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陳丹青出走 我們都有責任
【大紀元3月26日訊】近日,媒體紛紛報導了清華大學美術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陳丹青憤然辭職的事件。陳丹青從清華大學出走,不僅是告別現行的高校教育體制,回歸他曾經生活過的真正藝術家的自由、遊蕩的日子,而且也是對現行體制中不合理和荒謬的規則發出挑戰和拷問。
他的舉動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不僅有在校的學生、教師,還有已經離開學校,但對高校體制諸種弊端記憶猶新、心存餘悸,甚至受過傷害的人。
陳丹青首先感到荒謬和氣憤的是,眾多投考他的學生中,有許多學生藝術氣質、修養和專業成績都很不錯,但他們因為政治和英語成績不及格而落選,有的因為只差一分而與心愛的專業無緣。由於政治、外語關卡,陳丹青長達4年招不進一名碩士生。他很快就明白了,這種把優秀學生拒之門外的制度,20多年來全國藝術院校千萬名老師早已司空見慣。
優秀的藝術人才、專業人才並非想找就能找到的,他們被排斥於進一步深造的大門之外實在可惜。我們不禁要問:政治、英語的那幾分之差真有那麼要緊?
比如英語。英語對於接受高等教育是重要的,俗話說,藝多不壓身,外語水準越高越好,懂得的門數越多越好。但對於某些專業來說,它畢竟是錦上之花而非雪中之炭。就算外語不能不考,但對於專業上確有天分、確有培養前途的年輕人,它成了一道無論如何也跨不過的門檻,總不合情理。如果做不到外語低分也錄取,總不至於只差幾分就讓人飲恨終身吧?還有政治,如果是考馬列主義理論水準,升高中、大學時不是早已經考過了嗎?難道不可以證明他們早已滿足基本要求了嗎?
陳丹青感到不合理和荒謬的第二點是:“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學思想、教學評估,是藝術學院的頭等大事:沒完沒了的表格、會議、研討、論文,加上滿坑滿穀的教材──藝術學院從未像今天這樣臃腫龐大,像今天這樣充斥辦學的教條。”他弄不明白,那些充斥了“量化”、“管理”、“科學”、“科研”等等詞彙的表格和人文藝術的規律與本質有什麼關係。
正如他所深切感受到的,這些年我們的教學和科研中充滿了虛假的“科學管理”精神和虛假的繁榮。好像什麼事情,一經量化就變成了科學,或者就有了科學性。不論哪一個學科,只要能在成果登記表上填寫上幾項,只要能開上幾個鑑定、表彰會,成立起什麼學會或學會之下的一級、二級分會,再開上一兩次年會,這個領域就算得上繁榮昌盛。
陳丹青看得很準,人文藝術教育表面看似繁榮──擴招、創收、增加學科、重視論文等等──實則退步,學生“有知識沒文化”、“有技能沒常識”、“有專業沒思想”。他認為“在人文藝術學科,沒有人能夠誇耀並保證在學院中培養出真正的藝術家,但學院教育應該也能夠達到這樣一種起碼的要求,即確立一位藝術學生葆蓄終身的品格。”這個說法對其他學科也適用,我們不能保證學校一定能培養出大科學家和高級工程師,但從大學出來的人必須要有基本科學素養。而現在的形式主義和表面文章與這種精神恰恰背道而馳。
在陳丹青的經歷中還有一點十分有趣,那就是,他痛切指出的弊病並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發現,要有多大的膽量才能說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裡同意他的意見。不過,每當他在會議上發言完畢,周圍便一片沉默,或者話題隨即轉換。沒有一位領導對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評,個別領導還會鼓勵他把想法講出來。但顯而易見,不會有領導和他站在一起,為改變現存的不合理狀況而據理力爭。這實在是我們面臨的悲劇。
我們和陳丹青一樣,不會輕易去責怪同事和頂頭上司,我們和他一樣,知道人們的難處,更是深知體制的慣性和力量。陳丹青可以和體制告別,但大多數人做不到,除了勇氣、魄力,還要有本錢。但是,誰能說陳丹青就一點風險不冒,他心中沒有絲毫的留戀和遺憾?難道這純屬陳丹青個人的私事?
我在各種會議上、飯局上見到過各種專業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擔任學院院長、系主任職務的學者,他們談到導致陳丹青出走的種種類似弊端,無不感同身受。對問題的分析也可以說是鞭辟入裡。但我同樣知道,在慷慨激昂的談話之後,他們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相反,大多數人實際上還是照樣開會、佈置、填表、爭經費、爭項目,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我們也許不可能像陳丹青那麼堅決和徹底,難道不可以多多少少為改變不合理的體制盡力,而不是一面批評,一面卻支持和鞏固,以至於使人真的認為,不合理的東西是根本不可動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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