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5日訊】
1. 惡有惡報——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幫
自從六四年、六五年報紙上陸續出現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批判鬼戲「李慧娘」，發表毛澤東的談話「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線專了我們的政」、「警惕那些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到批判「海瑞罷官」，我預感到一場新的大規模的政治迫害恐怕又要開始了。我還斷言這一次恐怕不單純象五七年那樣，矛頭主要指向黨外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因為「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不可能是指黨外人士。這次不僅黨外知識分子，恐怕共產黨的上層也要有人遭殃了。更早一點，一九六三年我曾經在「黑龍江日報」上看到一則報道「劉主席視察伊春特區」，林區工人高喊「毛主席萬歲！」、「劉主席萬歲！」並在頭版上附有毛、劉二人並排著一樣大的照片。那時我就想，毛、劉之間恐怕早晚要出問題，因為黨內規定只能喊毛一人「萬歲」，而現在出現了兩個「萬歲」，那怎麼能行呢？！在封建社會如果出現兩個「萬歲」，那就非天下大亂不可。那時中國社會實際上是一種封建式的社會主義。
運動發展速度之快，的確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六六年的春天，由批判「燕山夜話」開始，首先就挖出來了「三家村」，進而整個北京市委被打成了黑幫。坦白的說，當時我有點幸災樂禍。因為我對於吳晗在反胡風和反右運動中充當急先鋒一直很有反感，對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當年在我們去北京市委請願時的蠻橫態度更是記憶猶新。我想這回也輪到你們了，真是惡有惡報，不過這種情緒我可不敢流露出來，而是每天在日記裡用非常隱晦的詞句記下我每天讀報的感受。當時興凱湖農場的幹部和勞改就業人員的一些孩子跳猴皮勁，一邊跳，一邊唱：「一根籐上結仨瓜，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四家店，出了三個大壞蛋」。我聽了以後感到又好笑，又驚奇，中國的小孩子也會趕政治浪頭呵，誰教給她們的呢？
興凱湖勞改農場直屬北京市公安局五處管轄，勞改隊的幹部也都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下去的。這些人文化水平都很低，他們對當前的政治形勢不可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和預測，對整個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幫更是大惑不解。有一次出工幹活時，我走在後面，就聽到韓指導員和王隊長談話：「怎麼搞的！怎麼整個北京市委都成了黑幫呢？今後聽誰的？」他們思想上雖然跟不上形勢，但出於他們的職業本能，卻對犯人加強了防範。出工時增加了武裝人員看押，圍牆和大門上都增加了武裝人員，收工後不准犯人到院子裡去，一律在監捨裡「學習」，對像我這樣的「現行反革命分子」更是加強了監視。一位晚上值班打更的犯人肖福安，因為六二年時我曾經給他寫過申訴材料，對我不錯，有一天他對我說：「陳奉孝！最近你可要注意，說話要小心，千萬別再頂撞幹部。對文化大革命的事少議論，管教讓我注意你。」
有一天晚上，韓指導員把我叫到隊部去談話，問我：「陳奉孝！你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法？你對整個北京市委被打倒怎麼看？」我知道他們思想上是傾向北京市委的，不過我這次談話很小心，我怕他們抓我的辮子。我說：「報告韓指導員！文化大革命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動的，至於北京市委為什麼被打倒，我不清楚，也許是犯了錯誤，這是共產黨上層的事，我被關在勞改隊裡，社會上的情況一點也不瞭解，毛主席不是說過，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嗎？」他笑了，說：「你這小子學乖了，你不是整天看報紙嗎？你對報紙上發表的文章有什麼看法，應該如實向政府匯報，像你這樣的犯人，勞動還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加強思想改造。」我笑了笑，答應一聲就沒再說話。我明白他們找我談話的用意，一是想通過我談看法來驗證一下他們自己的判斷，二是想從我的談話中找把柄，我不會輕易上當的。
2.日記事件
監獄、勞改隊有一個規律，每到「五.一」、「十.一」、元旦、中國新年等這些重大節日前的一、兩天，都要進行「清監」。所謂「清監」，即等犯人出工後，對犯人的行李進行仔細的檢查，檢查一下犯人是否藏有凶器、違禁書刊以及寫過什麼東西（這是重點）。對此我是有所準備的，每到這些重大節日前的一個多禮拜，我就把自己平時寫的日記拿到院子裡找個地方藏起來，可是這一次在六月底來了個突然襲擊，犯人出工後進行了比過去任何一次都仔細的檢查。收工回來進監捨一看，整個監捨被翻的亂七八糟，我的一床草褥子被翻到了上面，撕了個大口子，我知道這一下恐怕壞事了。
我被捕前留下的「財產」就是書和一條破線毯子，被捕後，書被沒收了，線毯子給了我，我就用這條破線毯子做了一條很厚的烏拉草褥子。在草褥子頭上我留了一個小口子，每天晚上我寫完了日記後就偷偷塞進褥子裡。從六二年到六六年「文革」開始，我差不多天天寫。日記的內容除了記錄了勞改隊裡發生的一寫事情外，還寫了我對中、蘇兩黨分歧的看法、對「九評」文章的個人見解以及對我所讀過的一些馬、列著作中的某些論點的質疑。「文革」開始後，我重點記錄了自己對「文革」的一些看法，其中有北京市委被打倒後我的一些幸災樂禍的情緒，還有我讀「燕山夜話」的一些心得體會。報紙上透露說是陳毅元帥首先對毛主席說「燕山夜話」有毒，其實我讀這本書時，也覺得鄧拓寫的一些歷史小故事有借古諷今的意思，我對鄧拓的才華非常佩服。
當然我首先就檢查我的草褥子，從撕開的口子往裡一摸，日記不見了，我知道這下恐怕要大禍臨頭了。當天夜裡我一夜沒睡覺，我只能期望但願他們不能從中發現什麼問題。我知道勞改隊的幹部文化水平有限，我寫的日記當中，凡是敏感的地方，我寫的特別隱晦，有的地方我就只用每個字的拼音的第一個字母代替，我估計他們看不懂。可是我的估計錯了。他們越是看不懂就越是懷疑我寫的是「反動內容」。
第二天一早站隊出工就把我留下了，也沒有對我多說什麼就給我戴上手銬，用一輛吉普車把我送到了碼頭監獄。
碼頭監獄是整個興凱湖勞改農場的監獄，也叫「嚴管隊」，凡是被送到這裡來的犯人或刑滿就業人員，都是因為有「重新犯罪」行為，準備加刑或判刑的。興凱湖勞改農場每年至少要召開兩次公判大會，每次加刑的、槍斃的都有，全是從這裡拉出去的。為了讓我受「教育」，這樣的公判大會，差不多每次都讓我參加。第一次參加這樣的大會，看見有那麼多人被拉出去槍斃，我心裡還有點害怕，參加的次數多了也就無所謂了。
到了碼頭監獄先給我增加了一付腳鐐，然後就把我塞進了小號。我心想，這一次恐怕小命難保了，好在我又沒有父母、老婆孩子，孤身一人，無什麼牽掛，早死早「托生」。有了這樣的思想準備，我也就豁出來了。
兩天以後從總場來了一位管教幹事（此人是公安干校畢業的，看來有點文化），跟碼頭監獄的尹指導員一塊提審我，要我承認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機翻案，並讓我交待我的「陰謀詭計」，特別是我寫的那些拼音字的字頭是不是「企圖組織暴動」的計劃等等。我當然不能承認，我承認這是我記下的讀書、讀報的心得體會，也承認了我對北京市委被打倒，感到幸災樂禍，因為我估計這一點問題不大，因為北京市委畢竟被打成了黑幫。至於我記的那些拼音字的字頭，我就堅持說，時間久了，記不得了。別說那根本不是什麼「企圖組織暴動的計劃」，如果真是的話，說什麼我也不能承認。於是他們便讓兩個打手給我上老虎凳。
對於「老虎凳」這種刑罰，過去我只是從小說裡知道，日本憲兵隊抓了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上刑時有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等刑罰，但老虎凳究竟是個什麼樣子，我可不知道。這回我可知道了。原來上老虎凳就是把你捆在一條長板凳上，胸部捆一道，靠近膝蓋的地方再捆一道，然後掀起你的後腳跟墊磚頭。人的腿是只能往後彎，不能往前彎的，這時給你墊了磚頭以後，就好像把腿往前折斷了似的，疼的渾身直冒汗，不一會就昏了過去。聽說舊社會在東北抓到了「鬍子」（土匪）上刑時，有的墊到三塊磚頭，腿上的筋都繃斷了，仍然咬牙不承認，因為舊社會審犯人時，如果沒有口供，是不能判刑的。不管這些傢伙的罪行如何，能挺過這樣的刑罰可真不簡單。這回我也真正懂得了為什麼在重刑之下會出現那麼多屈死鬼。後來看電影「紅燈記」時，我又聯想到了這次受刑，我認為叛徒雖然可恨，但也應該分別情況，對於那些主動叛變投敵的叛徒，抓住應該千刀萬刮，但對於那些因挺刑不過招了供而成了叛徒的人，的確還有情有可願之處。王連舉最初並不想當叛徒，如果他一開始就想當叛徒的話，就用不著自己打自己一槍了，只不過他這一招沒有逃過老奸巨滑的鳩山的眼睛，最後在重刑之下實在挺不了啦，才招了供,當了叛徒。好在我這一次只墊了一塊磚就昏了過去，再上刑已沒有什麼意義了，解開繩子等我甦醒過來以後，兩條腿疼的站不起來了，最後他們拖著我重新將我塞進了小號。
塞進小號以後，我用戴著銬子的手按摩自己的膝蓋和腿彎處，並試探著彎彎腿，漸漸地覺得恢復過來了，我又扶著牆慢慢的站了起來，知道自己並沒有殘廢。經過這次提審以後很長一段時間再也沒有提審我。我心裡直納悶，我想可不能就這樣拉出去槍斃，我又沒招什麼供。文革的一些回憶錄，描述了文革期間一些慘無人道的刑罰，其實這些刑罰早在五、六十年代的興凱湖勞改農場就存在。
十一月份的一天，突然把我從小號裡放了出來，其他被關在小號裡的犯人也放了出來，碼頭監獄的管教人員還經常有時來，有時不來，只是增加了武裝人員看押。這是怎麼回事呢？我還看見原來的管教幹部都戴上了紅衛兵袖標，「紅衛兵」三個字是一樣的，但下面的小字好像還不一樣。後來聽從總場送來的犯人趙寶成說，興凱湖勞改農場的幹部們也成立了這個戰鬥隊、那個戰鬥隊，自己跟自己打起派性仗來了，還說總場的符政委戴高帽子游了街等等。我明白了，原來他們自己跟自己打起來了，顧不上犯人了，只是交給武裝人員嚴格看押，別發生逃跑、暴動之類的事就行了。其實他們也知道，碼頭監獄跟農場不一樣，犯人整天被鎖在監號裡，一個也跑不了，也不可能鬧起什麼事來，又有武裝看押，所以他們放心。
進入六七年一月份，「紅衛兵」運動發展到了高潮，全國各地、各單位都在奪權，不可一世的各地黨委紛紛陷入癱瘓狀態，過去他們至高無上的權利被各派「紅衛兵」組織奪去，全國亂成一鍋粥，興凱湖農場自然也不例外。這種情況是很危險的，因為興凱湖農場緊靠蘇聯，相隔只有一條大約三十米左右寬的蘇爾察河，後來發生的珍寶島戰役，就離興凱湖不遠。鑒於六二年發生的新疆伊犁地區事件的教訓，公安部決定解散興凱湖勞改農場。但是一、兩萬勞改犯和勞教人員以及刑滿釋放的就業人員怎麼安置呢？最後決定交給黑龍江省公安廳負責安置。黑龍江省有許多勞改農場，但任何一個勞改單位要一下子接納這麼多的犯人，這是不可能的。怎麼辦？最後決定將興凱湖勞改農場的犯人「化整為零」，分散到黑龍江省的各個勞改農場去，原興凱湖農場的幹部除了少數人隨犯人一起調到了黑龍江省的勞改單位外，大部分暫時留守。在犯人調走的同時，興凱湖農場進駐了兵團，後來知青下放，興凱湖農場就成了一個比較理想的地方，因為經過犯人十多年的開墾和建設，這裡的房屋和農田基本建設已經相當不錯了。不過後來聽說,下放青年進入後發生過嚴重的武鬥,死了不少人,還聽說有的下放青年往蘇聯跑,被槍斃了。
碼頭監獄嚴管隊的犯人被調到了黑龍江省北安縣（現在叫市）第四十九勞改支隊，即長水河勞改農場。押送犯人的幹部作完交割後就回去了，就這麼一亂哄，我的問題再也沒有人繼續審問，就這樣不了了之了。謝天謝地！我又撿了一條小命。不僅我撿了一條小命，這些被送到碼頭監獄的犯人，大都是要準備加刑的，這下全倖免了。
一月份是天氣最冷的季節。走的那一天興凱湖正刮著大「湮泡」，氣溫下降到零下三十八度。為了怕犯人凍死在路上，還算不錯，臨走每人發了一頂新的狗皮帽子。這樣也不行，因為坐的是敞蓬汽車，連一點擋風的東西都沒有，犯人就把所有能御寒的東西都用上了。我就乾脆解開自己的破行李，拿出破勞改被子把自己包起來。興凱湖農場離密山縣城大約一百華裡左右，汽車開了兩個多小時，到了密山縣城，許多犯人都凍壞了，不少犯人的臉上、手上、腳上都凍起了泡。
我愛人家有一位親戚，六七年作為下放青年就去了興凱湖農場。八一年我和我愛人回北京過中國新年正好遇到他也是回家探親，因為他與當地一個姑娘結了婚，不能再回北京了。當年下放青年武鬥打死人的情況就是他告訴我的。他還告訴我，改革開放後，八零年在興凱湖安家落戶的青年也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制，但是他卻因為得了嚴重的大骨結病，不能下地幹活，生活十分艱難，經濟上多靠北京的父母救濟，他的一個孩子就因為養活不了，一直住在北京的祖父母家，而他本人於八十年代後期，因癌症死在了興凱湖農場。
現在報紙、電視台上介紹說，興凱湖已經建成了一個旅遊勝地。的確，大興凱湖邊是一片柔軟的細沙灘，湖水清澈見底（我在時當年的情況），魚產豐富，黑油油的肥沃土地，如果好好建設一下，完全可以建成一個北國江南的魚米之鄉，一個難得的夏季避暑勝地。我真想在我有生之年舊地重遊一下，沿著過去走過的足跡憑弔一下，這是我的一大心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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