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廣：四五運動的經驗教訓
【大紀元3月31日訊】1976年周恩來去世，民眾借悼念總理，表達對現實的不滿，悲情化為力量，形成了百萬人的抗爭運動，民眾奮力爭取自由權利，為以後的「四人幫」垮臺，也為八十年代的改革打下了基礎，四五運動值得我們紀念，值得我們從中吸取經驗與教訓。
**歷史的背景**
1976年元月8日，當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去世，林彪去世後他就是中國的第二號人物。五十年代毛澤東說周恩來在反冒進中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晚年周反對極左，遭毛批評。周恩來雖然長期追隨毛澤東，但是他常給人一種溫和務實的感覺。
當時經過十年「文革」，經濟臨近崩潰邊緣，人們對「文革」中的階級鬥爭、極左的路線 深為不滿，普遍對周恩來感到比較親切。
很多共產黨的幹部，包括一些高層的幹部，在「文革」中受到衝擊，失去權勢，也都耿耿於懷，懷念周恩來。
**化悲哀為力量，民怨爆發**
十多年來積累下來的民怨，終於在周恩來去世後表現出來，因為周逝世適逢嚴寒天氣，再加周恩來病情一直被封鎖，民眾對周的逝世感到很突然。所以在一月份反應並不特別強烈。
但是到了當年的清明節（4月4日）之前，人們在悲痛之餘，想起來要認真地悼念周總理，這既是寄托哀思，也是表達對當權者，對高層極左派的不滿。
清明節之前從三月底開始，就有人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這個行動深得民心，因此規模越來越大，花圈越來越多，但只送花圈還不能充分表達人們對周的懷念和對四人幫的不滿，因此還寫了不少輓聯和祭文等。當時在英雄紀念碑前，在地下，甚至在小樹林中都張貼了很多小字報、大字報，內容多是詩詞在紀念碑前後，形成了詩詞的海洋。粉碎「四人幫」之後，有人將這些詩詞編輯成兩大本《天安門革命詩文選》，竟有1000餘頁。
由於獻花圈者日眾，引起當權者的恐慌，屢次下令禁止，但越下令禁止，群眾越是要送，而且花圈越來越好，越來越大，到後來的花圈，有用不銹鋼做成的，有些花圈直徑達數公尺，分開幾部卡車送到廣場上才焊接起來，看來這些行動有各單位領導幹部的支持。因為詩文太多，以後就掛在紀念碑旁邊的小松林裡，但是圍觀者甚眾，不但看，還要抄，人群擁擠在那裡看不清楚，於是就有熱心人朗讀，其他人在邊上記錄。形成一個非常熱烈的場面。
**壓制悼念，群情憤怒**
周恩來逝世後，當權者極力壓制和破壞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下達禁令：不准帶黑紗，不准佩白花，不准設靈堂，不准送花圈。他們還要求《人民日報》和新華社不組織對悼念周恩來活動的報道。
當阻止送花圈無效，當權者又夜裡派人，出動卡車把花圈運走。到四月四日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花圈也更多。為了防止花圈在夜裡被人偷走，有的單位在夜裡留人值守，但就在那天半夜裡，當局的指使，出動幾百部卡車，把花圈連同守護花圈的人全部拉走。
四月五日，各單位發現花圈和人都失蹤了，於是群情洶湧，奔向天安門廣場，奔向解放軍營房，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在他們提出的要求被拒絕後，群眾怒不可遏，出現了一些過激行為。
**當權者的鎮壓**
1976年的「四五運動」，在天安門廣場聚集了大量的民眾，最多時達到了一百萬人。
這場運動從表面上看是悼念周恩來。實際上是中共建國27年來，最大的一次不受毛澤東領導的自發的反對運動。這場運動蘊涵著對「文革」對毛澤東的不滿。
這場運動，當時震動國內外。也是1949年後，對老謀深算、身經百戰的毛澤東的一場空前的挑戰。毛澤東以他的果斷狠毒，立即將天安門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從四月五日深夜開始，派大批民兵到天安門廣場抓人。
但是毛澤東當時沒下令開槍。
很多人被逮捕，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連外地到北京去的人來不及離開廣場的人也都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押回原地批鬥！
**四五事件影響深遠**
四五事件是一次重大的民意表達，表達了人們對「四人幫」的不滿，對「文革」、對毛澤東、對中共極左派極左政策的不滿。
「四五」是長期中共積累下來的受到壓抑的民怨的一種集中的爆發。
四五運動像一束閃電，使人們在黑夜中，看到了周圍的現實，和民怨，也鼓舞了中共高層的開明派。
在當年，「四五」之後不到半年，9月9日毛澤東死了，又過了不到一個月「四人幫」就被抓了起來。
「四五運動」為1976年10月抓捕 「四人幫」打下了基礎，「四人幫」的垮臺，開啟了中國思想解放之門，使很多冤案的平反、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成為可能，使得中共能在1981年公開承認了大躍進和「文革」的錯誤。
在極權統治之下，不可能存在一個強大的， 有嚴密紀律的反對派組織。但是強權者的倒行逆施，會不斷積累民怨，當民怨集中到一定程度，民意的充分表達，就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當民間怨聲載道，民意又能以合適的形式，包括送花圈，寫小字報、請願、示威等方式表達出來，造成巨大聲勢的時候，在領導集團的高層，就會出現分化，有些人會順應民意，伺機發動必要的變革。「四五運動」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四五運動的意義絕對不能低估。
** 「四五運動」合情合理合法**
1976年的「四五運動」，所以形成那麼大的規模和影響，是因為，當時的行動，合情、合理、合法。能夠號召廣大民眾參加，有些口號如：「悼念總理」，「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等，能獲得多數人的同情。
國家總理去世了，多數人感到他為人比較溫和，不是只講階級鬥爭，主張抓經濟，整頓秩序。到了晚年， 又被「批周公」（當時的口後是「批林批孔批周公」）他在晚年很多主張表達了民眾的心情。人們對他同情，他去世後，人們悼念合乎一般的人情。
周恩來去世時已經擔任了27年的國家總理，常言道：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周去世，中共中央通過的悼詞中，仍然稱他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悼念「革命家」有什麼錯？清明節是悼念先烈的日子，悼念周總理送個花圈，從道理上說沒有錯，
悼念周恩來也合乎憲法精神，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人們當然也有發表悼文的自由。
當時的憲法中還規定，公民有，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於是在天安門廣場貼大字報、小字報，發表演講都被參加者認為是合法的行為。
**大眾參與的運動**
四五運動時，天安門廣場一度聚集上百萬人，他們不但看花圈、看文章、聽演講，而且到後來很多人親自動手寫標語，寫短文，寫詩填詞，這些都用「手抄本」發表。因為文章太長，寫起來要花很多時間，所以人們就採用快速、方便的方式、寫短文，寫詩填詞。
於是在四五之前，在英雄紀念碑前，形成了詩詞的海洋，花圈詩詞、悼文的海洋，當時電腦還沒有進入個人家庭，打印是件極困難的事，幾乎所有文字都是手抄。
當時，在場的人，不但自己寫自己看，而且還抄了作品回去傳閱，一幅大眾參與的熱鬧景象。
**四五運動的教訓**
「四五運動」，是一種正義的行動。在「文革」之中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但也有教訓。
首先是不要有過激的行為，如送到天安門廣場的花圈被人收走，又受到訓斥時，有人按捺不住，倚仗著人多勢眾動手打了人，甚至把抓到的人拉到紀念碑前罰跪。有人的還放火燒了廣播車。這些過火的行為，都為當局以後定為「反革命事件」，誇大渲染提供了所謂的「罪證」。
其次是在當時條件下，有的文章中出現了一些過激和過頭的內容（現在看來也並不過分）
開始時，人們只是悼念總理，後來有些人出來挑逗，罵周恩來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於是悼念者就罵「四人幫」（其中王洪文是中共副主席，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其他兩位是政治局委員）
因為罵「四人幫」還解決不了問題，於是有人就含沙射影指向毛澤東。說毛澤東是當代秦始皇，現在看來，話雖不錯，但在當時卻是犯了大忌。那時毛澤東是中國一號人物，被稱為偉大領袖、統帥、導師、舵手。
文革中有個「公安六條」 明確規定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反革命。根據這個「六條」，「文革」不知殺了多少人，判了多少人。
現在，總結教訓：在中國特殊的強權底下表達民意，必須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要「君子動口不動手」，動口也要講分寸，不能過分，打擊的目標不要過大，要力所能及，過激的行動和文字，會為當權者留下把柄，可能成為，定性「反革命事件」和判處重刑的依據，過激的行動和文字，也會嚇跑一些人，一定要避免。
當時是絕對不能反毛澤東的。為了保護自己，為了給自己塗上保護色，當時喊幾句擁護毛澤東的口號都是可以的。
四五運動之後六個月，抓捕「四人幫」總策劃者是曾經擔任過總參謀長的葉劍英，他當時採用的策略就是高舉毛主席偉大旗幟，只抓「四人幫」。結果是團結了很多人，在沒有死人的情況下，平穩的解決了問題，使苦難中國由此邁出了前進的一步，這是我們應該的學習的策略。
如果在「四五運動」（或「六四運動」中），我們如果能注意策略，根據條件，審時度勢，勿急勿躁，注意用非暴力和平方式，我們的損失可能會更小一些。
2005年3月30日於山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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