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4日訊】一

我生長在一個非常“革命”的家庭。母親是烈士遺孤，父親是革命軍人、高級干部。從小，大人們都認為我是一個很听話的孩子，學習又好，又懂事，和那些紈子弟不一樣。當別的父母為孩子的上學問題到處求人的時候，我憑著自己的成績上了重點中學，又升入大學，讓父母很是驕傲。

我的家庭是一個非常正統的家庭，母親是靠政府的資助上的大學，而父親是因為當兵而走出了農村。所以對共產党真是感恩戴德，認為它就是“偉光正”，從沒怀疑過它，哪怕是這种念頭都沒有。

因為從小到大都是在軍營里生活，在這种環境的熏陶下，我非常要求進步。在中學里，我是班上第一批入的團。到了高三，有同學因為是干部而且學習又好入了党的時候，我也想寫入党申請書。只是因為覺得党的要求可能較高，暫時還達不到，才作罷。當時，我還看了一些這方面的書，象中共党史、《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些戰爭題材的小說等。對軍人，特別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政工干部特別崇拜，因為他們既能宣傳鼓動，又能身先士卒。所以上大學的時候，我選擇了軍校。

在軍校里，第一學期我考了班上的第五名，教導員找我談話，讓我寫入党申請書。當時，我總覺得自己离党的要求還遠，想先不寫，等夠條件了再寫。假期回家的時候，就跟父親談了此事，父親說，讓你寫你就寫吧。但是當時党內已經開始腐敗，不正之風開始盛行。所以，我不想隨隨便便地入党，不想讓別人也把我看成是投机一族。但是，在父親的鼓勵下，我又重溫了先烈們的故事，在他們的精神鼓舞下，寫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入党申請書，表達了自己非常純正的動机。當我讀著自己的入党申請書的時候，很多人都被感動了，包括我自己。

但是，我并沒有第一批入党。第一批是在中學就寫了申請書，到大學又當了干部的人。當時，我想，第二批應該沒問題，因為隊長都說我的思想可以上《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了。但是，第二批還沒有我。因為，學生入党是有比例的，而且還要考慮男女平衡，班級平衡等很多其他的條件。因為我所在的班有一個女干部要入党，她父親是另外一個系的系主任，所以就讓我等下一批了。這個小挫折沒難住我，我把它當作對我的一個考驗，弄的隊長在給我解釋原因的時候很尷尬，因為在我的覺悟面前，他的覺悟實在太低。后來，我終于入了党，但是在此過程中我所見所聞的丑陋現象，使我在看到大紅喜報的時候，再也沒有了原來的激情，甚至都不覺得太激動。

那個時候，六四事件已經發生了。由于軍校的環境与外面很閉塞，六四期間又嚴禁地方大學生与我們接触，所以，我完全接受了電視上宣傳的那一套，認同了“反革命暴亂”的決定。當看到有士兵被燒死的時候，想到自己的身份，我毫不猶豫地站在了党一邊。同學們雖然有些爭論，但很快就煙消云散了。家在北京的同學父母大都是軍隊高級干部，所以，假期回來時也沒給我們帶來六四真實的情況。當新的學期開始的時候，我又投入到學習和其他的方面去了，六四就這樣在我的腦海里遠去了，時間久了就象從沒發生過一樣了。

二

大學畢業以后，我按部就班地被分配到一個軍隊部門工作，過著按部就班的生活。因為，單位里知識分子比較多，沒有政工干部那么多手腕，所以相處比較愉快。雖然我看到了很多不好的現象，特別是由于父親的關系，看到了很多跑官、要官的丑陋現象，但是我一直堅信党的主體是好的，我要做一名合格的党員。如果沒有后來發生的事情，我可能會在單位里好好地干下去，不斷地升職，然后轉業到地方，過一個安穩而平淡的生活。

但是，我骨子里不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雖然父母、領導和同事都認為我很听話，那是因為，我接受了他們的規則，自覺地遵守了。但我骨子里不是這樣的人，我很獨立，特別想有獨立的思想，特別想知道人應該怎樣活著。在一次外出旅行中，看著廣闊的自然界，我突然想應該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回來后，就准備考研，并最終考上了全國一所著名的高校。

那一段時間是我在精神上的快樂時光。我可以自由地選听自己想听的課，經常到大講堂听講座，甚至還按照自己的興趣參加了學生的社團活動。那段時光快樂而雜亂，雖然听了很多的講座，接触了很多的思潮，但都沒有一個能真正吸引我，能真正給我指出人生的道路到底應該怎樣走，以及為什么要那樣走。直到有一天，我在校園里遇到了一群煉法輪功的人。

在此之前，我听說過法輪功并讀過一遍《轉法輪》，書中有些話真是寫到了我的心里，使我很感興趣。所以，在校園里看到有人煉法輪功的時候，惊喜之余，我立刻學了動作，并開始和他們一起讀書。那是我第二遍讀《轉法輪》，正是那一遍的通讀，使我堅定了修煉的決心。因為，在讀那一遍的時候，我發現這本書是新的，好象我從未讀過。這种現象太惊奇了，書中的內涵真得是很深，我決定要不斷地讀下去。就這樣，我開始了自己的修煉。

那段時光真是身心愉悅，不僅精神輕松、精力充沛，而且身體也感覺輕飄飄的。煉功之余，大家還經常在一起談談心得，那种志同道合的感覺就象找到了知己一樣幸福。繁重的學業也不再象以前那樣給我壓力了，我不僅能輕松地完成，還完成得很好。我發現這种現象不光我自己有，和我一起煉功的同學們都有。我們的學習成績提高了，在班上都名列前矛，好几人還是第一名。原來學習不好的成績也提高了，到畢業的時候還達到了保送研究生的標准，被保送去了中科院。而且，在學校搞的文明衛生宿舍評比中，我們這些修煉的同學所在的宿舍都被評上了。連續几次評比都是這樣。

隨著我的身心受益，我開始向親朋好友們介紹法輪功，也開始參加大型的集體煉功，去听心得交流會，不斷地被感動著，也不斷地體悟到大法的美好。那真是一段令人難忘的歲月。

三

1999年425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也參加了上訪。我到俯右街的時候，人還不是太多，已經有不少的公安人員在那儿了。開始，我們是站在中南海的圍牆下，后來，公安人員讓我們到馬路對面去，我們就過去了。很快，人越來越多，大家都自覺地平和地站著，既沒有人大聲喧嘩，也沒有人亂走亂動，因為我們就是來反映自己的真實情況的。后來，我看到一隊同修被公安人員領著從我面前走過，向南去了。不一會儿，另一隊同修被公安人員領著從我面前走過，向北去了。我當時還覺得有點奇怪，不知是在干什么，后來才知道，這樣我們就形成了對中南海的包圍，就可以被扣上“圍攻”的帽子了。

425事件算是和平解決了。我沒想過會有什么后果，也沒往那方面去想。“五一”回家的時候，父親因為這個問題第一次与我發生了爭吵。他提起了“文革”，說起了 “文革”中，一個家庭因為政見不同而家破人亡，說到傷心處還流下了眼淚。我听了很不理解。我就是煉煉功，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個好人。煉功就一定是一种“政見”嗎？我怎么“政見”不同了？我一直是個听話的好孩子啊！委屈的我最后和父親一起哭了起來。哭完以后，父親沒有再說我，只是告訴我不能跟別人提起425的事；若有熟人問起，不能說真話；若有叔叔、伯伯批評我，只能听著，不許講話。我沒听他的。在一個相熟的叔叔問起我的時候，我實話實說了。使我惊异的是，這個按父親的說法可能會批評我的叔叔卻說，他們下屬單位有個人，以前喜歡爭名奪利，弄的一身病；煉了法輪功以后，不僅身體好了，還不爭名奪利了。這番話使我相信，党內還是有很多人了解并支持法輪功的，包括高級干部。現在回想起來，父親會那樣對我，完全是因為他得到了某些消息，為我的安全擔心的緣故。

回學校以后，有同學提醒我要注意共產党的報复，并講了他見到的六四真相。但當時我對共產党很信任，覺得人民的党不會干那种事，因此雖然后來好几個人都跟我講過六四的事實真相，我仍然無法從內心里相信六四是殘酷和血腥的，也無法相信党會對我們做出什么不好的舉動。

但是，情況漸漸地不對頭了，我們在煉功時遇到的干擾越來越多，有時還有公安人員在監視，有的來學功的人還問一些很奇怪的問題，似乎在挑舋。這些事情我都沒往心里去，總認為是政府部門的某些人對我們還不了解，那就給他們時間，讓他們來了解好了。

721那天，我也是抱著這樣的想法去的信訪局。但是，那一天的情況就和425不一樣了。一隊隊的防暴警察坐著車來了，還有武警，來的人比我們上訪的人還多。在等待的過程中，有的武警戰士告訴我們，自從425以后，他們就沒有脫過衣服睡覺，為了今天他們已經准備很久了。果然，過了沒多久，武警們就圍了上來，把我們擠到角落里，然后強迫我們上車。上車后，把我們拉到了丰台體育場，有的同修則被拉到了朝陽體育場。到體育場一看，那儿已經有好几万人了。一群城管人員讓我們分片坐在地上的警戒圈內，不許講話。警戒圈外，站了一圈武警；公安人員則四處巡邏；還有人拿著照相机對著我們拍照。城管人員告訴我們，他們已經在那儿等了我們三天了。雖然，我們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但是大家都很平和，沒有与他們發生沖突。到了中午的時候，天上下起了雨。公安和城管都躲到了車里，武警戰士則在雨中淋著。這時，帶著傘和雨衣的同修們紛紛把傘和雨衣給了武警戰士，而自己卻在雨中淋著。看著這感人的一幕，很多人鼓起了掌。最后，帶隊的干部讓戰士們到看台下躲雨去了，不再圍著我們了。

三點多鐘的時候，有人喊，快看，法輪！我抬頭往天上一看，頭頂的正上方有一個象太陽一樣的大圓盤，上面有流動的光帶，光帶正在不停地變換著顏色，一會儿是紫色的，一會儿是明亮的金黃色。這時，我身邊的一位阿姨說，我用天目看看。她就在地上打坐，而我已經興奮地站了起來。當顏色變換的時候，我們都同時喊出了聲。我喊紫了，她喊墨綠；我喊變金黃色了，她喊是紫色。這种顏色的變化和書中講的一模一樣。我的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使我感受到了法輪大法的神圣。當時有很多人看到了這一幕，包括警察。而武警戰士們被要求不許抬頭，因而失去了親眼見證的机會。

到了五六點鐘的時候，有人喊話，讓我們离開，不离開的后果自負。因為沒有人接待過我們，也沒有人回答我們的問題，所以大家都不离開。這時，城管開始粗暴地對待我們，又拖、又拉、又打，強行讓我們上車。在這一過程中，有些人被打傷了，有些人被抓走了。我和周圍的人上了車以后，被帶到了安定門小學。那儿有一些公安人員在等著我們，据說，從早到晚，他們已經接過好几批了，一直沒閑著。到了教室以后，有個警察宣布，讓我們填一張表，不填的不能走。大多數人都沒填，有填好的就問填好了可以走了吧？警察說可以走了，我們就都走了。快走到門口的時候，里面有人追了出來，喊外面的警察快關門，不要讓我們走。結果，沒人听他的，我們也沒有停下腳步。

722那天，我又去了信訪局。剛到去信訪局的路口時，就被警察攔住了，問是煉法輪功的嗎？我說是。他說那就得上車。我就上了車，一看，車上已經有很多人了。到差不多快坐滿的時候，就開車了。這回，把我們這車人拉到了朝陽區的一個鄉政府（后來知道那一帶可能是紅磨房鄉）。到了鄉政府以后，把我們關到了禮堂里，門口由一個班的武警把守。禮堂里面是鄉政府的工作人員和警察看著我們。開始，是一個派出所的所長气勢洶洶地對我們說，你們違法了，要接受處理。有學員問怎么違法了？他就說，你們圍攻政府机關，不听勸阻，所以要強行把你們拉到這儿來接受處理。我們就說，我們怎么圍攻了？警察讓我們上車我們就上車了，根本沒有人反抗，怎么是不听勸阻呢？后來，他自覺無理就下去了。然后，又是讓我們填表。這次表里加上了什么時候開始煉的、為什么煉等內容。大家在填的過程中給鄉政府的工作人員講自己身心受益的情況，把工作人員都感動了。有個工作人員流著眼淚說，你們的功法太好了，不應該這樣對待你們。但是，她很快被喊了出去，受到了領導的警告。這次填表的時候，有几個人沒填。工作人員一看收上去的表不對數，就來回查對，搞了三次才算完。到了下午，他們打開電視，說有重要新聞讓我們收看。看著那樣的新聞，大家都很難受。一想起師父那么好的人被誣陷，很多人都哭了起來。我也不知該怎么辦，只好低著頭哭。看完以后，警察還想再讓我們看一遍新聞的錄象，大家一致反對。結果，剛放了一點，電視机就坏了，修了半天也沒修好，讓我們再看一遍的企圖只好作罷。僵持了一會儿以后，警察讓我們談談感想。大家紛紛站起來講自己身心受益的情況，越講越激動。警察一看形勢不妙，就不許我們講了。誰想站起來講，就被帶到別的屋里去了。又僵持了一會儿以后，警察說，你們走吧，不走的就要處理了。

本來723我還想去信訪局的，但是家里人不放心，大老遠地赶來了，為了陪他們，我就沒有再去。

從那以后，報紙和電視就開始了連篇累牘地轟炸，一時間掀起了批判的浪潮。在這股浪潮中，我差一點就被迷惑了。在回家的火車上，我甚至想是否應該放棄修煉法輪功。但是，回家后當我看到《人民日報》一整版的批判文章，看到那些所謂的專家們的批判的時候，我猛醒了。因為，他們所批判的東西根本不是書上的原話，也不是書上的原意，他們竟然在歪曲和拼造。如果這种檔次的批判都是這种水平，那不正說明法輪功是好的嗎？！一瞬間，浮動的心平靜了下來。從那以后，越看批判文章，我越是從中看到了法輪功的正、法輪功的好，因而也就越堅定自己修煉的決心。

到了425事件快一周年的時候，我也走上了天安門，打開了代表我心聲的橫幅：法輪大法好。橫幅展開不到一分鐘，就有個穿便衣的人瘋狂地跑了過來，一把扯下橫幅，揪著我的頭發，將我交給一個武警戰士。隨后，我被帶到了廣場邊上的天安門分局，那里已經關了很多同修。我們排著隊，依次被帶到各個房間里訊問。問我的警察對法輪功很了解，說自己是迫于上級的壓力，不得已才這樣做，希望我們能理解他。問完以后，我們就被帶到一個大鐵籠里，等著被各單位、各地區或片警帶走。我最終被聞訊赶來的單位的同事帶回了單位。

四

剛回到單位的時候，我還沒有意識到一個党員做了這种事情的嚴重后果。因為，党是提倡講真話的，是要求實事求是的，而且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肯定會為民作主。如果政府不了解我們的話，我們可以去反映情況，讓他們了解嘛。但是，隨后發生的事情打破了我的幻想，使我開始反思自己對党的認識。

單位領導宣布對我進行雙規，當時的情形真是又可笑又恍惚，似乎我很熟悉的同事、能談得來的同事一下子變了，變得那么陌生。而我好象一下子成了他們的對立面，成了一個“階級敵人”。他們与我之間的關系已經變成了“斗爭”的關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關系。剎那間，我曾經讀過的書上描寫的“文革”中的場景浮上心頭。我總認為“文革”离我很遠，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不會再發生了。而且“文革” 中發生的事情實在是太荒唐，既可笑又可悲。但是，這荒唐的一切現在又發生在了我的身上，發生在一個對党非常忠誠、從沒有什么政治企圖的人身上。好几天我才緩過勁來，認識到這就是現實。

單位里來給我做工作的同事和領導都是我很熟悉的，私交也不錯。他們都被迫放下手頭的事情來做我的工作，如果我不寫檢討，他們就必須繼續做工作，直到我寫了為止，而且此事還會連累他們的年終評獎。因為我認為自己沒有做錯，所以堅持不寫。當時，我已經怀孕了，家人很著急，想讓我赶快回家。但是，我不寫檢討就不能回去。后來，單位領導就拿此事來要挾我，說不寫就強制墮胎。我問他為什么？他強詞奪理地說，是根据軍區關于計划生育工作的規定中的某個條款。最終，為了不連累同事，我寫了檢討。寫完檢討，他們就進一步了，要我寫揭批材料。我說批不出來，他們就找了范本，暗示我可以抄。我不愿意批，而不批又不行，就只好寫些模棱兩可的話，并把自己真正的意思隱含在其中。這一切做過去以后，單位給了我一個開除党籍、轉業處理的處分決定，讓我回家了。回家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曾經的一句話還讓我的一位好朋友遭受了抄家的待遇。那是剛回單位的時候，我想他們對法輪功都有了解，而且又是同事，不會對我怎么樣。我就告訴看我的一個同事，讓她幫我到那個好朋友那里把我送她的《轉法輪》拿來。沒想到，她向上級匯報了。結果，我的好朋友被抄了家。她并不煉，書也找不到了，但這成了她的罪狀，使她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以至于以后她再和我說話的時候，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被人誤解。

這些事情極大地刺激了我。我無法理解，一個平時笑咪咪的領導在壓力下竟會張開血盆大口，要強制結束一個胎儿的生命。為了達到目的那么地不擇手段！我不知道他這樣做的時候，良心何在？而很尊重我的同事會為了遵守所謂的紀律，而向領導報告我講給她的話，使我的朋友被抄家。我不知道她這樣做的時候，想沒想過，那個人是曾經和她同居一室的同事啊？！這就是“政治斗爭”嗎？就象那個領導說的， “政治斗爭就是殘酷的、流血的”？可我到底做了什么，他們一定要這樣地對待我？我爭權奪利了嗎？沒有。相反，我總是把評獎的机會讓給別人。上上下下都說我根本不象個干部子女。我反党了嗎？沒有。我只是對一個錯誤的決定反映自己的意見，之所以采取那种方式反映，是因為正常的渠道根本行不通，信訪辦已等同于公安局了。而且就算我真的做錯了什么，一人做事一人當，他們為什么要牽連我的朋友和同事呢？！甚至如果我始終不妥協，我的單位都會整個跟著遭殃，株連都會株連到整個單位！

五

我為自己無法理解的一切感到悲哀。這時，我想起了六四，明白了那血腥的一幕确實真實地發生過，而現在仍在繼續著，只不過是被層層掩蓋著，不為人知地默默地發生著。從“文革”到六四，從六四到對法輪功的鎮壓，凡是被扣上“政治斗爭”的帽子的事情，都充滿著殘暴和血腥！

我反思著。

曾經以墮胎相威脅的那個領導最后對我說，他對我是善的。因為他沒有開除我的軍籍，給我留了條路。善惡難道是人來衡量的嗎？說你善你就善，不善也善；說你不善就不善，善也不善？

那個去告密的女孩的父親在文革中受過沖擊，按說她應該會痛恨這种告密的行為，而她卻去告密，使另一個無辜的人被抄家。為什么？

單位的同事說我太單純了，又一直一帆風順的，從來沒有被人侵害過合法權益，所以才會去干那种“傻”事。難道單純一點不好？非得整天勾心斗角的才幸福？個人的合法權益經常被侵害，那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嗎？

有個長者對我說，現在是個善惡美丑顛倒的世界。可是，他剛開始對法輪功的真相也是排斥的。按說，他既然認為現在一切都顛倒了，那么遭受迫害的就應該是好的啊！他就應該想一想迫害我們是為了什么，也許我們根本不是電視上宣傳的那樣。而且善惡美丑為什么會顛倒了呢？

我的一個同學對我說，一個農村的孩子現在當了營長，知足吧；另一個同學對我說，從大山里走出來，成了博士，得感謝党。我不明白，老百姓養著政府，是讓他們干什么的？他們不應該為百姓謀福利嗎？他們不應該好好執政，使國富民強嗎？他們應該干的事情為什么卻成了對老百姓的恩惠？老百姓應該過什么樣的日子？

有一次父親他們老鄉聚會，也帶我去了。吃飯的時候，他們說起了在他們讀書的時候，是如何的艱苦，沒有筆和本，就用青石板當本子，天天拿布包著去上學。有個叔叔說，我給我儿子講這些事情，他問那是不是万惡的舊社會的事情？我說，不是万惡的舊社會，就是新社會。是啊，為什么解放好多年了，他們還曾經過著比舊社會還苦的日子？

在這期間，電視連續劇《靜靜的艾敏河》中的場景深深得震撼了我：善良的額吉多蘭的前夫蘇和曾經因為尋找生產隊失蹤的馬群而誤入蒙古國，并在那儿被關押多年。文革中，這成了他“里通外國”的罪狀，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團。因為不堪忍受，他在一個雪夜跑了。多蘭因為同情蘇和的養女（原為上海孤儿）也被關了起來，被當作同伙，讓她交代蘇和跑到哪里去了。當工作組的組長誘惑多蘭說，只要她說了就可以回家的時候，多蘭說，我不會說假話，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會告訴你們的。這句真話卻讓多蘭承受了更多的折磨。這個場景是那樣的熟悉，從中我看到了自己堅持講真話真的是對的，對親人也是最好的。因為，如果多蘭說了假話，她就等于承認了強加在她頭上的“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她的儿子畢力格到處上訪、為她伸冤的時候就不能博得更多的人的同情，她也就不會在“文革”結束前就被平反釋放了。而且，如果她說了假話，就會使她的儿女們也背上“反革命后代”的罪名，隨著迫害的加劇，會使她的儿女們也受到牽連，受到迫害。同時，正因為她走的正，才使更多的人看清了“文革”的荒謬，沒有隨波逐流。

這一幕在震撼我的同時，也使我更深地反思：為什么沒受過党的教育的多蘭憑著自己的良知堅守著自己做人的原則，而党教育的工作組組長卻是那么的陰險狡詐？為什么上海的孤儿們因為草原母親的養育才得以活命，卻在文革中為了追求進步而与母親決裂，并充當了迫害的幫凶？這不光是有背人倫天理，而是沒有人性的舉動了！為什么會這樣？

我的祖國不是一直以“文明古國”著稱嗎？中國人不是最講禮儀道德的嗎？一直延續了几千年的文明道德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內就衰落到現在如此不堪的地步：為了報私仇，有人可以炸毀多個宿舍樓；落水、落難的人們呼救的時候，多人圍觀卻少有人伸出援手；煤礦不停地整頓卻不停地出事，一個人的生命就那么不值錢；人們在痛恨假貨的同時卻在為了謀求個人私利不停地造假；太多太多了……

我也在反省自己。為什么我對六四的真相無動于衷，直到類似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才相信？為什么全國發生了那么多傷亡事件，而我只因為自己有了孩子，所以才對三歲小女孩李思怡的慘死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而對其他人的無辜死亡那么麻木不仁呢？當我為別人的麻木感到悲哀的時候，我的人性就那么光輝嗎？不，我也有麻木的地方，我也有對生命的消失無動于衷的時候。為什么會這樣？一個修煉的人、一個要做更好的人的人、一個被師父教導著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為他人著想的人，竟然也會有那么麻木不仁的時候？！

我反思著……。

最終，我找到了這一切變异的根——“無神論”。

六

我們都知道，人活著得有一個信仰，也就是精神支柱。有信神的，有信佛的，有信自然的。不論信仰什么，都是對人之外的一种力量（或意志）的敬畏。正是因為這种敬畏，人才能從內心里約束自己不做坏事；正是因為這种敬畏，人才能和自然和諧的相處；正是因為這种敬畏，人類的道德觀念才被維持了几千年。“善惡到頭終有報”、“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人做孽不可活”。這都是前人留給我們的勸善的話語。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因為共產党講的是無神論，講的是人對人之外的一切力量的征服。“人定胜天”、“与天斗，其樂無窮；与地斗，其樂無窮；与人斗，其樂無窮”。人与人之間要斗，人与自然之間也要斗。

無神論從表面上看，打倒了人對神的信仰，好象提高了人的地位，給了人自主權。可是，我們看看世界上各個共產党執政的國家，看看那些國家的歷史和現狀，就會發現那些政府都是獨裁，人民并沒有享受到當家做主的權利，反而在暴政下過著麻木的生活。為什么會這樣呢？

當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電視連續劇《江山》里面為怎樣處理私自挪用公款給政府造成巨大損失的領導干部文達，軍管會主任林然的一句話突然震醒了我，使我恍然大悟。那句話是處理的決定權在“党和人民”。

是的，“党和人民”。斯大林搞大清洗的時候，用的是以“党和人民”的名義；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用的也是以“党和人民”的名義；六四血案中開槍者用的也是以“党和人民”的名義；現在對法輪功的鎮壓仍然用的是“党和人民”的名義……。就這樣，那么多的不被認為是“人民”的人就在“党和人民”的名義下被人民鎮壓了！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共產党的無神論打倒了人對神的真正信仰，卻強制人們信仰了一個“假神”，那就是“党和人民”。所以，共產党講“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自古以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是靠對神的信仰來維系的。打倒了對真正的神的信仰，必然就要造一個假的神讓人來信仰。因為人類社會所有的人首先都是人，沒有哪一個人的權利是天生就高于其他人的，人的生命權是与生俱來的。因為相信有神，所以民主國家的政府行使的是法律賦予他們的管理國家和民眾的權利；因為相信無神，所以共產党政府行使的是以“党和人民”的名義賦予他們的管理國家和民眾的權利。前者的權利是有限的，而且是受監督的；后者的權利是無限的，是受名義上的監督，而實質上無法監督的。

因為，“党和人民”只是個概念。但是它處于“假神”的地位，那么在實際行使權利的時候，必然要有人來代表它。而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就是共產党本身。可是， “党”本身也是個概念，在具體行使權利的時候，也必然要有人來代表“党”。那么，代表“党”的就是某個權利集團或某個人了。這就是共產党所謂的“核心”，它是這套體制運行的必然需要。這個核心就處于“假神”的位置，但它卻是人，甚至是個為了自己的權利欲望無惡不作的人。

當一個人處于“假神”的位置的時候，它的意志會被所有追隨它的人所放大。斯大林一個人殺不了那么多人，但是以“党和人民”的名義就能行；毛澤東一個人也打倒不了那么多人，但是以“党和人民”的名義就能行。這就是最可怕的！所以，共產党最講的是“要和党保持一致”。其實，也就是与“核心”的思想保持一致。凡是和“核心” 思想不一致的人都要進行改造，改造不好的就要被“人民民主專政”所鎮壓。

我們知道，人總是有私心的，所以要靠道德和法律來約束。道德約束內在，法律約束外在。可是，對處于“假神”的地位的“党”和“核心”卻沒法約束。因為，內在的約束已被打破，而外在的約束本身就是“假神”制定的，怎么能有力量來約束它呢？那么，當“核心”為了個人的權利和私欲而要去打倒某些人的時候，它就會利用它的追隨者們發動一場運動去鎮壓。看一看中國共產党的歷史，每一次的群眾運動或党內整風都是這樣搞的，而每一次都充滿了血腥和殘酷。被鎮壓者的悲慘命運就不用說了，而鎮壓者的命運也不好，他們被后來糾正錯誤運動的人打下去了。“文革”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先是造反派打倒了老干部，后是老干部們复出以清理“三种人”的名義處理了造反派。所以，每一次運動和迫害的追隨者實際上都被發起運動的“核心”玩弄于股掌之中。

因為講無神，所以要搞人治。因為是人治，所以誰的權利大誰就是對的，就得听誰的。所以“文革”中那么多人被迫害，相互斗來斗去。為了所謂的進步、所謂的革命，不惜喪失人性還覺得自己跟党跟得緊，是光榮的，是對的。

為什么紅朝盛行謊言，要用謊言來維持？就是因為無神論實際上造了一個“假神”。因為它走上了神壇，所以它總是“偉光正”，沒有一點錯誤。若有錯誤，也是極少數人犯的，不是它犯的。而且一旦有了錯誤，它會掩蓋，甚至用掩蓋來掩蓋掩蓋。所以它會不斷撒謊，并用新的謊言來掩蓋破了的謊言。為了它的名譽，可以不惜犧牲無辜的小民的生命。所以人們在經歷了暴政之后，會對暴政低頭，因為沒有了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敬畏，不再相信善惡有報，也不再相信邪能胜正。因為現實告訴他們的是，誰的拳頭大誰就有理。

為什么人們在听到六四真相、法輪功真相的時候不相信，非的親身經歷了才相信？為什么謊言盛行？為什么誠信缺失？因為相信無神。無神論打破了人從內心自覺約束自己的力量，打碎了人的道德，泯滅了美好的人性。所以，人們只好在暴政下偷生，只好相信謊言，并自覺不自覺地傳播謊言。所以不敢相信別人，為了自己不吃虧而去干坏事。所以不珍惜別人的生命，對無辜生命的逝去麻木不仁。

我們都說真理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卻把不斷修改（美其名曰“与時俱進”）的東西奉為“真理”。在經濟發展“一片形勢大好”的假象下忙著追名逐利。過得挺滋潤的朋友還不停地勸我，別傻了，過自己的好日子吧。我們的好日子就是錢多了，花不完？我們的好日子就是無視別人的苦樂？我們的好日子就是不分善惡美丑，一切听党的？我們的好日子就是養男孩怕他學坏了，養女孩怕她被騙了？我們的好日子就是時不時的有一种“不听党的話就被党鎮壓”的恐懼？當假惡暴充斥著社會的時候，我們的好日子能持續多久？而且，在黑惡勢力橫行的時候，我們的好日子不是靠麻木良知得來的嗎？我們交的稅不是被用來迫害善良的人了嗎？而我們對自己的好日子的追求和滿足不也在被那些迫害善良的惡人當做人權進步的遮羞布嗎？倘若如此，我們在對自己的未來做什么？我們正在葬送自己的未來，正在把良知賣給假惡暴！

七

法輪功信奉的是“真善忍”，要求的是自身道德的回升，于國于民都是有益的，在國外很多國家和地區受到褒獎，越來越受到大眾的歡迎。他們的風采、他們的平和都在告訴著世人真理的光芒、真理的力量！

可是，我可貴的中國同胞呢？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還在謊言的蒙騙下自覺不自覺地充當著迫害的幫凶。誰都希望過幸福的生活，希望有美好的未來。可是，自覺不自覺地充當著幫凶的那些人卻在親手毀坏著善良，葬送著美好。多么令人痛心啊！

正義終將戰胜邪惡。不論信奉神也好，信奉佛也好，信奉自然也好，還是無神論自造自信的“假神”也好，都承認了高于人的意志的“神”（人不能夠戰胜的力量）是真實存在的。那么，人就不能夠為所欲為。“多行不義必自斃”，歷史已經告訴了我們。善惡美丑終有定論，只是這一切不是人來最終衡量的，人是在被衡量著的。

而且，現在科學的一些新發現也在告訴我們，精神的世界是奧妙而有力量的。科學不能證實神的存在，也不能否認神的存在。水結晶實驗、輪回轉世現象的研究、分子生物學的發展、宇宙中的巨變，……，等等等等。這一切都在預示著現在是一個偉大的時代。而歷史上的一些預言也在啟示著我們：人啊，在善惡美丑之間要慎重選擇。

全球已經掀起了反腐、反恐的浪潮。人們渴望道德能夠回升，人性能夠回歸美好。這一切已經是滾滾而來的歷史潮流了。法輪功的精神正在激勵著更多的人、激勵著那些還有良知的人，揭露謊言，支持正義。

我就用孫中山先生的一句話來結束全文吧：歷史潮流，浩浩昌昌，順之者昌，逆之者亡。@(//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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