有人可能會靜坐抗議，但這和視為靜坐者懷疑改革本身暗含著腐敗等情形的抗議，其社會影響和政治後果是不一樣的。可是現在沒有這樣的條件。除了當局的善意和明智外，沒有可靠的制度和機制能夠保證民意通過代表轉變為政治影響或者政策。因此，社會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只能停留在對結果的善良願望上——希望國有資產不要流失等等，結果是企業職工怨聲載道，社會公眾也覺得改革充滿貓膩。這是對政府信用的侵蝕。對一個面臨艱難轉型任務的國家來說，這可能就是致命的。
就現在的人大而言，表面上每次大會都沒有爭執，更沒有人抱以老拳的現象出現，常常是長時間的熱烈掌聲，外界看到的是一團和氣。議會“和諧”得從來沒有爭執，那就一定是社會和諧不起來了。它意味著在人大，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溝通對話管道的堵塞或者不暢，各個社會階層的利益無法得到有效的表達。這實際上是在人大這個非常重要的制度上，關閉了政治對話和政治溝通的合法場所。這不僅僅是代表的個人職業道德和政治素質問題，而且更是制度問題。在短短的幾天的會期裏，代表之間不存在公共辯論，甚至缺乏溝通。就代表的結構和組成來說，按照現行憲法的規定，並沒有規定代表不能是政府工作人員，只是規定常委會組成人員不得擔任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當一個窮鄉僻壤裏選出來的代表面對省長、市長，他敢理直氣壯，針鋒相對地跟他們進行辯論嗎？如果代表是廳長、省長、廳長、縣長、局長，他們會在人大會上自我批評嗎？他們坐在顯眼的位置上，他們的同僚或者下屬會直截了當地批評他們的工作嗎？儘管從法理上講，代表可以在會上就任何公共問題放言無忌，但他們還是會牢牢管住自己的嘴巴的。有些代表在會上5年不發一次言，有些些代表則常常說些不著邊際的空話、假話、套話。可嘴巴偏偏又是代表行使職權最重要的工具之一，通過他們的嘴巴來實現國民各個階層、群體之間的對話和溝通。
如今的人大會議，無論是開半個月還是五天，既不會有爭吵場面，也不會出現當政者心目中不想要的“亂子”。一切都在預料和控制之中。況且人大擁有形式上的巨大權力，掌控了人大也就是掌控了人大擁有的權力。儘管人們對大陸的人大並不怎麼看重，但是，由於人大在形式上具有無與倫比的權力，無論它是獨立行使職權，還是以其他形式行使職權，客觀上都會國家產生巨大的影響。比如，刑法的某個條款怎樣規定，則牽涉到公民的身家性命，人身自由；官員的選舉直接影響一方的發展。再拿預算來說，可不是只關係到三五分錢的事，2003年大陸財政收入達到21691億元（不含債務收入），全國財政支出24607億元，比上年增加2554億元。只要有一個百分點的錢花錯了地方或者被貪官們弄進了腰包，就是上百億元。由全國三百多萬代表決定如此巨額的資金怎麼花法，豈是小問題？可是，如此重要崗位的職責，居然被設計成了代表的業餘工作。如果人大不能代表民意工作，導致政府不能高效廉潔、社會問題不能及時有效地解決，等等，也就間接地滋生和激化了社會矛盾。對此，一些官員可能並不會產生政治危機感，反而會覺得是件好事，人大不出現自己心目中的“意外“和”亂子”，正說明自己的執政能力強。
但是對民眾來說，可能就是另一種感受了。如果民眾讀到代表發言、提案的報導，看到代表在電視上的言行，無論是街頭的小販還是開計程車的司機，不但認為自己比代表高明、誠實，而且心裏還會嘀咕，怎麼這樣的人也能夠成了代表，他們能代表誰呀？人大不但被人們看成是橡皮圖章，而是是亂蓋的圖章。那麼人大不但沒有起到它應該起的社會整合功能，反而發揮了某種程度的反作用。而不斷揭露出形形色色的劣質代表，更是影響了人大的權威和信用。事實上，在民眾心目中，人大的政治信用和政治權威是稀缺的，大陸民眾將意願反映給代表的意識非常的弱。這種不信任在客觀上妨礙了朝野之間“心連心”的溝通、對話。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也就因此無法準確地測度和應對，民意到底傾向什麼，就只能靠政府在辦公室裏估摸了。大陸當局要擺脫這種困局，必須先擺脫意識形態的糾葛，意識到自由開放的媒體，自由公正的選舉，代議制民主，獨立的民意調查等等，是測度和應對民意波動的最好的預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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