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8日報導】（中央社記者黃慧敏台北二十八日電）公視「狂飆的世代─台灣學運」二十九日播出第四集「青春、土地、歌」，楊祖珺、胡德夫、王津平、蘇慶黎、張釗維、蔣勳、陶曉清等人將啟動記憶之庫，見證以「唱自己的歌」為主訴求的校園民歌風潮，以及啟蒙台灣社會往後運動和改革的鄉土文學論戰。

一九七０年代是台灣現代史上惶恐不安的時期，從一九七０年釣魚台領土事件、七一年被迫退出聯合國、七二年美匪發表上海公報、同年九月日本承認中共政權，到一九七八年的中美斷交。十年之間，與中華民國終止外交關係的友邦至少有三十二國，台灣在國際舞台節節敗退。

外交上一連串的挫敗和台灣國家定位的問題，困擾著許多的知識份子，也讓當時深受歐美西化影響的青年產生了覺醒。當時台灣正在推動十大建設，都市裏的中產階級逐漸形成，要求政治民主的分貝也逐漸升高。

蔣中正總統逝世、蔣經國以青年導師的開明形像接班，使校園出現了一些空間。一群年輕的老師進入大學任教，引導學生突破書房，帶領一波台灣文藝思潮與社會觀。

五０年代以後的台灣文學主流其實是反共康樂文學，不問世事，不講人，不講生活，只講個人的情慾，個人內心的黑暗的糾葛。一些年輕的作家不滿意這些文學和生活環境沒有一點關係，如當時是政治大學研究所學生的作家王拓開始轉向寫作鄉土文學。

一九七五年，「報導文學」開始出現在台灣文壇，透過對於本土藝術家像洪通、朱銘、雲門舞集的報導，肯定了立足本土，落實現實的關注焦點；相較於以往國民黨政府的大中國思維，台灣的土地、人民、生活和傳統的文化開始躍上檯面。

部份現代主義派指稱鄉土文學的作品，等同於當年在大陸上共產黨的工農兵文學，但也有人認為，鄉土文學跟工農兵文學是兩碼事，一場鄉土文學論戰於焉引爆。而這場論戰啟蒙了台灣社會往後種種的運動和改革。

台灣人覺醒到「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所以，作家寫的就是鄉土文學，音樂人就是要唱給我們自己的人聽。

早在一九七０年，中視播出「金曲獎」節目，洪小喬以一把吉他自彈自唱，將民謠風的西洋歌曲帶給了電視觀眾；而年輕的胡德夫也拎著吉他，開始歌唱生涯。他和楊弦、李雙澤等人本著「要唱就要唱自己的歌」原則，共同創作自己的歌。

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楊弦在中山堂舉辦「中國現代民歌之夜」個人演唱會，唱了八首以余光中的詩來譜曲的作品，現代民歌運動才算是揭開了序幕。

一九七七年，新格唱片公司開辦「金韻獎」，重金鼓勵年輕人創作、演唱，把這股風潮帶到了空前盛況。

但究竟民歌和社會有什麼關係？在淡江大學的一場西洋歌曲演唱會上，李雙澤帶著一瓶可口可樂問大家「我們自己的歌在哪裡？」帶動學生深思這個嚴肅課題。李雙澤的思考方向也由楊祖珺承襲下來，她由單純的民歌手走向社會運動，再進而轉向政治運動。

一九七八年美國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時，歌壇上興起一股「愛國歌曲」創作的風潮，像楊弦的「反共大遊行」和「異鄉重逢」；趙樹海寫了「雲破天開」；侯德健則創作了膾炙人口的「龍的傳人」。「龍的傳人」為當時台灣的悲壯情緒找到了宣洩的出口，同時也被官方塑造了一個政治光環，成為歌曲和大時代相互結合的最佳例證。

然而，在那個由政府引導歌曲的年代，政府的力量凌駕創作者的意志。一九八二年，金韻獎在第五屆之後終於停辦，也告別了民歌所塑造的整個一九七０到八０年代，「五年級」世代共同的記憶塵封箱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