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日訊】“故聖人恒善救人,而無棄人,物無棄材,是謂襲明……”“上善如水,水善利萬物而有靜,居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 — —老子

在中國,所謂“孝悌、節烈”之所以成為維繫社會和家庭倫理的理想品質受到特別關注和重視,恰恰反映了這是一種稀缺而難於推廣的社會品性,試想,當一種本應是普適而為公眾所接受的日常法則被當著經典不得己通過官方強制力和民間家法予以匡正時,其反映出的事實則是：因其悖離了人的自然倫常而具有強烈的惰性或殘酷性,以致於人們由於在性情理趣上受到禁錮而紛紛予以棄置,從而使得社會為了維持其統制而必然加固這種秩序,按其意志強化“忠孝節義”以整合社會綱常、確保宗法組織與國家意志的統合利於維持所謂穩定性。故此,必然通過輿論炮製或強化某些極端的個案並加以無限放大其效用,試圖以此營造一個符合宗法體制和朝庭操控的社會氛圍。於是,漢代有“舉孝廉”唐代有“孝悌為田科”,清代有“孝廉方正……”。而民間則有“賣身葬父”,“華山救母”等不一而足的人間想像性楷模……,由此可見其因缺乏人間性而僅止於口傳書寫而已。

家族宗法與皇權二元互動的兩極選擇是中國人數千年非此即彼的無奈處境,社會角色評估體系過於單一,迫使中國人只能被限定於家族和皇權的身份認同,長期置身於這種他證空間所內生成的文化定義對沒有宗教救贖感的中國人來說,服從國家和宗族是自己社會角色歸屬的無奈選擇,也是自我確認的必然命運。正因為如此,任何超越這兩種限定的個人能動性都必然遭致社會以集體的名義進行擠兌排異,進而被逐出體制之外,權力認同和宗族肯定，這種牢固的組織由於隸屬於皇權系統，成為國家構成的基本單元而具有對個人的絕對控制力,進而固化為中國社會持續穩定的法統,使得中國人在這種森嚴壁壘的等級序列中長期處於被動而喪失了主體的能動性,最終形成為苟全性命,避禍求福而心生機巧、通圓乖戾的人格生態。造就中國文化中陰陽之謀大行其道,巧言佞色、世故油滑的生存倫理成為朝野奉行的立身處世原則。所謂儒術道學,無非是一個“術”字涵蓋了全部的精義。由此足見中國人的生存之危艱。鑒於此,做為中國人,無論其置身何種處境,免于恐懼,苟求活命都是所有訴求中的首選,“他人即是自已的地獄”〔薩特語〕作為中國人社會存在的事實不僅是一種普遍現象,更是一種宿命,一種浸透于中國文化母體之中難於祛除的病理因數，這種惡質化的社會生態派生的政教倫理由於信用稀缺必然訴諸於對暴力的過度依附和崇拜,從而生出不可勝數的惡法酷吏。沿襲至今的律法〔不是法律〕無不根源于國權壓迫和制度信用失效而更多地借重嚴刑重典以實現社會整合，這種層層相因、暴力與權謀合力的社會結構不僅強化了人文關係的緊張感,同時也引發社會成員對公法的蔑視,從而助長民間爭訟因對公法的失信而尋求非程式的暴力合作,互不信任,人人自危,政府功能異化為賦斂集團與民爭利,其腐化的示範效應不僅軟化了法度的剛性權威,同時也顛覆了公權的合法性基礎,從而導致整個杜會秩序失範,使得社會管理成本一路飆升,公法執行因信用喪失而阻力重重。心理失衡裹挾著短視的利益訴求使得整個社會彌漫著仇恨、冷漠、貪婪成性的瘴氣。趨利的本性由於道德缺席和制度失效而無限放大,從廟堂公卿到市井流民,信仰闕如和“唯物主義”掏空的心魂僅存下“現在時態”的利害算計。強勢集團的攻心阿附和草根價層的刁蠻粗鄙同向彰顯,各路濁流交彙共生,使得有限的資源因入不敷出而誘發層出不窮的惡行,因過度擁擠而引起對同類的強烈排斥和嫉恨。人人都是潛在的敵人,社會系統性的價值蔑視造成嚴重的道德墮落,從而導致整個社會關係綱常不振.禮崩樂壞。人居環境因法度廢弘而不斷惡化,交易契約質變為弱肉強食,坑蒙拐騙的叢林法則,公權異化為掠民的硬器而喪失了裁量的可信度,使得法制德政綱不舉、目不張,到處彌漫著驚惶與絕望的瘴氣。

基於此,既無階級依附,也無國家歸屬的人民只有退縮于傳統的血緣宗族以自保,由此而發醇出龐大而枝繁葉茂的人情網路。國家名義上為身家依附而實為合法傷害主體,其功能由公共服務蛻變為掠民硬器,有家無國、趨利避害的本能使人們只能寄望於血緣氏族的集體防衛,從而舍大義而保小家不斷加固親族依附。主流話語中的所謂“愛國主義”也只不過是宗法倫理中恩德相知以圖報答的情義延伸而己。列朝忠烈家譜中也多是皇恩浩蕩奴才護主子的行為,除卻幾撥“彼可取而代之”〔項羽語〕意欲搶班奪權的冒失鬼之外,有多少是基於國計民生的英雄壯舉？正史倡言的愛國精神無不是心系懷王、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因“想做奴才而不得”（魯迅語）的歎時文牘,忠君是實,愛國則徒增笑耳!所謂“愛國主義”傳統乃是歷朝統治者因欲制禦民眾而乏善可陳時修缺補漏的解數而已。國家意識的缺失和法度效用的失靈不僅阻塞了個人際遇與國家興衰互動相依的可能性、同時也成為現代公民社會建構的文化障礙。所以,當時人慨言中國缺乏民主制度生息的社會基礎時,往往推因於民智暗愚,缺乏教化,從而成為秉權者拒斥普世價值、厲行專制的托辭。正如李昌平先生所言:“民主是一種制度,這與文化素質高低無關,農民固然受教育不多,但大學教授又能表達民主嗎”?是的,作為一種剛性的、有形可依的制度構件,猶如刑法的制約,即使是懵懂小兒也知道殺人償命的常識，更何況剛性的制度設置因民主而具備了清晰的權利邊界,使其在操作上只需憑藉常識便可以確認自己在公民社會共同體中何所為而何所不為。那種以為民智未開的所謂權威主義辯手除卻其精英自戀之外,更多則是官養門客居心不良的誑語,所謂民主必然引發無序只不過是將道德憂慮置換為制禦民眾精神的策略性圖謀，專制慣性包藏的防民牧民‘資治通鑒’始終跳不出瓦解民權、蔑視民意理性自覺的道統。拒絕承認“人人都有理智與上帝對話”的王道法統由於長期發醇變質，使得“本土資源”即便在資訊發達的今天仍然合成不出文明政治的結構性理念，植根於“載舟覆舟”的民心關懷政策和法術始終產生不出現代法理型的國家權力構架和制度設置。據此,“沒有結合力”的民眾並非天然地拒絕對國家的體認,其內在的成因實則是國家對民的無所顧懷,歷代王朝無一例外地把民當作衣食父母進行剝皮見骨的劫掠,由此而培育起一個龐大的食利集團,正是這樣，當有限資源出現短缺而迫使統治者不能按序列進行有效配置和分配時,其供應機制必然扭曲,從而向權力重心傾斜,使得處於權力下端的基層組織因博弈無力而直接與民爭利，成為與草根階層短兵相接、肉搏拼搶的前線人物,這就是民間語文中貪官酷吏層出不窮,也是底層政權匪化黑化的制度和文化根源。

面對如此國家功能,民眾的離心乃至背叛勢在必然,所謂奴隸無祖國、奴才無固主是也。此即是中國“漢奸賣國賊”從者如流之故,如果僅止于表像的道德斥責而不進行制度文化的索解,實難廊清變節者的深層心結,試想,在一個視民如草芥、掠民如羔羊、防民如盜賊的國度,國之愛何所依歸?遠如滿清兩廣總督葉名琛,由於奉命組織抗擊英軍被俘,誤讀中華人倫的英國人還在擔憂清廷必將竭力組織營救葉氏，為了降低戰爭成本而將其羈押到遙遠的印度秘密囚禁,豈知清廷竟旋即將葉定為叛國變節的亂逆之臣棄之唯恐不及,如此寡情無義之國朝著實幽了大英帝國一默,更讓效死天朝的葉氐齒冷心寒,近如那些拋頭顱、灑熱血、出生入死忠於革命理想的追隨者們在歷次整肅中人所共知的悲涼結局。重新審視革命的道義和法理基礎時，國家主義挾人民的意志和熱情所進行的政治爭鋒似乎逃不出這樣的宿命：“人民總是陷入歷史為他們設計的玩笑的圈套,因誘惑而拼命擠進天堂的大門,但大門在他們身後砰然關上時,他們卻發現自已是在地獄裏（米蘭•昆德拉）”。勒龐也說過類似的話,人民在幾乎所有反叛者的“踐行方案”中都是數的集合。

觀今宜鑒古，層層布險的權力博弈斷送了幾多問鼎龍庭的冤大頭，空心化的社會生態培育出的只能是離亂治平中打家劫舍的草莽英雄和冷眼旁觀的看客。所以，當9.11激發起美利堅愛國主義熱潮時,中國人以慣有的世故將其冷嘲為非理性的虛妄而質疑其真實性,撣去謊言虛設的假像洞察中國人的真實處境,我們確有充足的理由懷凝彼方的真實意圖,因為中國人為苟全性命和利益爭奪耗盡了內心的真愛,陷阱重重、險象環生的人文生態確實難於形成真愛和堅信的品質,病變的環境必然生成病變的人格和思維方式,推己及人,老謀深算的心魂肯定難於相信世間有真性情,這也反襯出我們對人性的隔膜和冷酷,同時折射出中國社會普遍的虛偽和陰暗,制度性虛偽所導致的嚴重精神缺陷成為中國人揮之不去的心病,爭名逐利的傾紮無法使人心遷善,長期的意識形態薰蒸虛擬出剪除不盡的假想敵,使得中國人被莫名的仇恨搗騰成嚴重的神經衰弱,以致於面對同類的苦難也無動於衷,才最終演出為9.11那樣的人間災難“彈冠相慶”的天譴醜行；才作賤出孫智剛、李思怡那樣人神共憤的血腥暴行。.所以,當對罪惡的寬恕成為一種常態時,人的毀滅已為時不遠,殊不知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潛在的被害者,當你目送著別人的欞柩遠行時,死神的笑魘己在逼視你,或許下一個就是你。懺悔與反思是人類自我救贖並確立尊嚴與價值的必由之路,缺乏原罪逼問的心魂容易結繭硬化為毫無悲憫疼痛感的死象。僅需常識：一味對暴力的退讓無法勸化噬血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們有誰能免於罪惡的戕害而成為最終的幸運者呢?面對惡行,無心罔顧的中國人何時走出良知的陰霾活出人的尊嚴和意義來。重祭儒家倫理於事無補,學這理論那思想、為專制經典招魂也僅是一廂情願；弘揚雷鋒、保爾等精神的策略性宣教除卻特選政治語境中的標本意義之外。‘鹽鹼化’的意識形態水土已滋生不出令人神往的信仰文化，數十年思想改造尚屬徒勞,‘榜樣的力量’何以能托負起日日下沉的民族心魂！

鑒於以上現實,唯有建立有形可依的法制和信用體系,確保社會大部分成員的處境得到改善,依靠制度而不是“利益同盟”挾暴力看守權力，疏通各層級之間的利益表達管道,肯定個人作為社會主體的意義和尊嚴,從而消除國家意志對民眾精神和物質的強制性剝奪,構建人人都有理智對自己負責的公民社會,以最大限度公正的制度公法確保國家與個人的權利和義務邊界,以此獲得民眾對國家價值的體認,真正構築起公民與國家量質對稱的文化價值體系,國民互愛才有可能。正如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的那樣:“個人這一概念是隨著相互之間的權力，責任和義務形成的,道德規則不僅承認個人尊嚴,也承認其社會的相互聯繫,如果人類沒有接受道德規範的話,社會將崩潰”。個人如此，由個人讓權而集合的國家也應遵循這一原則,“愛國主義”才有源頭活水。(//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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