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正：公共知識分子的道義責任
【大紀元2月9日訊】宇宙之中，有一種光明的力量，也有一種黑暗的力量，這兩種力量，不斷地對抗，也不斷地交替。他們兩者之間，存在的形式，既矛盾，又共生，兩者有不可分離的存在結構。
從神學的觀點而論，光明的力量，代表神的愛與正義；黑暗的力量，代表魔鬼的恨與邪惡。自宇宙開始，這兩種力量，便存在著永恆鬥爭的形式，有時黑暗勝利，有時光明勝利，但無論如何，唯有神的力量，才是唯一能夠對抗魔鬼的力量。
從人道的觀點而論，光明的力量，代表人道的愛與正義；黑暗的力量，代表反人道的恨與邪惡。自地球有人類開始，人類之間，便有了各種衝突與戰爭，這些衝突與戰爭，經常圍繞著愛與恨、正義與邪惡等主題，人類似乎永遠無法擺脫，這種衝突與戰爭的形式，這種存在的形式，已經成為了人類永恆的宿命。
人類存在的文明，與人類存在的命運，需要有道德與智慧的人，來協助推動。這個有道德與智慧的人，在人類社群之中，我們可以稱之為公共知識分子，他代表人類的良心，也代表社會的道德正義。
一、 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
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的概念，源自於西方，但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自人類有文明歷史以來，就存在了。
許多人對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有不同的詮釋方式，這些詮釋方式，有很多的錯誤。例如，有人將公共知識分子的定義，定位在參與公共媒體的學者，或者定位在關心政治、經濟、法律的文人等。
我覺得這些定義，十分狹隘，根本無法充分體現，公共知識分子的重要地位與歷史任務，因此，我認為有必要，從新還原人類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與地位，然後從新釐清它的人文定義與歷史坐標。
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系指關心人類存在問題的知識分子，由於他代表人類的良心與正義，因此他必須具備有完美的道德條件，也必須具備有廣博的知識與智慧。不具備有完美的道德條件、廣博的知識與智慧者，絕對不能成為一位理想的公共知識分子。
所謂人類存在的問題，包括所有的人文問題，如人的尊嚴、人的價值、人的角色、人的生存環境、人的命運與人的未來。
所謂的人的生存環境，包括人的精神領域、知識領域、文化領域、社會領域、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教育領域、科學領域、大自然資源領域、自然環境領域等。
從以上所羅列的人文問題可知，公共知識分子所關心的人文議題，包含了極廣泛的人文領域。那麼公共知識分子與知識分子，在定義上，有什麼不同？
知識分子，包含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他可能是一位，關心公共議題的學者，也可能是一位，關心自我個體問題的文人。換言之，所謂的知識分子，可以是一位完全不關心公共議題的知識專家，也可以是一位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例如，犬儒學派的學者、極端個人主義的文人、某種與人類公共議題無關的特殊專業學者等。
公共知識分子，最大的特質，在於他將自我關注的思維，放大到人類社會群體共同關注的議題之上，他的理念生命，不僅僅是為了自己，更多的部分，是為了別人而存在。
在21世紀全球化的文明裡，公共知識分子的義涵，早已超越了人類古代社會的範疇，他成為關心人類命運的思想家。所謂關心人類的命運，它所包含的範疇，包括了關心人類、關心大自然生命、關心地球的環境，因為這三種議題，密切地關係到人類未來的命運。
換言之，21世紀的公共知識分子，將成為保衛人權、大自然生命權、地球發展權的鬥士。為了人類未來的命運，公共知識分子，具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他必須負起保衛人、大自然生命與地球可持續性發展的任務。
二、公共知識分子的歷史貧困與危機
人類的公共知識分子，受限於歷史的發展，其存在的形式，很難擺脫其貧困與危機的本質。在人類文明越是落後的地方，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的貧困與危機性，便越大。
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貧困與危機性，即是公共知識分子自主性的沉淪。這種自主性的沉淪，包括自由意志、道德良知、自我尊嚴、高貴的人格、做人的基本原則等的沉淪。
從人類文明開化的過程，我們可以大致區分為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之中，人類公共知識分子，所扮演的角色與形式，並不相同。
第一個階段，為人類文明的蠻荒階段，又稱為神權時代：在這個歷史階段，由於人類缺乏足夠的科學知識，人類普遍對大自然的變化或神□，存有許多的困惑，於是產生了一種特殊的行業，即巫師。巫師扮演著，神與人之間溝通的角色，他對大自然變化的規律與神□的旨意，具有充分的解釋權。
這種解釋權的合法性，源於人類的無知與恐懼。至於巫師解釋的方式與內容，完全根據他自己的想像臆測，或者推理捏造，但無論他怎麼解釋，他必須要透過各種神秘、玄虛或詭異的儀式，如此才能充分蠱惑人民，並且維護他的權威地位。
一個好的巫師，他會透過各種技巧，傳播神的愛與正義。但是，無論巫師怎麼好，只要碰到一個不好的部落領袖，那麼即使巫師想要，傳達善與正義的理念，這位部落領袖，未必能接受。此時，巫師有兩種命運或選擇，一種是自願或被迫放棄巫師的角色，另一種是成為部落領袖的工具，盡量按照他的意志，來解釋各種大自然的變化或神□的旨意。
所謂的巫師，就是人類最早的公共知識分子，這種公共知識分子，具有依附部落統治者的性格，他的自主性與人格，十分低微，充其量只不過是，統治的工具罷了。例如，中國原始的儒家，即是起源於巫師的角色，這種巫師的角色，隨著中國文明的開化，逐漸變成卜筮之官、禮官、大司寇（如孔子）、祭祀之官等。
中國的原始儒家，必須精通占卜之術，才能夠成為統治者御用的文人，否則只好淪落民間，成為術士之徒。隨著中國文化的發展，這些原始儒家的學者，逐漸發明瞭八卦，並且將宇宙之間，所有的自然與人文事理，演繹成六十四卦，每一個卦名，都有一套哲理或命數，因此集結成《易經》。
《易經》一書，成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最早的人文哲學典籍。這個典籍，充分體現了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對自然與人文的觀點，也體現了改造人類社會的觀點。
在人類歷史的蠻荒階段，公共知識分子，很難擺脫對部落統治者依附的性格，也很難擺脫部落群體的意志，他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威、利益與地位，他必須要學會如何，以出賣自我人格與靈魂的方式，來與統治者建立妥協的和平關係，如此才能夠充分確保，他合法存在的形式。
第二個階段，為人類古代的文明時代，又稱為專制時代：在這個階段，公共知識分子，也是統治者的御用工具。這種公共知識分子，亦無法擺脫對統治者的依附性格。
在專制時代，社會權力分配的系統，主要在於統治者，不在於民間，因此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要佔有主流的知識地位，必須透過統治者的認可，才有可能獲得。如果公共知識分子，無法受到統治者的認可，那麼他只能淪落民間，成為民間的知識分子，民間的知識分子，很難行使公共知識分子的職能。
在專制時代，要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必須學會與專制政權妥協的本事，這種妥協的行為，包括知識分子的自我人格、個體尊嚴、人文思想、哲學體系、做事方式、做人方式等，都必須接受專制政權的異化，如此公共知識分子與專制政權的統治者，才能保持一致的步調。
在專制時代，統治者絕對不能容許異議者，也不能容許反對者。這兩種人，都是統治者的敵人，那麼公共知識分子，如何能成為異議者，或反對者呢？
換言之，在專制時代，公共知識分子，並不具有獨立的人格，只有遠離政治圈的知識分子，才具有獨立的人格，而這種具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並不是公共知識分子。
以中國的孔子而論，他早年擔任魯國的大司寇，此時，他是魯國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的思想與意見，在魯國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後來，他周遊列國，希望找到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接受他的治國理念與方法，但是沒有人願意接受他。
為什麼他的治國理念與方法，沒有一個國家的統治者，願意接受呢？因為他的想法，侵犯到統治階層的利益，因此必然會受到排斥與拒絕。此時的他，只是一位民間的知識分子。
然而，他晚年退而講學，不再參與實際政治。由於他屬於民間的知識分子，因此他可以自由地發揮他的理論，不必受到專制統治者的壓抑或限制。在專制時代，這種學術自由與自主性的特質，只有遠離政治圈，才有可能得到健康的發展形式。
如果當時孔子的治國理念與方法，被某一個國家的統治者所接受，那麼孔子只不過會成為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如商鞅或管仲，他不可能成為一個大思想家，因為專制文化，並不容許具有自主性思維特質的大思想家。
人類文明的哲學與思想，在專制時代，也有其偉大的一面。人類只要將專制的思想，從文明的哲學與思想中，徹底剝開來，那麼便可以重現人類文明中，那些偉大的哲學與思想。
例如，中國的儒、墨、道、釋哲學，伊斯蘭教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其他人類各種文明等，人類只要將其專制思想的部分，徹底鏟除，那麼它們就可以呈現，其健康發展的形式，甚至展現出，其偉大的內涵與光輝。
第三個階段，為人類現代的文明時代，又稱為民主時代：在民主時代，人民是統治者，政府公職人員，是人民所選出來的公僕，他們的責任，在於為人民服務。在這個時代，主流的知識階層，是公共知識分子，他可以是民間的學者，也可以是政府的公職人員。
在民主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是人民理念上的真正統治者。由於公共知識分子，不受專制統治者的制約，反而導致了公共知識分子，另一種危機，這種危機，就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自律系統，他必須透過人的良心與道德正義感，來行使公共知識分子的職責。
然而，人的良心與理智，是有限的，當公共知識分子，面對各種利益與權力的誘惑時，他如何能夠保有自己應有的人格與立場？
我認為，公共知識分子，必須具有愛與正義的信仰，因為信仰是人類良心最後的監督者，如果人類沒有了這個心靈的監督者，那麼人類什麼事，都有可能做的出來。
例如，許多在西方國家，享受自由的知識分子，卻是危害自由價值的人。如美國女作家蘇姍．桑塔格、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伊德，《紐約時報》記者杜蘭蒂、還有無數為專制政權或恐怖主義辯護的知識分子。這些人，不僅破壞了人類正義與自由的價值，而且不斷地維護邪惡的政權。
公共知識分子，除了必須具有信仰之外，他還具有兩種特質。第一，在愛與正義的基礎上，他有權批判任何人，也有權要求任何人更正錯誤，沒有人可以限制他的言論自由；第二，在愛與正義的基礎上，他沒有權漠視，社會各種不公、不義、貧窮、苦難、失序與危機等問題，他必須站在所有人民的前面，對抗人間的邪惡與黑暗，即使是必須犧牲生命，也不可以推辭。
在民主時代，人類的公共知識分子，具有多重的義涵與特性，不同的文化，所產生出來的公共知識分子，可以解決人類不同的苦難與危機。在21世紀，全球民主化的潮流裡，每一種不同的文化，它們之間，應該建立和平對話與交流的機制，這種機制，有利於人類文明的大融合與互助。
人類不同的文化，就如同花園中，不同美麗的花朵一樣，人類沒有必要，在花園之中，只種同一種花朵，那是專制時代的思想，也是一元化封閉思考的模式。人類文化的多樣性，是人類文明燦爛的表征。
同理可證，不同文化，所產生出來的公共知識分子，將具有不同的見解與思維，這種不同的見解與思維，有利於人類解決未來，各種文明的危機，也有利於人類拯救，未來人類苦難的命運。
三、以人道的愛與正義，建立公共知識分子的立場
人道愛與正義的理念，是公共知識分子存在合法性，最有價值的基礎。這種價值理念，可以建立公共知識分子，各種優良的特質。
例如，高貴的靈魂、堅定的信仰、明確的立場、永不妥協的意志、具有人道的勇氣、判斷是非的能力、建立核心的價值觀、保持人的責任感、堅持自由的價值等。
20世紀，人類公共知識分子，犯了許多不可原諒的錯誤與罪行。也許這些公共知識分子，在剛開始時，具有偉大的人道主義思想，例如中國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員。然而一旦手段的不義，取代了正義的目標之後，其革命的結果，必然是不義的。這就是20世紀，中國苦難的根源。
我認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如果沒有明確愛與正義的立場，那麼他有可能，在複雜的人文思潮，或狂情的群眾體系之中，迷失了自我，甚至成為邪惡政權的一個部分。
為什麼20世紀，大部分的中國公共知識分子，都會犯這些嚴重的錯誤？這些錯誤，使中國人民，承受了許多不必要的貧窮與苦難，到底這些錯誤，是什麼原因所造成的？
事實上，非常容易理解。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缺乏明確愛與正義的立場，一旦出現各種熱情的革命口號，或美麗的謊言時，那時所有的人，就會像飛蛾一樣，撲向火燄！最後集體滅亡。
為什麼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這麼容易受到蠱惑呢？一個人如果沒有對愛與正義，有明確的立場，那麼人便很可能為了偉大的理想，輕易接受不義的手段，這就是功利主義，對人類最大危害之處。
在20 世紀當中，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提出了許多改革的意見，這些改革的意見，看起來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未必經得起檢驗。為什麼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無法判斷是非呢？因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普遍缺乏愛與正義的信仰，一旦面對不同的理論或複雜的時代狀況時，便很難站穩立場，作合理的價值判斷。例如:
1. 滿清末年，政治腐敗，孫文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主張，中國人民，也管不了愛與正義的原則，只要能夠推翻滿清，先接受了再說。為什麼中國人會用民族主義，來取代人權革命？如果不主張人權革命，那麼如何能夠實行民主憲政？
2. 中國軍閥割據，孫文提出統一中國的主張，中國人民，也管不了愛與正義的原則，只要能夠讓中國平靜，先接受了再說。中國人為什麼會接受專制思想的大一統意識，而不能接受陳炯明所主張的聯邦思想？如果中國不接受聯邦思想，那麼如何能夠實行民主憲政？
3. 日本侵略中國，蔣介石號召人民抗日，中國人民，也管不了愛與正義的原則，只要能夠讓中國順利抗戰，先接受了再說。中國人為什麼將抗日與擁護專制政權，聯在一起？世界上有許多的民主國家，他們並不需要用擁護專制政權的方式，來進行對外抗戰，為什麼中國人民，想不明白？
4. 國民黨專制腐敗，中國人民，也管不了愛與正義的原則，只要能夠推翻國民黨，就算是共產黨也無所謂，先接受了再說。中國人民為什麼將反對國民黨與主張專制的共產黨政權，又聯在一起？共產黨以仇恨與鬥爭起家，他們主張一黨專政，他們與專制的國民黨，有什麼差別？為什麼中國人民，看不清楚呢？
5. 現在共產黨專制腐敗，台灣實行民主政治，有些中國人民為了擔心台灣獨立，也管不了愛與正義的原則，只要能夠阻止台灣獨立，就算開啟戰爭，也無所謂。為什麼有些中國人，沒有辦法接受民族自決與人權理念呢？因為他們不是用人道的愛與正義，來思考人的問題，因此一旦狂熱的民族主義，出現時，大部分的人，都被迷惑了。
以上所提的中國人，他們的出發點，可能是好的；他們的目的，也可能是善意的。但是一旦所採取的手段，違背了愛與正義的原則時，那麼它的結果，必然也違背愛與正義的目標。
人類的公共知識分子，如果放棄了愛與正義的原則與立場，那麼他有可能成為，維護邪惡政權的工具，或者成為延續人類苦難的肇因者。
我認為，人類的公共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原則，在於明確自己的立場。這種立場，必須具備有愛與正義的核心價值觀，否則他無法產生偉大的信仰、高貴的人格、承擔社會道義的決心、對抗社會不公不義的勇氣等，這些特質，都是人類的公共知識分子，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我堅決信仰，人道愛與正義的理念，是人類的公共知識分子，唯一合法性存在的基礎。
四、人類文明的危機
人類的公共知識分子，並沒有膚色、種族、國家或性別的區別。只有對人類，有良心的義務；也對世界，有道德正義的責任。
由於人類的公共知識分子，具有愛與正義的特性。這種愛與正義的特性，可以發展出許多美好的人文價值，例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博愛、理性、儉樸、節用、誠實、信用、平安、喜樂、幸福與和平等。這些價值，都是人類公共知識分子，高貴人格的必要特質。
21世紀人類的文明，產生了許多危機，這些危機，需要公共知識分子，來參與解決。如果這些危機，不能夠盡快有效處理，那麼它們有可能會，造成人類未來不可收拾的局面。
例如，人口膨脹、糧食短缺、貧富不均、過度工業化、狂熱的民族主義、國際領土糾紛、種族大屠殺、生化與核武器擴張、國際武器競賽、專制暴政、恐怖主義、金融風暴、傳染病、毒品泛濫、能源危機、生態浩劫、環境污染、自然災害、世界氣候變化、地球溫室效應、地球可持續性發展危機、地球毀滅等問題。
此外，在人文精神方面的困境與危機，如無神論、存在主義、虛無主義、物質主義、無限的自私與貪欲意識、民族仇恨意識、國際姑息主義、道德沉淪、精神墮落、科學濫用、反民主浪潮、人權侵害、反自由與平等、文化衝突等問題。
這些人類文明的危機，都必須藉由公共知識分子，提出偉大的理想方案，並且發揮人類偉大道德的勇氣，才能夠有效解決。
五、公共知識分子的道德責任
公共知識分子，如何才能承擔人類的道德責任？
非常簡單，只要他具有愛與正義的信仰、能夠判斷是非善惡、能夠愛人如己、能夠捨己為人、能夠大無畏地與邪惡抗戰、能夠維護人類的公理與正義、能夠保護大自然的生命、能夠保護地球可持續性的發展等，那麼他就可以承擔人類的道德責任。
我心目中的公共知識分子，是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富蘭克林、亨利（Patrick Henry）、亞當斯（Samuel Adams）、華盛頓、傑弗遜、林肯、馬丁•路德•金、甘地、泰戈爾、托爾斯泰、丘吉爾、哈維爾，昆德拉，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吉拉斯、泰瑞莎修女（Mother Teresa）、羅斯福、史懷哲（Albesrt Schweitzer）、雷奇•華勒沙（Lech Walesa）達賴喇嘛、裡根、小布什等人。
因為他們為了維護人類偉大的正義與自由，付出了理想與熱忱。他們絕絕對不與邪惡或專制政權妥協，由於他們能夠堅持公理與正義的信仰，因此使人類的文明，能夠逐步走向偉大光明與正義的大道。
公共知識分子，絕對不能與邪惡妥協，也不能向專制暴政屈服。他不能為了理想，隨便出賣愛與正義，也不能隨意出賣個人的良心與靈魂，否則他就沒有資格成為一位，受人尊敬的公共知識分子。
我堅信，人類的公共知識分子，只要能夠堅守愛與正義的立場，他必然會產生，巨大的心靈力量與智慧，這種力量與智慧，可以幫助他，承擔人類的道德責任。
21世紀，人類公共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如何盡快終結邪惡政權，這些邪惡政權，如專制政權、共產暴政、恐怖主義等。他們是人類文明的公敵，也是人類愛、正義、自由、平等、民主與人權理念的破壞者。只要這些邪惡政權，存在一天，那麼人類就必須接受各種苦難與危機。
讓全世界所有的公共知識分子，團結起來，一起消滅這些邪惡的政權吧！
2005-2-7
──轉自《新世紀》(//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