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3日訊】以民間壓力推動現制度走向自由民主的漸進革新，已成為當下改革的有效路徑。

當共產極權體制在整體上崩潰之後，人類歷史的發展方向已經明確：個人的自由權利成為最受尊重的價值，憲政民主也就必然成為最受尊重的制度。

對自由的追求和對強制的厭惡，在根本上並不是來自理論和設計，也不是來自所謂“文化素質”或“知識積累”，而是來自人性的本能欲求和自發行動，來自多元化的個人經驗的漸進累積。追求自由權利的本能欲求一旦覺醒，就會導致難以抑制的自發行動，並通過漸進累積和成功示範而逐步變成普及性的社會常識，任何強制力量都無法滅絕其頑強的生命力。而理論至多起到喚醒被壓抑被遮蔽的本能的作用，人工設計常常起到適得其反的強制壓迫。

在此意義上可以說：人是命定要自由的，此乃上帝所賜的最好禮物，追求自由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天職”。

在當下中國的改革中，這種來自人性的天然追求，表現為民間人權意識的覺醒之後，民間動力與官方壓制之間的博弈。

儘管，經歷了二十五年改革的中共政權，在文明模式的選擇上仍然拒絕憲政民主，在當下策略的選擇上仍然固守跛足改革的“鄧小平模式”——經濟發展與政治停滯的分裂，中國目前在其他領域的兩極分化，在根本上源於鄧模式的政經分裂。然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改革的畢竟出現過雙足並行的“趙紫陽模式”——經濟發展和政治進步的同時展開，這一模式為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提供了正確的方向。遺憾的是，趙紫陽模式的改革剛剛起步，就因鄧小平製造的六四大屠殺而中止。然而，六四後，中共政權合法性嚴重流失，蘇東共產極權帝國已經崩潰，經濟全球化、世界民主化的大勢之明朗和國內民間權利意識的覺醒所形成的合力，使中國現代化的未來走向，誤入歧途的概率越來越小，而迷途知返的概率越來越大。

當下中國，已經由高度極權化的整體社會變成日益分化的後極權社會，雖然還不能說已經形成了多元化的社會結構，但起碼是走在多元化的道路上。社會的三大組成部分——經濟、政治和文化——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已經不再是鐵板一塊，而是出現了越來越明顯得分化。在經濟上，指向市場經濟的改革使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在文化上，正統意識形態的衰落使人們的價值趣味日趨多樣化；唯有在政治上，官方仍然堅守權力一元化的僵硬體制。但在經濟和文化的多元化蠶食下，體制內也不再是鐵板一塊，其利益主體和價值觀念一直處在急遽地分化之中。特別是在主流民意的積極壓力和消極抵抗的雙重作用之下，民間資源迅速擴張，官府資源迅速萎縮，政權固守舊制度的成本越來越高，管制能力也越來越弱，力不從心已經成為中共現政權的統治常態。

一直以來，國內精英和西方輿論，習慣於把中共政權看作改革的主導力量，所以他們最關注的往往是中南海的動向。而在我看來，這樣理解中國改革，既是遠離事實，也是不公正的。因為，現實中的中國改革始終循著兩條相互較力的邏輯發展著：一條是執政黨的顯在邏輯，即為了保住政權和權貴們的既得利益，發動並堅持“做大蛋糕式”（效益優先）的跛足改革，用滿足被統治者的溫飽來換取民眾對現行制度的認可。在中國的現行體制和官方奉行的跛足改革之下，穩定第一和權貴利益優先的改革策略，必然依賴於對中心城市和精英階層的優惠收買，而中心城市的快速發展是以邊緣地區的日益落伍為代價的，極少數人一夜暴富是以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受損和踐踏社會公正為代價的，經濟高增長是以犧牲環境、浪費資源、摧毀倫理為代價的。

所以，官方的改革邏輯有著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1，市場經濟與壟斷管制的矛盾。旨在維持高增長的經濟改革，已經使市場化和私有化變成民間自發追求的目標，這種民間目標天然地抗拒政府的壟斷式管制，即要求壟斷式管制和行政權撤出，建立法治化的自由市場和公平競爭。2，權貴私有化及效率優先與社會公正的矛盾。在公共權力分配極為不平等的前提下，也就是在官權畸形強大而民權畸形弱小的前提下，做大蛋糕、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再分配政策，實質上變成了權貴私有化對全民財富的掠奪，而旨在克服社會公正危機的財富再分配，天然地拒絕“強盜式資本主義”，要求對政治權利的公平分配。3，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必然造成愈演愈烈的官權腐敗，而反腐敗反剝奪反兩極分化已經成為民間的最大訴求。這種官民對立使政權主導的跛足改革越來越喪失合法性。

另一條改革邏輯是民間的潛在邏輯，由市場制度和民間自利意識的自發動力構成，它不滿足於官方固守的跛足改革，而主張政治和經濟、私有化與社會公正相平衡的整體改革。在根本上，當下中國的貧富兩級分化的根源，絕非資源匱乏和人口太多的限制所致，也並非轉型過程中的必然現象，而是源於官權的富足和民權的貧困的制度性不公，沒有政治權利的公平再分配，也就不可能有經濟利益的公平再分配。所以，民間的自發動力所支援的經濟改革是指向自由而公平的市場化私有化的改革，所反對的是壟斷制度下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進而要求指向政治權利再分配的政治改革——民權的不斷擴張和官權的不斷收縮。換言之，民間邏輯（私有化及其個人權利意識）乃根植於人性的內在邏輯，一旦覺醒就難以逆轉，自發地拓展自己的資源範圍和社會基礎，並以爭取民權的訴求對官方邏輯構成挑戰和壓力。

兩種改革邏輯之間的關係，表面上看，顯然是官方邏輯主導改革，所謂“鄧小平模式”、“江朱模式”、“胡溫體制”等表述，就顯示著對官方主導的無條件承認。而實際上，民間邏輯才是推動改革的真正動力（比如：鄧復出得力於“四五運動”的民意支援；最早開始的農村改革來自農民的自發行動；1992年鄧南巡發動第二次改革，顯然是為了彌補六四屠殺給政權合法性和他本人的聲譽帶來的巨大損失……）。民間的自發力量推動著改革，官方對改革的推動或阻礙取決於是否順應民間壓力。改革有所進展，是官方為了自保而順應民間壓力的結果；改革受阻，是官方逆民意而動的結果。每一項改革都能進一步喚醒和釋放民間力量，而每一次倒退也都將引發民間的抵抗。民間力量一旦覺醒便不可阻擋，政府的角色也就變得越來越被動，即，中共政權在改革上的每一步推進，大都是民間的自發壓力累積到某個局部臨界點的結果。現在的中共政權變得更實用更機會主義，它才能對不斷加大的民間壓力做出靈活的政策調整，也才能在六四後維持住十五年的穩定。]

如果說，在20世紀80年代，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高層開明派，基本能夠對民意壓力作出積極的正面回應，為改革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強大動力，並曾一度主導了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並行的大方向；那麼，在六四之後的十五年中，黨內開明派的缺席和保守派的主導，使中國改革停滯在跛足模式的水準上。動員廣泛的八九運動所喚醒的民意，自發地推動著“道義在民間而權力在官府”的社會格局的形成，中國變革走向自由憲政的根本希望，就由八十年代的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轉向官民對立中的自下而上的民間推動，官民之間的現實博弈，也大都遵循著民間的自發擴張和官方的被動應對的邏輯。所有的局部性制度進步皆來自民間自發動力，以及民間壓力的點滴積累，官方對民意壓力只能在“不得不”的窘境中作出被動回應。所以，權利意識覺醒之後的民間，只有堅持體制外立場和持之以?痤o出獨立的聲音，逐漸把分散的民間力量凝聚成組織化的民間壓力，才能催生出更具建設性的民間力量，也才能不斷增強使體制內部發生有益變化的強大壓力，進而形成官民之間的良性互動。

中國的變革走到今天，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已經成為民間追求的現代化目標；無論現政權如何害怕和阻止，政治變革非但無法回避，恰恰相反，所有的推動變革力量——國內的自發力量和國際主流社會的壓力——越來越聚焦於政治改革這一核心問題，以民間壓力推動現行制度走向自由民主的漸進革新，也已經成為當下改革的有效路徑。

2005年1月20日於北京家中

－－轉自《人與人權》2005年2月第30期(//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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