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4日訊】第一部分：寫于中國

第一章

沈天心不會忘記布鞋掉地時那篤的一聲，這一聲就象在他心上猛地叩擊了一下，使他意識到自己的惊恐，并為此感到羞恥。

事情并不完全出乎意外，應該說他對這一天的到來是具有充分思想准備的。吳戚反革命集團的兩個為首者吳府城和戚兵都是他的莫逆之交，列為集團骨干成員的肖崇文是他多年的文友，再加上其他几個相知不深者，他的牽連不小。一個多月來，對吳戚反革命集團的揭批和揪斗一浪高過一浪，在小小的關城業已形成勢不可擋的狂潮，据說被揪出的集團成員已超過一百人。天心所在衛東街道的造反派組織頭頭康小民，半個月前就私下對天心說：“你要當心，有牽連的人越挖越多了。”天心被居民會推荐到街道造反派聯合指揮部幫忙后，与康小民天天在一起，康小民知道他与吳府城、戚兵、肖崇文都有交往，盡管并不清楚底細。那天，天心坦誠對康小民說：“我是有可能被牽連進去。小民，我們是朋友，我現在就跟你說清楚，假如我一旦被揪出，你就不留情面地搞我好了，不要有任何顧慮。這樣反而倒好。”“我有數，有數。”小民接連點頭說。沈天心對自己有可能被揪确實沒有抱僥幸的幻想，可是，當預料中的事真的發生時，他在剎那間還是不自禁地表現出了惊恐。

事情是這樣的：68年9月的一個星期日下午，天心看了一陣書后，正躺在自己小廂房床上閉閉眼睛，這時，鄭家三表弟虎虎不聲不響進來了。虎虎不常來，天心赶快翻身起來，和他打招呼，一邊伸手去拿床邊地下的布鞋。虎虎倚在床前窗下的舊書桌邊，隨手翻了翻桌上的一本書，默然了一會，正當天心將布鞋往腳上套時，他輕聲地卻又非常清晰地說：“你已經被點名了。”天心口里發出“呵，”的一聲，同時，手里那只鞋“篤”地一下掉落到地板上。天心立即意識到表弟已經察覺到自己的惊慌了。虎虎又說：“你還不知道吧。在電影院宣傳欄里。我特地來告訴你一聲。”他不待天心答話，就直起身來离開了房間。

天心心里有點懊惱。他想，表弟是從布鞋突然落地的聲音听出了他的畏怯才走的。

應該鎮定！

天心先到電影院。當時，整個關城就只一座電影院，宣傳欄設在正門外臨大街通道兩側的牆上。在覆蓋了大部分牆壁的黑板報上，寫的全是對吳戚集團反革命罪行的聲討。天心很快看到了關于自己的那一段：骨干分子、反馬克思主義者沈天心曾說：“資本論羅列的事實都正确，但所下結論是錯誤的。”

此話具有理論深度，它所帶來的反馬克思主義罪名顯得格外可怕。但對沈天心的揭發只有這么一句孤立的話，這個事實也包含著對他有利的重要信息。在已經歷時一個多月，聲勢浩大的深挖吳戚反革命集團運動中，吳府城、戚兵和肖崇文三人都沒有對他進行任何揭發。沈天心平靜地回憶了一下，他想起一、二年前自己确實在肖崇文家說過上述那句話。當時，在肖崇文那間擺滿了書的小房間里，除肖之外還有另一個男青年，是沈天心從未謀過面的，揭發者肯定就是此人。只要這一揭發是孤立的，他就有辯解的余地，他有理由對這种可能抱有希望，因為事實表明，肖崇文并沒有參与對他的揭發，盡管他早已被揪。

“單獨接触”應該成為一條始終恪守不渝的原則，這些年來，天心是很注意這一點的，在三人以上場合，他基本上不會隨便發表政治性言論。但只要有過，那就會出問題，所幸這樣的錯誤他犯得不多。

他回到家里，晚飯后就躺在床上。他是鎮定的，他在默默等待即將來臨的考驗。天剛完全黑下來，康小民匆匆進來了。“嗯，出事了。你知道了嗎？”他輕聲問，但語調并不顯得很緊張。

“我已經去電影院看過了。”沈天心下床說。

“問題不小呢。”康小民仍然輕輕地說。

沈天心把情況大致給他說了說，爾后說：“看來還不要緊，我能對付過去。你不要顧慮我，馬上對我采取行動好了。”

“我已經安排好了，所以先來告訴你一聲。我特為等天黑了才來，不讓別人看見。你放心，我會盡力保護你的，你自己有數，自己有數。”

第二天早上，天心照常去上班。一出家門，就看見四周的牆上用墨汁刷著許多幅這樣的大字標語，給人以怪异凶險之感：

“揪出吳戚反革命集團骨干分子沈天心！”

“沈天心反馬克思主義罪該万死！”

“沈天心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沈天心！”

康小民比沈天心小兩歲，高中畢業后沒考上大學，在衛東街道民辦小學做體育老師。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學校是最早投入運動的單位，衛東街道民辦小學是衛東街道唯一一所歸街道管的小學，小學生年齡太小，沒有能力組織紅衛兵，年輕教師就成了造反派的主體。康小民具有一定的組織和活動能力，而且有心跳出街道民辦小學，另謀新的出路，不久就在街道造反派內脫穎而出，成了全衛東街道統一的造反派組織衛東街道聯指的頭頭。沈天心那年已經27歲，他59年高中畢業，由于左腿殘疾，考取大學后體格复查不合格被退學回家。他曾在關城師專刻過一年蜡紙，此后即遭精簡（這是國家在大躍進后經濟困難時期所采取的一項措施）。在家沒有工作的七、八年里，他一直在進行文學和外語方面的自學。沈天心所受的教育，在當時的青年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他身體殘疾，學校里的許多集體活動無法參加，大躍進時，其他同學都在大煉鋼鐵，在校農場進行農業勞動，他卻能夠游离于外。他生性不喜歡受約束，對學校里所行的那一套毫無興趣，從來不想靠攏什么進步的學生組織，也從來不想拿出什么行動來表現自己的積極，而學校也無法對他有所要求，他成了共產党正統教育圈里的一個例外。從初中起，當同學們在從事一切課堂外活動的時候，他就鑽到圖書館里去看自己喜愛的書，他甚至与圖書館管理人建立了特殊的友好關系，可以任意進入書庫，在書海中載沉載浮。起先，他喜歡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諸大家，對鼓吹個性解放、崇尚民主、要求自由，表現真實人性，大膽抒寫個人喜怒哀樂，以及具有高雅審美情趣的新文學作品情有獨鐘，繼而，對外國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強有力的個人精神、對真理和正義的深沉摯愛、對邪惡和非人道的社會黑暗面的嫉惡如仇、對一切美好事物的頂禮膜拜、對自由、平等、博愛這一光輝理想的殉道式的獻身精神心向神往。离開學校之后，他自身所處的無望之境促使他對中國的社會政治現實進行認真的思索，他覺得，毛澤東在中國所行的一切，不要說与世界文化精英們的社會理想背道而馳，而且与二十世紀以來不斷投身中國民主革命的志士仁人們所追求的目標，相去已越來越遠。從蘇聯揭露出來的情況看，沈天心覺得，毛澤東正在無可挽回地走向他的反面。對天心來說，從毛澤東接連犯錯誤，到60年代初大大強化對毛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再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使中國陷入大危机，這里面有著明顯的軌跡可循，是絲毫不難理解的。

作為一個不可能受那些膚淺可笑的偽理論欺騙，具有自己的堅定信念，又富于血气和個性的青年知識分子，沈天心所抱有的思想，對于現實而言，具有非同尋常的超越跨度，因而是他周圍一般人所無法想象的。不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社會動亂在沈天心眼里還并不是真正的亂，他所期盼的局面還遠遠沒有到來，他自己還根本不想有所動作。天心外表斯文，對人謙和，沒有工作在家，對為居民會盡義務的事一向有求必應。文化大革命開始后，這种事情就更多了，居民會要他帶領以家庭婦女為主的居民群眾進行政治學習、給她們讀文件、讀兩報一刊社論、讀老三篇、用紅漆在牆上寫毛主席語錄，在她們眼中，沈天心一貫是個可親可近，思想好，文化程度又高的人。所以，當街道聯指頭頭康小民要她們推荐能夠到聯指幫助他工作的人選時，居民會老主任胡大姨就毫不猶豫將天心推了上去。

其實，康小民在向街道總指（關城五個街道造反派組織的總指揮部）反映自己缺乏文化程度較高的助手時，總指一把手吳府城就向他提到過沈天心，說他如何有文才，人又如何好，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云云。康小民做事很穩妥，他并不直接去找沈天心，而是拐了個彎，要居民會向他推荐。康小民一點不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出格的一套，他只想樹立一個有能力的正派造反派頭頭的形象，為自己今后站住腳打下基礎。沈天心則從自己的所求出發，答應進入聯指幫助康小民工作，他眼下唯一想要得到的是一個可以糊口的起碼工作，進入街道聯指至少可以為此創造一點條件。他与康小民配合得很好，實際上是以造反派的名義做著恢复原有秩序的工作。他們早早解放了衛東街道原党支部書記張平，張為人公正，待人誠懇，行事有主見，有人情味，是一個受到群眾尊重的共產党基層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被進城尋求報复的下鄉青年一腳踢中睾丸，從此需在腰間綁上一個非常寬闊的皮托才能直起腰來。關城的造反派在定鼎之前，曾与保守派在關城電厂進行過一次激烈的武斗（但与外地那些動槍動炮的武斗相比，還只是小巫見大巫），衛東街道有個居民會干部是鐵杆老保，也去參加了保守派保衛電厂的戰斗，結果被鐵棍打得頭破血流。她被押到街道聯指時，康小民和沈天心看到她那張腫得眼睛都無法睜開的血跡斑斑的臉，就馬上斥退跟在她后面，仍然對她罵罵咧咧的大群憤怒的造反派小青年，讓她一個人在辦公室歇口气，然后叫人護送她回家。當天康小民和沈天心即去張平家，康小民問張，街道里有人在電厂被打的事他知道不知道，張平當時還沒有解放，對聯指頭頭登門拜訪的意圖有點拿不准，所以一開始也裝出對受害人不是同情而是憤怒的神情，“這家伙……”他正想這樣說下去。

沈天心不待他把話說完就痛楚地說：“她傷得很厲害，我們都不忍心看了。唉，一個普通家庭婦女，何必去參加這种事，吃這种苦呢。”

這樣一來，談話就改變了方向。張平和康小民、沈天心兩人也就很快形成了一种新的默契。

張平解放后，康小民和沈天心接著就安排召開了一次全街道居民會干部大會，沈天心寫了一份致全體居民干部的公開信，對他們加以肯定和撫慰，并要求大家繼續搞好居民會的各項工作，剛得到解放的張平也在會上講了話。后來張平對康小民說，如果一個領導干部 有沈天心那樣的人做秘書，那他的工作就會非常輕松，連腦子都用不到動了。康小民將此話告訴沈天心時，他一笑置之，這种夸獎是不會使他動心的。

68年6月，沈天心被安排到衛東街道車木組任會計，每月工資35元，那時候35元工資已不算低，初進國營單位的人大致也只有這點工資，顯然那是康小民和張平對沈天心的一种优待，康小民自己的工資那時也只有35元，可他已經工作好几年了。

車木組原是一個老車木匠所辦的單干作坊，因為他想取得集體名義，謀求業務發展，就通過街道招收了一名熟練工和兩名徒工，建立了衛東街道車木組，街道因此給他配備了會計。那是個生產方式十分原始的破作坊，一間臨街的低矮小棚屋作門市部，再加上一個不大的工場間。車床是用木頭打的架子，只有轉軸和車頭上的頂針是鐵的，生產者一邊用腳踩動車架下面的踏板提供動力，一邊手上不時調換使用几种形狀不同的車刀來對轉動著的木料進行加工。托爾斯泰在《戰爭与和平》中描述過老包爾康斯基公爵在家里干車木活的情景，大陸老翻譯家草嬰先生將他所用的車刀誤譯為鑿子，那顯然是老先生在現實生活中沒有看見過這种車木生產所致。可以肯定，衛東街道車木組里所使用的車木車床，絕不會比老包爾康斯基公爵在兩百多年前所用的車床好。

天心進車木組不到一個月，關城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的最大戰役–揭批吳戚反革命集團–就打響了。

天心在車木店小棚屋四周牆上，也看到了同樣的標語。但是組里的工人見了他都好象沒發生什么事一樣，只是大家沒跟他搭話，也不朝他看而已。當然他們心里都在等著瞧事態的進展，那是沒有敵意卻有著無形緊張的等待。不一會，街道聯指的一個小青年就來通知他，中午12點准時到街道報到。

沈天心中午12點到街道，聯指兩個小青年已在等他。他們都是天心熟識的，見到他都沒有擺出面對現行反革命所應有凶相，只是臉上顯得有點不自然，而且沒說什么多余的話。兩人中的一個將一塊紙板做的大牌子遞給天心，上面寫的當然是他的現行反革命頭銜和大名，牌子上端穿著繩子，那是用來將牌子挂在脖子上的。沈天心接過牌子拿在手里，并不主動往脖子上套，那兩個小青年也沒有強迫他挂好牌子，而只是說：“走吧，去電影院。”

沈天心就這樣手里提著牌子走上了街，兩個小青年遠遠地跟在他后面。那實在不象是被押著去接受批斗，他甚至沒有引起街上行人的過多注意。假如沈天心是學校或其它正規單位的人，那就絕對沒這么好了。他只是一個剛進街道民辦小單位工作的殘疾青年，在那個街道里他沒有敵人，而且還有人想要在暗中保護他。

一上大街，气氛驟然發生了變化，殺气騰騰的大幅標語滿街都是，呈現出即將召開全城大型批斗會的逼人气勢。天心走到城中大橋，看到用石灰水刷在橋面正中水泥地上的字比桌子還要大，其詞曰：“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吳府城，沈天心！”過橋后的城中大馬路地面上，也刷著同樣大的標語。他知道自己是最新被揪出的吳戚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今天是他第一次被揪斗，這或許就是特為給他准備下的殺威棒吧。不過，這景象在他心里激起的感覺卻与恐慌大不一樣。他心里非常清楚，吳府城這個名字，眼下在關城老百姓心目中的分量，實際上已經超過他本人所具有的真正分量了。專制政權對政治异已分子所進行的公開迫害通常會起這种作用。自己的名字以這种方式和吳府城連在一起，那絕不祗是一种恥辱。沈天心覺得自己的腳步仍然是堅定的，他甚至已經忘記自己是柱著一根拐的。

時間還早，電影院里人還不多。沈天心被領到電影院主體建筑邊那一排原來作為觀眾候映室和小賣部的平房前。正中那間候映室里只有兩、三個戴著工人糾察隊紅袖標的人在走動著，原來的一排排長椅大多已經搬空。沈天心万万沒有想到，他一踏進門，就看到了已經坐在一側牆邊的吳府城。吳府城那張顴骨突出蒼白消瘦的臉上，一雙睜得大大的眼睛与自己迎著他看的眼睛相接了！沈天心坦然地看著他，而且有意識地現出格外從容的神情，手里提著那塊牌子，朝与他相對的那一側牆邊一張長條凳走去。他們就這樣相距約摸五、六公尺面對面坐著，相互看著對方。不到一分鐘，在場的工糾隊員發現他們在對視，就過來叫他們倆都反轉過身去，面壁而坐。

沈天心此時心里充滿了慶幸和喜悅，他沒有想到能夠在這一場

合与吳府城相見，而且以這樣的方式給了他一個這么重要的信息。他唯有一點懮慮：剛才所給的信息是否已經足夠？

吳府城比沈天心長9歲，由于家境貧寒，沒有上高中就參加了工作。他天資聰穎，性喜文學，從少年時代起就一直堅持自學，對中外文學、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學等都廣有涉獵。他具有惊人的記憶力，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諸多名篇佳什能倒背如流，他文筆老練遒勁，50年代早期就發表過小說作品。他好与友人縱論天下事，57年反右運動時因此罹禍，也屬情理中事。丟掉工作之后，回關城老家与寡母相依為命，苦度光陰。他形銷骨立，體弱多病，文不為用，力复不胜，謀生之難可以想見。他擺過修自行車攤，開過租借圖書的小店，后來進反帝街道（与衛東街道一樣，這种街道名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改名風的產物）紙袋厂，做終日用漿糊糊紙袋的民辦手工業工人。不過，要叫他那种雖然處于社會最底層，但自視頗高的受壓抑知識分子完全向現實屈服也非易事。在一個無知和迷信盛行，當權者又蓄意推行愚民政策的國度里，那种人倒反而具備了成為政治先覺的條件。在中國，那些曾在六十年代做過紅衛兵，但到九十年代卻成了力主民主憲政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學術界鳳毛麟角，大多都經歷過一段對毛澤東的狂熱妄信期。但象吳府城那樣的人，他們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對毛澤東持強烈的批判態度，對他，他們從來沒有妄信。吳府城的婚姻也是頗為酸楚的經歷，他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不久才結婚（大約是64年他33歲時），妻子比他年長11歲，因前夫去世而改嫁給他。好在那女人年輕時十分美貌，在關城有棕棚西施（娘家解放前開棕棚店）之稱，与吳結婚時，尚風韻猶存，不久生了一子，此時才3歲。盡管生活如此不如意，但在精神世界里卻始終屹立著另一個吳府城，一個具有自己的識見与判斷力、自己的政治理想、自己的人格与道義追求，絕非似現實中那樣卑微的吳府城。他在關城是擁有很多朋友的，与相知較深的二、三文友相聚一室之內，話題仍將是國事、天下事，猥瑣微末的家事至少在朋友之間是不占位置的。沈天心与吳府城有交往，而且交情不淺，這本來是一件最簡單不過的事。關城是個彈丸之地的小地方，既然同屬埋沒于民間的有膽識的知識分子，自然會有机會走到一起。沈天心和吳府城第一次見面還是在他開租書屋的時候，吳府城將自己的書屋取名為“三味書屋”，沈天心為此給他寫了一首七絕，末兩句云：“緣何書屋名三味，肯与前人步后塵？”吳府城見之甚喜，當場作詩相和，兩人遂成莫逆。其實沈天心的詩不可深究，魯迅先生的后塵不是那么好步的！后來，他就和吳設想過，如果魯迅先生活到49年之后，他會屈服于現政權嗎？在中國文學史上，他們兩人唯一服膺的便是魯迅先生，盡管在毛澤東那里，魯迅先生一直享有至尊的地位。就個性而言，天心比較內向，也太執著，太認真，真正愿意交的朋友不多，所以他和吳府城的交往始終是單獨的，吳与其他朋友聚談的場合他從未參与過。他与戚兵、肖崇文的過從也是分別單獨進行的。但不管怎么說，他們的問題實際上只不過屬于言論范疇，而且是私下之言。若說他們組成了一個以吳戚為首的有組織、有綱領、有計划的反革命集團，那顯然只能算作是無限上綱的构陷。不過天心心底里倒并不覺得自己被揪是一种使他感到委屈的冤枉，姑不論其他的“集團成員”如何（天心就知道其中不乏生性輕浮，平時喜歡夸夸其談，到面臨壓力時，就立即嚇得渾身癱軟，交待“問題”唯恐不及的毫無骨气之輩。潘某就是這樣一個人，此人是天心的高中同學，58年學校搞安全運動，由于潘的出賣，致使另一個同學以反革命罪遭到逮捕，判刑十五年，其時只有18歲。這次潘某也被作為吳戚反革命集團成員揪出，此人如何表現不言而喻，但天心一向与他無交往，街上見面點點頭而已），就他自己而言，頭上被套上個“反”字，倒确是實至名歸，無庸抱怨的。在吳府城參与造反成為街道總指第一把手之后，他們有次在公園樹下石凳上單獨交談。他們談到眼下正在共產党內進行的激烈權力斗爭進一步釀成內戰的可能性，談到共產党地方政權的大大削弱，談到局勢如果一旦失控，就有可能發生這樣的情況：一部分共產党領導人轉而尋求蘇聯的支持，而在動亂中涌現出來的新的社會政治力量則勢必會得到西方的支援，其中包括台灣和希望在中國實現政治民主的廣大海外華人的力量。他們兩人都認為應該為這种可能性作好准備，沈天心對吳說，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出擊是一种非常好的准備，到時候他就會擁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吳說毛澤東利用造反派作為他進行党內權力斗爭的工具，而象他那樣的造反派就利用他所提供的机會，為達到自己的最終目的而努力。從現在往回看，他們那時的想法未免過于天真和樂觀，但就當時看，他們的談話豈不儼然帶有潛在政治家的口气嗎？他們确實時刻在窺測形勢，處心積慮想著一個“反”字。問題只是，沈天心認為根据他自己所處的實際情況，他還有可能將這一切徹底隱藏起來，他可以不把自己毫無代价地交出去。

候映室開始一批批地進人，挂牌的，押送的，不一會便將前后几間屋子給擠滿了，人頭攢動，人聲嘈雜，簡直成了馬蜂窩。此次被斗的集團成員有几十個，有的不卑不亢，神情漠然；有的臉色發白，彎曲著身子，低垂著頭。他們進屋后就被推到牆邊朝牆站著。沈天心看見戚兵在兩名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押解下進來了（他与吳府城兩人已正式逮捕），工糾隊員讓他們穿過人群，打側門向隔壁那間屋走去，他雙手戴著手銬，反背在身后。戚兵個子很高，非常顯眼，但他神態還可以，頭并沒有往下垂，神情也并不局促。半個月前有天開批斗會，也是中午時分，沈天心上班走過原縣府門口，正好看見戚被兩名戰士押著走出門來，關城縣看守所就在縣府里面。天心邊往前走邊轉頭朝他看，戚也看到他了，他們倆互相注視著，直到朝不同的方向拉開距离。那次天心也曾為給了他一個明确信息而高興。戚兵常來天心家，天心有時也去他家，戚每次与天心見面即顯披肝瀝膽之狀，透發出一股豪情。戚兵曾參加志愿軍赴朝作戰，他的原名戚彬就是那時改為戚兵的，（后因考大學時偽造部隊證明，不僅被錄取的大學除名，而且也失去了軍籍），加上他愛好文學，軍人的豪爽熱烈与文學青年的理想風采集于他一身，能迅即給初交者形成強有力的個性沖擊。但他的文學功底難望吳府城之項背，性喜張揚，實際上卻志大才疏，虛有其表。在底層知識分子圈子之外，天心還有一位比他年長的同姓知交，由于他做技術工作，天心一貫稱他為沈師傅。有次沈師傅對他說：“听說你認識的那個戚兵口才很好，活動能量也很大。”天心說：“假如你想看看，我可以約個時間叫他來我家。我不會向他講明，你只要稍后裝作偶然來玩就行了。”那天戚兵和天心談了一會，沈師傅就來了。天心給他們作了介紹后，就找個借口出去了，把他們倆留在房里。他在外面兜了一圈回來，只听見戚兵在激昂地侃侃而談。沈師傅見天心回來，就笑著起身告辭。天心送沈后回來對戚說：“在生人面前，千万不要這么直率。”几天后天心去沈師傅家，沈師傅馬上對他說：“戚兵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天心說：“太露。”沈師傅說：“對，這种人搞政治活動，非失敗不可。”天心后來知道，吳戚反革命集團這件事完全是戚一手造成的。文化大革命中，苦悶彷徨的年輕知識女性同樣很多，戚身邊就有兩個，一個是頗具音樂天賦，有關城金嗓子之稱的中學音樂教師；另一個是師范畢業，愛好文學，且堪稱佳麗的鄉村小學教師。戚兵用自己火一般的熱情和种种富于挑戰性的思想，煽起了她們輕信的痴情。戚的妻子文化程度很低，是他失意進厂做工人后，在同厂女工中找的，他又以与妻子無共同語言的精神痛苦來獵取她們的芳心。戚兵這樣的彪形漢子，性能力是肯定過剩的，那兩位本已被毫無意義和希望的現實生活煎熬得痛苦不堪的女性小知識分子，又成了戚的強大性攻勢的犧牲。她們倆彼此也是認識的，只是起先并不知道各自与戚的真實關系而已。有一天，上深夜班的妻子因肚子突然作痛提前回家，此時，戚正和那位中學音樂教師在床上相擁在一起。老式木結构小樓房的樓上房間只有一扇門，除了跳窗之外無它路可遁，戚的妻子算是捉奸捉到雙了。于是，轟然大爆炸，妻子以中國普通女工大吵大鬧的方式，將此事捅到了單位和居民會。最可怕的還是那位漂亮的小學教師得知此事后的強烈反應，對她而言，那個消息無异于五雷轟頂！天真而又虛幻的愛情蜃樓頃刻間訇然倒塌，無情的丑惡事實使她無可挽回地直落進比原有的黑暗更加黑暗百倍的万丈深淵。她給那位中學音樂教師寄出一封痛徹心脾的告實信之后，就服用了大量安眠藥，決心一死了之。那位女中學教師看了此信后的悲憤，當然跟寫信人同樣強烈，不過她要比寫信人堅強。當听說寫信人被搶救脫險后，她就直接去寫信人家。她們倆在一起呆了三、四天，直到把戚兵的反革命真面目徹底勾勒清楚，并隱隱圈點出戚的一批同伙，共同走上檢舉揭發之途為止。有了這么一個大窟窿，沖坍大堤就變成一件并不困難的事了。沈天心對此無話可說，但就他本人与戚的關系而言，護住一方堤岸是完全可能的。他相信戚沒有必要把他給端出來，況且他已經給了戚信息：對他，戚可以放心。

已經稍為安靜下來的候映室忽然又騷動起來，沈天心轉頭一看，只見進來兩名荷槍的解放軍戰士，朝吳府城走去。他們招呼吳站起來，吳半朝天心那側站著，一個戰士給他打開手銬。這時房間里所有工糾隊員的眼光都集中在吳身上。吳府城是個瘦高個子，沈天心坐在那里可以清清楚楚看見高出于許多頭顱的他的臉，吳微微朝天心轉過頭來，那雙因消瘦而顯得更大的眼睛直楞楞瞪著他。天心正想找机會給他一個更加明确的信息，一看到他朝自己看，就毫不猶豫地向吳搖了搖頭，吳一看到，立即將頭轉了過去。天心此時的喜悅是無法用語言描述的，他重新轉過身來面壁而坐，閉上眼睛，完全沉浸在這一奇跡般的成功所激起的無比滿足的感覺之中，忘掉了周圍的一切。

卸除手銬后，兩名戰士押著吳向候映室外走去，批斗大會即將開始，他們先送吳去上廁所，為赴會作准備。巨大的電影放映廳里已經黑壓壓坐滿了人，台上耀眼的燈光已經打亮，工糾隊員們正在忙碌，當大會主持者和其他頭面人物上台就座時，在台上一個站在擴音器前的人的領喊下，全場響起了山呼海嘯般的口號聲：“打倒吳府城！”、“徹底粉碎吳戚反革命集團！”、“不獲全胜決不收兵！”、“反革命分子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万歲！”、“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胜利万歲！”……一次次放下又高舉起來的手臂，使整個場子成了一片巨浪掀騰的海洋。當主持人宣布批斗大會開始，并大吼“將罪犯押上台來！”之時，早就作好准備的解放軍戰士和工糾隊員們就架著戴手銬的吳府城和戚兵，以及几十個胸前挂著大牌子的人從大廳側門跑了進來。口號聲震耳欲聾，气氛之緊張，聲勢之浩大到了無以复加的程度。沈天心是柱著拐的，想來也是被身后兩個气勢洶洶的工糾隊員推著跑進來的吧，但是，他自己好象几乎沒有感覺到被人推著跑的困難，直到在台上站好，他也沒有感受到來自整個會場的壓力，此起彼伏、雷霆万鈞的口號聲他好象全然沒有听見。這可并不是靈魂被嚇出了竅，他心里非常清醒，在這個大會上自己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仔細听清楚大會發言者對他會揭發出什么東西來。他必須掌握這方面的信息，只有以确實的信息為依据，他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斷，決定自己的應付策略。大會結束時，他仍然感到很滿意，對他的揭發除了那句反馬克思主義的話之外，只有文化大革命初期抄家時被抄去的一小本他寫于三年困難時期的日記，里面有几句抱怨肚子吃不飽，為居民會做義務工作只是出于無奈之類的話。至于受到吳府城的器重，是他眼里的紅人這樣的話，也并無多大事實根据，因為他畢竟從未一個人去街道總指找過吳府城，更不要說追隨他了。沈天心認為，他原來的判斷基本上沒有錯，他可以把問題限死在一個極低的層次上。

批斗會回來的當天，街道宣布已批准對他進行隔离審查。(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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