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中國能否繼續發揮充沛廉價的勞動力優勢?
【大紀元3月26日訊】2005.03.25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任何經濟增長都離不開以下基本要素的投入:即勞動、資本、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革。分析中國過去和未來的經濟增長同樣離不開上述要素。
我們首先看勞動要素。在不少人看來,數量充沛和價格低廉的勞動力資源對於中國經濟過去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長起著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充沛便宜的勞動力資源僅僅只是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必要條件,並不構成充要條件。大量勞動力剩餘的現象在中國並不是七十年代末期才產生的。六十年代初期和末期,迫於巨大的剩餘勞動力的壓力,中國政府曾經兩次將城市中數以千萬計的剩餘勞動力、尤其是剛剛進入勞動年齡的“知識青年”強迫遷往農村地區;不僅如此,許多發展中國家至今仍然在高失業和低增長中掙紮。由此可見,存在剩餘勞動力是一回事兒,能否將其轉化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則是另一回事兒。
二十多年來中國剩餘勞動力得以轉化為增長動力的條件有兩個:一是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轉變;二是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經濟改革之前,中國長期奉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所謂趕超戰略。相對於傳統農業、輕工業和服務業而言,重工業是資本密集型。同等的資本投向重工業吸收的勞動力比較少。一九七八年之後,中國改變了這一戰略,改為優先發展輕工業。這一政策改變了生產過程中資本和勞動的比率,刺激了對勞動力的需求。使得中國充沛廉價的勞動力由一個潛在的優勢變成現實的優勢。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鄉鎮企業和個體經營的蓬勃興起正是這一經濟戰略轉型的體現。
中國結束閉關鎖國政策也極大地促進了剩餘勞動力向生產力的轉化。對外開放解決了勞動力進入生產領域的兩個重要條件。一是引進了資本。只有與資本結合,閑置的勞動人口才能夠由純粹的消費負擔轉化為生產能力。二是引進了中國缺乏的原材料資源。勞動力與資源的結合使中國剩餘的勞動力能夠擺脫資源不足的約束。有了這兩個條件,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就有了廣闊的國際市場,從而也為大量剩餘的中國勞動力找到了用武之地。據統計,有外國投資者參與的企業和生產出口加工型殘品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雇傭的勞動力在一億二千萬人左右,他們對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直接和間接的貢獻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左右。
期待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並迅速超過美國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就是中國這種充沛、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仍將長期在經濟增長中發揮積極作用。毫無疑問,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將會在中國長期存在。據測算,中國現有剩餘勞動力大約為兩億五千萬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貧困的農村地區。問題是,過去那種使得剩餘勞動力轉化為生產能力的條件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
首先是中國經濟正在出現集約化的傾向。也就是說,每一個單位的資本投入所能帶動的勞動力就業越來越低。這種傾向也表現為每一個單位的經濟增長所能帶動的勞動就業越來越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為了提高該國產品的質量和在國際市場的核心競爭力,勢必擴大技術裝備的生產。這就自然地會向生產集約化的方向發展。否則,勞動密集型產品很容易被其他國家的競爭產品所替代。在整個世界勞動力市場出現普遍剩餘的情況下,這一威脅是現實的。如果說,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前中國工業生產過早的集約化是錯誤發展戰略的產物,那麼現在的集約化發展確實市場競爭的結果,是經濟發展規律的體現。
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也給中國繼續通過使用廉價的剩餘勞動力促進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方式帶來了新的挑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果,就是一批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剩餘勞動力加入了世界分工的格局。這使得世界市場的勞動力供給在短期內增加了三分之一。從理論上講,這種格局有利於發揮比較經濟優勢,使參與的各方都得到好處。
但是在現實中,短期內中國、印度勞動就業的增加,很可能意味著他們貿易夥伴國的失業人數的增加。這些國家需要大量的資源來消化經濟結構轉變的成本。在很多情況下,這種轉變在政治上是十分困難的。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許多貿易夥伴把中國的增長看成是對他們的威脅的一個重要原因。所謂的威脅,說白了就是怕中國的勞動者搶了他們國家的勞動者的飯碗。這個問題對於中國的貿易夥伴國來說,已經超乎了純經濟問題的範疇,變成了一個使這些國家的政府越來越棘手的政治問題。正因為如此,中國這種依靠外向型發展來使剩餘勞動向生產力轉化的模式將會面臨越來越嚴峻的國際環境。可以預見,隨著中國的經濟規模越來越大和出口規模越來越大,其貿易夥伴的容忍度也會越來越低。
正因為如此,既使中國的充沛、廉價的勞動力仍然會在一定的時期內推動中國的經濟增長,它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力也會逐漸減弱。同時,一旦剩餘勞動人口向生產力的轉化受阻,它便會成為財政支出的負擔和社會穩定的威脅,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的影響。這些正是我對中國經濟繼續高速發展的預測不那麼樂觀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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