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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紀實文學

荒誕歲月(6)武化革命種種

【大紀元3月10日訊】軍管代表進入光孝寺大院初期,首要的任務是撮合院裡對立的兩派群眾組織,叫做 『一碗水端平』。我本能地知道,如果將一碗水擺在水平線上,大概可以保持平衡,但如果用手端,定力再好,恐怕也很難端平。我心裡明白,這種自欺欺人的口號太多了,不必太過認真。

有一天,一位姓張的軍代表到光孝寺大院『視察』,在大殿前的石平台上,與在場的許多人打招呼,或點頭,或握手,一張笑臉,十分熱情親切。我見原來是老熟人,正待上前與他打招呼,他卻突然一轉身走開了。我立即意識到,大難即將臨頭。

張大代表這時身著嶄新的綠軍裝。自從兩年前毛、林、周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原來解放軍的軍銜就被取消了,從元帥到士兵,一律是『一顆紅星(帽徽),兩面紅旗(領章)』,人們無法辨別軍人的級別和職別。張大代表是十年前就已認識的朋友,這時不戴軍銜,原來的級別和職務,仍然印在我的腦子裡。尤其是那張長長的瓦刀臉,熱情親切的表情,兵油子的談吐,永遠不會淡忘。

那是一九五九年冬,到處餓飯,市場蕭條。四川榮譽軍人學校一支文藝演出隊,以『身殘志不殘』的主題,進行一次巡迴演出。第一站是北京,第二站是上海,第三站是廣州。廣州五大系統(即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軍區)在陶鑄指示下,成立了一個接待辦公室,設在愛群大廈三樓。辦公室主任是軍區後勤部一位少校,主要管接待,儘可能讓演出隊住得好,吃得好。副主任就是這位姓張的大尉、軍區俱樂部主任,主要管演出隊的日常活動。我在宣傳組,光杆司令,既管演出,又管對外宣傳,所以,經常和張大尉研究工作,休息時間,張大尉經常到我房間來聊天。

這支殘廢軍人演出隊的所有演出活動,從排練到正式登台,從化裝、道具、燈光到司幕,全靠文化部門各藝術團體的支持,人員和專業活動,我都比較熟悉,一個多月的演出,進行得相當順暢,張大尉與我的合作關係,十分融洽。

聊天的時候,張大尉的『軍中趣聞』,和他濃重的遼寧口音,常引得在場的人大笑不已。他說過連隊上黨課的笑話:連指導員上黨課,開口就說『我們的偉大領袖李闖王』,我一聽,錯了。連忙向指導員解釋:李闖王是農民起義的革命領袖,最後起義失敗了。指導員點點頭,又說:『李闖王是農民革命領袖,後來失敗了。為甚麼會失敗呢?原因只有一個,就是不服從毛主席的領導。』聽到這裡,大家已經笑得前仰後合。只有我與他兩人閑聊時,他才把他自己與妻子離異的事,悄悄告訴我,並向我透露,他正在追求的一位女性,恰恰是我同單位的一位女編輯。

演出隊的活動安排得非常緊湊,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觀摩蘇聯火車頭足球隊對廣州足球隊的一場比賽。按慣例,球賽在廣州唯一的大型的越秀山體育場進行,照例不公開發售門票,有組織地由機關、團體、工廠、學校、部隊包座,控制相當嚴密,不容易出亂子。這一天正好是新年,乾陰天氣很冷,大家都穿上軍棉衣,張大尉領隊,乘車來到越秀山一個隱蔽的地道口。下車後張大尉照會了警衛斑,領著大家走入地道。雖然燈火通明,水泥路面平坦,軍用吉普車開得進來,但我們魚貫而入,氣氛相當肅穆。走了大約二十分鐘,再爬一段梯階,出口就在體育場主席台的一側。

我們被安排在主席台左邊的座位上。球賽開始前兩分鐘,一群身著軍便服的高級將領,在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兼廣州軍區政委)陪同下走上主席台來。我一看,見有賀龍、聶榮臻、徐向前、陳毅、葉劍英等人,十大元帥有一半就在眼前。演出隊的殘廢軍人立即自動起立行舉手禮,我注意到張大尉也起身行禮,只是動作稍慢半拍,長長的瓦刀臉,一陣紅一陣青,很不自在。元帥們落座後,演出隊的軍人才坐下來。這時,有一位軍官走過來,與張大尉耳語了幾句。張大尉立即向大家傳達:和平時一樣看球賽,一切行動聽指揮。後來,張大尉悄悄告訴我,挨了一頓『克』,差點沒鬧出亂子。我問為甚麼,他說,在那種萬人場合,集體站起來行舉手禮,一下子就暴露了元帥們的行蹤,是絕對不允許的。也怪自己,沒有事前和大家打招呼,說清楚。

演出隊的吃和住,就當時『經濟生活困難』的條件而論,屬於『特殊』待遇。愛群大廈是廣州最高級的賓館,每個房間都有兩張臥床,另附客廳和洗手間,從窗口望出去,珠江的景色,盡收眼底。吃的更出乎我意料之外,各大單位輪流請客,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名菜美點,珍餚奇饈,應有盡有。連『困難』前也不容易見到的廣東土特產美食,一一出現在宴席上。我跟着好住好吃,享受了一個多月,想起妻子兒女在家裡挨餓,心裡真不是滋味。

接待結束後,軍區禮堂如有一些重大演出,像海政歌劇團演出大型歌劇《紅珊瑚》,我給張大尉一個電話,他就給我留下兩張票,並親自在禮堂門口等我,客客氣氣送我進場。他這位軍區俱樂部主任,管禮堂之外,還管軍人攝影社,權力不大,交往頗廣。後來聽說他追求的那位女編輯,和另一位比較年輕的軍官結婚,他懊喪了一陣子,又終于找到一個對象,結婚了。

現在是軍管時期,張大尉到光孝寺大院來『支左』,沒有軍銜,按三年晉昇一級算來,不是大校,也應該是上校了。在大殿前連個招呼都不打,我當然不能不介意,也不能太介意,人間冷暖,我也有些感受了。張大尉在大院裡轉了一圈,在大門外乘坐軍用吉普走了,也不再露面了。

大院裡來了位年紀較輕的軍代表,也姓張,也是東北人,後來才知道,這位張代表是部隊藝術團體的政治協理員,充其量是個上尉軍官。不過,既然他的上級派他來當軍代表,他就是大院裡最高領導人,一切由他說了算。

最讓張代表傷腦筋的是,大院裡對立(甚至勢不兩立)的兩派革命群眾組織的『大聯合』。雖說兩派都自稱是擁護毛主席的造反派,又互指對方是『保守派』甚至『保皇派』,兩年多來的『大辯論』,無時無地不是引用『毛語錄』,以暴力語言攻擊對方,而暴力語言互相攻擊的結果,往往伴隨暴力行動,有時演出『全武行』,以頭破血流告終。這就是全國性的『武鬥』越鬥越兇,而且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兩年來全國各地兩大派的爭鬥,已讓毛、林、周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大員們焦頭爛額,最後不得不以『軍管』名義,用正規軍的暴力,來控制局勢。

在全院大會上,張代表總以『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來稱呼大家,講話中盡量避免『造反派』、『保守派』、『保皇派』一類帶挑動性的詞彙,連『走資派』也很少提及,翻來覆去的幾句話,就是林彪副主席的指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號召大家一定要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上團結起來,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我暗中思忖:三年了,學校停課,工廠停工,交通癱瘓,全面內戰,死傷無數,走資派呢?好像連影子都見不著,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有一天,張代表搞了個『憶苦會』,要大一起吃一頓『憶苦餐』。不知道張代表從哪裡拉來一卡車野菜,叫伙房熬了兩大鍋野菜湯,然後在大殿前榕樹下廣場上,由預先培養的三個年輕人,清一色貧農的子弟,當著大家的面訴苦,控訴地主、國民黨、舊社會的罪惡,訴說農民受欺壓、受剝削的苦。張代表極力鼓動,『忠不忠,見行動』,說吃野菜,就等于向毛主席表『忠心』,野菜越吃得多越忠心,他自己帶頭,吃了三大碗。後來才聽說,張代表夜裡鬧肚子,拉得全身發軟,到醫院急診、補液,第二天才免強爬起來上班。

這種『憶苦思甜』的把戲,從『土地改革運動』到『四清運動』,十幾年間,我不知經歷過多少次。開頭,培養貧僱農起來訴苦,無非是沒飯吃,沒衣穿,沒錢醫病,死了連副棺材都沒有,說到苦處,一把鼻涕一把淚,當場加以引導,說是造成農民吃苦受罪的,就是地主、國民黨、帝國主義和舊社會。當時的確能激發起農民的『血淚仇,階級恨』,於是,『有仇報仇,有恨雪恨』,兩年間就殺掉一百多萬人。記得當時一位大學教授,下鄉參加土改,一時無法適應農村生活環境,身體有病,情緒波動,口占一闋《虞美人》,詞曰:訴苦扎根何時了,眼淚流多少。頭疼鼻塞又傷風,往事不堪回首迷濛中。地主階級今猶在,只是地位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後來整隊,這位教授挨了好一頓批判,連鬥帶打,襯衣領子都扯破了。『四清』運動開始的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連續進行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依然演用『訴苦』教育方式,就鬧了不少笑話。被培養出來『訴苦』的青年婦女,對『舊社會』已經毫無印象,經歷最深最痛苦的是大躍進後的三年大饑荒,說到全家挨餓,水腫,甚至死人,無不痛哭失聲。這正合著民間一句俗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萬萬沒想到,這位從事政治工作的張代表,在大群知識分子面前,也演出一幕『搬石頭砸腳』的鬧劇。

不知道是張代表以為『訴苦』已經激發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階級仇恨』,還是『石頭砸腳』令他惱羞成怒,他忽然斷定,兩派對立久久不能消除,一定是階級敵人暗中破壞。他公開號召大家團結起來,揭露暗藏敵人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大家聽了無動於衷,認為張代表腦子裡階級鬥爭那根弦,繃得也太緊了。兩派的爭鬥由來已久,你張代表才來幾天,吃了三碗野菜湯,就知道是『階級敵人破壞』?

我倒是有些擔心,兩年多以前大院裡揭露出來的一個案子,如果軍代表偏聽偏信,不認真調查,真可能釀成人命大案。事情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大院裡第一個受批判的是歌舞團團長梁倫(全國著名舞蹈家、中國舞蹈家協會理事、廣東舞協主席),批判重點是他『資產階級文藝思想』。不料,上級組織部門卻暗中拋出梁的所謂『歷史材料』,說梁有『特務嫌疑』。梁和他的妻子陳韞儀(也是著名舞蹈家)一起被隔離審查,還威脅他們的女兒當面『檢舉揭發』。院裡少數派造反組織的一個頭頭,在他們組織的大會上,公開指出梁不僅是『歷史特務』,還是『現行特務』,並列舉了一批舞蹈演員,都是梁秘密發展的『特務』。

好友陳君把這一消息告訴我,的確讓我大吃一驚。我想,梁的歷史我不了解,要說這批舞蹈演員,是梁『秘密發展的特務』,則值得懷疑。既是『秘密發展』,同樣是舞蹈演員的這位造反派頭頭,怎麼知道得如此詳細?這批所謂被『發展的特務』,有男有女,有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有十幾歲的小姑娘,都是歌舞團的主要演員,如果軍管會派來的軍代表偏聽偏信,或者受陶鑄(原省委第一書記兼軍區政委)影響,對廣東幹部存有偏見,把梁的案子打成『特務集團』,後果將不可設想。如果有人受不起冤屈,自殺了,命案誰負責?

光是擔心還不行,我在可能的條件下,參與了院裡多數派造反組織對梁案的調查。不久,就在上海找到一位病在醫院的關鍵證人。他姓張,抗日時期擔任過地下黨華南特區委員會委員,公開身份是國民政府東江抗日游擊指揮所政訓室主任,他詳細說明當年梁倫考入政訓室受訓和派出工作的情,沒有發現梁參加過任何『敵特組織』。有了張老的這份證明材料,我隊梁案的懷疑就打消了。只覺得上級組織部門拋『歷史材料』未免居心不良,而誣陷梁案是『現行特務』,簡直居心險惡,可惡可憎。

儘管如此,張代表進入大院以來的種種舉動,還是令人擔心。

張代表帶著三幾個年輕的男女軍人,乾脆住在大院裡,並以『準軍隊』的要求,對大院這一大群文藝工作者,實行相當嚴格的管理。每天早晨七點鐘在大操場上集合,進行一項以集體朗讀『毛語錄』為中心的『早敬』儀式,接著,就是張代表相當嚴厲的『訓話』。有一次,他叫伙房的炊事員提來一隻潲水桶,當著大家的面,情緒激動地講了一堆『階級鬥爭』的老調,又立即捲起袖子,伸手往潲水桶一撈,抓出一個東西來,舉在大家面前,大吼一聲:『看!這甚麼東西?』

大家都吃了一驚,神經繃緊起來,以為張代表抓出個手榴彈。及至定睛一看,卻是大半個饅頭,突然就有一種被戲弄的感覺,不約而同地發出一片噓聲和笑聲。

張代表完全沒有料到會是這樣的難堪的場面,下不了台,臉色一陣紅一陣青,連嘴唇都變黑了。愣了片刻,惱羞成怒,大聲吼叫:『不要笑!隨便浪費糧食,也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在這特定的單位裡,扔掉一個饅頭,就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軍管文,槍杆子管筆杆子,還是那句老話:秀才遇著兵,有理講不清。更何況,兵的背後,還有一尊至高無上的神。

幾天後,有人在大殿迴廊的矮牆上發現『打倒軍軍』幾個字,張代表一口咬定,是一條矛頭指向解放軍的反動標語。立即拍照取證,公開追查。我到現場看過,四個字是用小瓦片在牆上劃出來的,高度只及肚臍。許多人和我推斷一樣,可能是哪個孩子劃寫的。很快就水落石出。『打倒軍軍』四個字是一個小女孩紅紅寫的,她說,軍軍欺侮我,又不講理,就打倒他。軍軍是經常和紅紅一起玩的小男孩,兩個孩子的父親都是轉業軍人,大院裡擔任領導職務的中級幹部。明明知道孩子會使用『打倒』這樣的暴力字眼,是因為三年來到處都『打倒』,給孩子們造成極壞的影響,還是公開作出自我批評,給張代表留了很大面子。

張代表一再判斷錯誤,而又自恃甚高,急于打開局面,於是,又採取更打更嚴厲的高壓手段。

萬萬沒有料到,我會第一個被拿出來開刀。

6/26/03(//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