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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紀實文學

荒誕歲月(1)病中吟

【大紀元3月4日訊】我生過病,但沒有像這一次那麼嚴重。如果真的一病不起,我年輕的妻子、年幼的兒女,固然會十分悲慟,但是,也許可以免去後來那一場持續多年的折磨。

1966年黃曆除夕,妻子忙了一天,把今年過年定量供應的麵粉、糖、油、蛋、肉、魚等副食品全都賣了回來,做成廣州人應景的過年食品,像油角、蛋散等,再殺了一隻自養的、剛剛下蛋的小母雞,做成一頓全年最豐盛的團年飯。往年,這頓團年飯大都由我一手操辦。近來,腰椎疼痛經常發作,行走困難,除了幫忙殺雞(妻子從來沒殺過雞),其他事情再也無能為力了。

女兒從小得了嚴重的癲癇病,又聾又啞,智力等於零,連爸爸媽媽都不認得,生活也無法自理,這時正由保姆三姑先餵她吃飯。兒子是三年級小學生,在操場上與鄰居的孩子玩耍。等三姑餵完女兒的飯,妻子就會把兒子叫回來,一起吃團年飯。

我在門外的公用水龍頭洗手,略為彎腰,忽然腰痛大發作。腰腿劇痛,兩腿發抖,幾乎站不住。妻子連忙攙扶我入房,讓我慢慢躺到床上去。但劇痛沒有減輕,反而更加猛烈,從腰部到臀部,直到右側大腿小腿,好像有幾十張小刀不停地剜割,間中還有強烈電擊般的灼痛感。

我知道這次腰痛來勢洶洶,決不可等閑視之。但在家庭和醫院病床之間,我留戀的還是家庭,希望用止痛藥緩解劇痛,哪怕是稍稍減輕一些,過完新年再上醫院看醫生。我完全打錯了如意算盤,連續三天三夜,幾十張小刀剜割,一秒鐘也沒有停止過。我本能地頻頻變換躺臥的姿勢,企圖減輕一些痛楚。不但沒用,反而把自己折騰得疲乏不堪,一床十斤重的大棉被,讓我蹬破了兩尺多長的大口子。

一些要好的朋友前來拜年,見我蓬首垢面,落了形,都勸我趕快上醫院去。

我很快就被確診患了腰椎間盤突出症,立即送入腦神經外科病房。以後的一星期,醫生讓我絕對臥床並施藥止痛外,主要向我解釋腰椎間盤突出症的病理,準備進一步做手術前的檢查。

兩年前我參加四清運動工作團,在揭陽縣漁湖公社溪南大隊的一次春耕大忙勞動中,扭傷了腰。最初只覺得腰背有點麻,一彎腰就感覺腰腿有些扯緊,隱隱作痛。到縣人民醫院看醫生,說我腰椎扭傷了,應當住院治療。一來我以為沒那麼嚴重,二來工作實在走不開,不肯住院。醫生給我打了一針『封閉』,並叮囑我不能再參加農耕勞動。與農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哪有不參加勞動的道理。我幫著生產隊收荸薺,挑起一百多斤的擔子,天雨路滑,腳下一滑,腰肩一閃,啪地一聲扁擔斷成兩截,腰椎再度扭傷。此後斷斷續續看醫生,都沒有得到正確的治療,以致病情越來越嚴重。這次住院,最大好處是了解自己腰椎間盤突出的病理,下決心將自己交給醫生,甚至不避刀斧!

主治醫生是一位姓趙的女大夫,腦神經外科專家,不到四十歲,除了看病,從不多說一句話。她的助手陳醫生比較年輕,也比較活躍。有關我的病理病親以至醫療事宜,都由陳醫生直接與我溝通。慢慢地較為熟悉之後,有一次我對陳醫生說起,看著趙醫生整天悶悶不樂,好像有甚麼心事。

陳醫生開頭只是笑著說,難怪你是寫作的作家,善於觀察人。隨後,才告訴我,趙醫生的丈夫也是醫院最出色的腦神經外科醫生,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份子,一直至農場勞動改造。因為已經涉及敏感話題,就沒有再說下去。

半月後,陳醫生安排我做了一次脊椎髓腔照影。我被送入手術室,麻醉師和X光放射技師在趙醫生、陳醫生互相配合下,忙了三個多小時,我在手術台上像煎魚一樣,翻來覆去十幾次,拍了十幾張照片。痛倒是不很痛,但累出一頭大汗。五天後,陳醫生告訴我:照片上顯示,第四﹑第五腰椎間盤突出0.3公分,如此輕微的突出,做保守治療,慢慢可以康復。如果做手術,就必須把損壞的椎間盤整個拿掉,解除壓迫神經根的痛楚。但如果手術發生意外,損傷了神經根,有可能使下肢癱瘓。衡量利弊,趙醫生決定,不給你做手術,採取牽引療法。這就需要比較長的時期,要有更大的耐心和毅力,爭取早日康復。

我說,既然不做手術,造影時留在髓腔裡的碘油,請儘快取出來。

陳醫生不說甚麼,又讓我去拍了一張脊椎X光照片。明顯可以看到,脊椎髓腔裡分明散佈著幾十個芝麻大小的白點,這就是碘油存在的狀況。陳醫生說,通常做手術時,順便會將碘油抽洗乾淨。不做手術,碘油便無法洗掉。但髓腔裡的碘油,會自動通過腦脊液循環,以每年0.5CC的速度從尿液排出體外,6CC碘油大約要十二年才能排完。好在這次使用的碘油是日本進口的,純度很高,不至於引起骨膜黏連等副作用,你放心好了。既然陳醫生已經解釋清楚了,我也無話可說。

我的治療,轉入了無可奈何的持久階段。趙醫生很少再來看我的病。陳醫生陸陸續續給我上了有關腰椎的病理課,才使我對自己的病情有些基礎知識。原來每節腰椎之間各有一個椎間盤,兩旁對稱各有一個神經孔,各長出一條神經根。左側五條神經根匯成一股下行,就是左腿的坐骨神經。

右側也一樣,叫右腿坐骨神經。我的第四第五腰椎間盤因扭傷骨膜破裂了,透明膠狀的髓液擠了出來正好壓迫神經根,所以,神經痛就順著坐骨神經放射。這就是典型的腰腿痛。而且,神經痛是所有疼痛中最為灼痛的一種,只要壓迫神經根的狀態不解除,這種放射性神經痛就不會停止。從現在起,採取『牽引療法』,讓腰椎放鬆,慢慢用外力將腰椎拉開,使椎間盤慢慢復原,解除對神經根的壓迫。

然後,陳醫生指導兩位護士,將我病床的一頭墊高了二十公分,又在床架上固定了兩隻滑輪。讓我頭低腳高仰臥在病床上,拴上一條非常結實的腰帶,兩側各連著一根手指粗的麻繩,通過滑輪,繩子末端是一隻大鐵勾。等我準備停當,護士說一聲『上班啦!』就將旁邊一隻三十多斤重的鐵秤砣,掛到大鐵勾上。這時,我突然覺得腰背處好像插著一把刀,刀尖頻頻挑動,越刺越深。

陳醫生問我感覺如何。我說:『這哪裡是治病,簡直是用刑嘛!』

陳醫生笑著問:『可以忍受嗎?』

我無可奈何地說:『不可以忍受又能怎麼樣!既然落在醫生手裡,是生是死,就由不得自己了。』

陳醫生寬慰我說:『如果實在無法忍受,再給你打一針止痛。』

此後三個多月,我每天上下午各『上班』四小時,臨睡前在環跳穴打一針止痛,可以睡六個小時。沒有節假日,天天如是。小時候經歷過八年抗戰,最難熬的是家鄉被日軍佔領,無法上學。現在在醫院病床上慣,肉體的折磨和精神的孤獨,何時才能結束?

妻子幾乎天天來探病,有時還帶著小兒子一起來。我的家就住在廣有名的光孝寺大院,與廣州第一人民醫院只有一牆之隔,出東大門順著海珠北路走,十分鐘就到了。妻子白天要工作,都在晚飯時來,見我胃口還可以,病房裡的伙食也還過得去,就常常鼓勵我,要配合醫生的治療,安心治病。要看書,就給我帶來。

妻子余健,是我華南文藝學院戲劇部的同班同學。從1950初相識,後來慢慢相知相愛,55年底結婚後,生兒育女,至今整整十五年,都未離開過光孝寺大院。我們兩人都勤奮工作,家庭生活非常融洽。妻子樂於負擔更多更重要更繁瑣的家務,在糧食和紡織品等日用品限量供應以來,她主動承擔許多勞作,把一家四口的吃飯穿衣,打點得妥妥貼貼。女兒病了,殘廢了,更令她操碎了心。

我曾經和她商量過,既然廣州的大醫院對女兒的病已經束手無策,民間老中醫的偏方所開列的幾味藥物,像牛黃、馬寶、靈芝草,還有英國飛鷹地球商標的白洋布三十丈(鍛成灰),根本無法找到。我們做父母的,也算是盡了心,是不是可以考慮,將女兒送到政府衛生部門屬下的殘障兒童收養所……,我的話尚未說完,妻子的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珠子,簌簌而下,我能再說甚麼呢?

如果這一次我的病也不能治好,躺在床上起不來,不能坐,不能站, 不能行走,是個活著的廢人,我真不敢想象,妻子如何活得下去?

為了妻子,為了兒女,為了這個如同一葉扁舟的小家庭,我必須堅持治療。

不久,我隔鄰的病床,抬進來一位新的病人。他姓郭,是一位外科醫生。說是早上在家裡拖地板,挽起一桶髒水往外倒的時候,不小心扭傷了腰。郭醫生知道自己的病,立即就來住院治療。他告訴我,沒有別的甚麼辦法,必須立即臥床,避免自身體重的壓力,避免再度扭傷,臥床的同時,進行適當的體能鍛煉,慢慢可以康復。不是特別嚴重的病例,椎間盤摘除手術不是最有把握的選擇。只要有耐心,加強身體鍛煉,特別是腰背肌肉鍛煉,會好起來的。

我慶幸遇到一位同病相憐的病友,還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外科醫生。他常常問我對治療、大針、吃藥的各種感受,我覺得奇怪,有時也反問他:你是醫生,應當比病人懂得更多。他搖搖頭,說:一般的醫學知識,也許知道得多一些,但治療過程中的感受,病人常常是醫生的老師,尤其是有文化修養的病家。我第一次從一位外科醫生嘴裡,聽到『病家』的說法,覺得非常新鮮。多年來,我只知道有革命家、科學家、哲學家、藝術家,不知道生病也能成家。郭醫生稱病人為病家,說明他很尊重病人,是醫家最高的醫德,我當然也以誠相待,把我的感受,如實相告。

郭醫生在病床上自創了一套獨特的體操,自己躺在床上鍛煉,從上肢到下肢,循序漸進,重點放在腰背部,逐步增強腰肢肌肉的拉力和耐力。他堅持每天做一次,每次一小時,做完了一身大汗,請護士姑娘幫忙打一盆水抹澡,換上乾淨衣服,然後休息,看樣子非常舒服。

我在徵得陳醫生同意後,每天『上刑』之前,先跟著郭醫生做『床上體操』。開頭覺得疼痛不堪,一個月後就輕鬆了許多。尤其是出汗、抹澡、換衣服,感覺特別舒暢。這時再掛上三十多斤重的鐵秤砣,不但不覺得痛楚難忍,甚至可以小睡片刻。

三個月後,郭醫生病愈出院。臨行前對我說:安心養病,積極鍛煉,你會很快站起來,走出去的。郭醫生出院了,自然為他高興。但少了一位如此投緣的病友,未免又有幾分寂寞。我想,如果兩年前就有醫生給我正確指導,或許不至於弄到目前這種地步。可見,獲得某項專門知識和經驗,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四個月後,陳醫生解除對我『上刑』,讓我慢慢起床,拄著枴杖學走路。同時,安排我到理療室去做推拿治療。因為我還不能走路,就由兩位工友用一副擔架將我抬了去。我終於能夠站起來了,感覺真好。生活上許多瑣事都可以自己做,不必再麻煩護士姑娘了,增強了自信,也有了尊嚴。

一個星期六下午,我向值班護士提出要求,讓我自己到沖涼房洗個澡。護士姑娘當然能夠理解,四個多月來只能在病床上『乾洗』,那個滋味不是好受的。按照護理規範,護士姑娘為我打好了一大桶熱水,並叮囑我不要彎腰,不要用力過猛,注意不要摔跤。

我關上洗澡間的木門,脫光衣服準備洗澡,一試熱水太燙,想羼些冷水,看看水龍頭就在旁邊,便慢慢半蹲著,保持不彎腰,左手扶著牆,右手提水桶,想將水桶移到水龍頭下方。誰知一用力,水桶還沒移動,腰腿突然劇痛難忍,渾身發抖,站也站不穩。急得我一邊叫喊,一邊沒忘記扯下衣服遮捂住私處。

護士姑娘推門進來,見狀大驚,連忙喚來一位同伴,好不容易才把我抬回病床。她嘆了一口氣,無奈地說:白『吊』了你四個月,這一下前功盡棄,又得從頭開始。

我非常後悔。本來我可以先穿上褲子,讓護士姑娘進來,給太燙的洗澡水加上兩瓢冷水,僅僅怕麻煩,又存有僥倖心,我才這樣不自量力,做出如此魯莽的舉動,以致幾個月的醫療成效,付諸東流。如果再花『吊』個月,勉強能夠起床,能夠行走,而腰椎還是豆腐渣一般,一動就垮,那我這個人還有甚麼用?

陳醫生看出我情緒低落,勸說我不必過份自責和憂慮,只要注意保護好自己,不再發生意外,病一定可以治好,人可以輕鬆走出醫院。他沒有再給我『上刑』,只安排我繼續到理療室去做推拿治療。我忽然想起毛主席的教導:既來之,則安之。自己完全不著急,一切聽由醫生治療。

不過,經過一個多月的推拿療,毫無進展,我又陷入無可奈何的苦惱。這一天,我在理療室做完推拿,躺在擔架上等待工友把我推回病房。忽然,一位女推拿技師走過來,悄悄對我說:『你可以請求李醫生,轉過來讓我試一試。』

理療室由李醫生主持,下面有三位女推拿師,兩位年輕的一位姓巫一位姓王,都分別為我做過推拿,收效極微。年紀較大的一位姓黎,都叫她大黎。現在是大黎主動要為我做推拿,我也就抱著不妨試試看的態度。再得到李醫生同意後,大黎就開始為我治療。

大黎清楚告訴我,她每天七時上班,為病人做治療,九點鐘休息並進餐。十點至十二點,專門為我做治療。按照她的安排,工友每天準時把我抬進理療室,放在大黎的治療台上。大黎看過我的病歷,並詳細了解我的病情,制定了一套獨特的推拿方案。她一邊為我做推拿,一邊和我聊天,既分散我的注意力,減輕一些疼痛感,又逐漸淡化彼此的陌生感。在此之前,我已有過多次做按摩推拿的經歷,省中醫院的推拿師,用力過猛,動作僵硬,疼痛難忍,療效極差。本理療室的巫、王兩位姑娘,又過份斯文,衣服之上還鋪了一條大毛巾,纖纖小手,有如隔靴搔癢,無濟于事。大黎的推拿法,別開生面。

她讓我趴在治療台上,鬆開衣服,在背部臀部上抹了推拿油,再開始動作。我注意到,她從我的頸椎做起,漸次胸椎、腰椎、柢椎,再從臀部、大腿、小腿至腳踝。有時用雙手的大拇指,有時用手掌、手腕、手肘推壓,一些重點部位,甚至用膝蓋頂壓。還有屈腿伸腿,伸腰擺腰等許多動作。最後,再用泡過中藥湯的毛巾作腰部熱敷,我感覺非常舒服。

一月後,我試著用枴杖,自己慢慢走進理療室。兩個月後,我逐漸放棄枴杖。三個月後,我可以自己慢慢行走,從十分鐘,二十分鐘,逐漸增加到三十分鐘。正在這個時候,醫院的工作人員生活區,開始出現一些大字報。

幾天後,我看到一張新的大字報,標題是「理療室的大毒蛇!!!」光看標題,我就覺得有點危言聳聽,看完內文,才知道理療室有個『心如蛇蠍的女人』,自恃有幾分技術,在『同志間挑撥離間,打擊別人』,『對領導殷勤獻媚,對病人嘩眾取寵』。大字報雖沒有指名道姓,我在心裡明白,指的可能就是大黎。

我的神經頓時拉緊起來。在病床上躺了七個多月,幾乎於外界隔絕,等到看了醫院的大字報,才感覺到一場新的政治運動已經展開了。機關團體內部搞政治運動,以大字報開路,是從『肅反』開始的,『反右派』鬥爭中的大字報,聲勢浩大,遠遠超過『肅反』。這次,從醫院的大字報看,來勢洶洶,可以預感到,正在掀起的這場政治風暴,決非尋常。

陳醫生同意我出院,並安排我繼續到理療室,由大黎為我做推拿。大黎明確告訴我,連續再做三個月推拿,我的病就可以痊癒。然後,聲音放輕,好像自言自語,又好像是說給我聽的。她說:如果技術不高明,心術又不正,光有好出身,政治可靠,就能治好別人的病嗎?

我知道大黎指的是大字報的事,很同意她的看法和感受,但也擔心她憤憤不平的情緒,在政治運動中必定要吃虧。我知道,自從農村開展『四清運動』以來,一個規模含蓋全國城鄉的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全面推行。『插紅旗』,『拔白旗』,批判『只專不紅』的資產階級路線,就成為當前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妻子接我回家,我第一個要求是讓我好好洗個澡。妻子說:熱水已經燒好了,讓我來幫你洗。在醫院七個月沒洗過澡,不細細大掃除,還不能讓你上床呢!3/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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